《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A diagnostic framework 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readiness in developing-country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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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洪水及其他与水相关的灾害，暴露出发展中国家城市中传统灰色基础设施的局限性。蓝绿基础设施（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BGI）提供了一条有前景的适应路径，但其实施所依赖的条件远不止技术适宜性。在许多资源受限的城市政府中，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洪水及其他与水相关的灾害，暴露出发展中国家城市中传统灰色基础设施的局限性。蓝绿基础设施（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BGI）提供了一条有前景的适应路径，但其实施所依赖的条件远不止技术适宜性。在许多资源受限的城市政府中，BGI的推广受到治理碎片化、融资不稳定、技术能力薄弱以及公共合法性有限的制约。蓝绿基础设施诊断工具（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Diagnostic Tool, BGIDT）在大规模实施之前评估这些使能条件。该工具从四个相互依存的领域评估就绪度：政策与治理、经济与财政能力、技术与环境能力、以及社会与文化合法性。将BGIDT应用于代表高、中、低制度能力的三个哥伦比亚城市，结果表明就绪度取决于治理、财政、技术系统与社会合法性之间的协调一致。麦德林（Medellín）展示了协调的大都市治理如何增强财政、技术和社会能力。内瓦（Neiva）和皮塔利托（Pitalito）则说明了尽管有政策支持，碎片化的权力和不稳定的资源仍如何制约实施。BGIDT为城市政府、资助方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实用框架，用以识别实施差距、优先安排能力建设、定向投资并随时间监测就绪度变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正加剧洪水、滑坡、热浪及其他与水相关的灾害，对发展中国家城市造成尤为严重的影响。快速城市化、低收入社区的风险暴露以及有限的适应能力，放大了这些灾害的后果，削弱了城市政府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传统灰色基础设施仍是城市风险管理的主流手段，但在水文条件变化、公共预算紧张以及脆弱社区反复遭受损失且恢复手段有限的背景下，其适应性日益不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由此成为重要的气候适应策略，蓝绿基础设施（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BGI）是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BGI将河流、湿地、排水廊道和蓄滞区等水系系统与公园、绿色廊道、城市森林和恢复的生态网络等植被系统相整合，其功能不仅限于暴雨管理和洪水风险降低，还延伸至生态连通性改善、城市降温、生物多样性保护、宜居性和公共健康提升。
尽管BGI的效用已被广泛论证，其在不同城市之间实施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BGI的失败往往并非仅因缺乏技术设计或环境数据，而更多源于职责碎片化、维护资金缺位、技术人员难以维持实施、规划法规未要求或保护BGI，以及社区不认可基于自然的干预作为可靠的风险降低手段。现有评估框架多在高收入情境下设计，隐含地假设制度稳定、数据可靠、技术标准成熟、融资体系完善，而这些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通常难以成立。正式规划与执法薄弱并存、数据不完整或过时、项目资金不覆盖长期维护、非正式社区实践对干预成效起关键作用等现实，使得以技术性能或环境结果为主要评估对象的工具难以捕捉决定BGI能否实际实施和持续的制度条件。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评估缺口，提出蓝绿基础设施诊断工具（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Diagnostic Tool, BGIDT），用于在BGI大规模实施之前评估其使能条件和制约条件，并将其转化为可在城市间比较的透明评估标准。该工具不仅是评估框架，还作为治理工具帮助城市优先安排改革、协调机构、论证投资并监测制度学习进程。研究核心问题为：在实施不仅取决于技术可行性、还取决于治理协调、融资能力和社会合法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如何诊断BGI就绪度？研究通过三个子问题展开：哪些制度、财政、技术和社会文化条件塑造了资源受限城市情境下的BGI实施就绪度？如何将这些条件转化为既支持比较又不忽略地方语境的透明诊断框架？该框架如何区分具有不同制度能力水平的城市之间的就绪度差异？研究选取哥伦比亚作为实证情境，因其兼具国家层面对气候适应和NbS的兴趣、不均衡的城市能力、分权化环境治理、财政约束以及大都市、省会和较小城市之间的显著差异。工具应用于麦德林、内瓦和皮塔利托三个城市，分别代表高、中、低制度能力梯度。
**三、研究发现与结论**
研究通过比较三个城市的诊断结果发现，BGI就绪度取决于治理、财政、技术能力和社会合法性四个领域的相互协调。麦德林以94%的总分获得高就绪度评级，内瓦以50%获得中等级，皮塔利托以29%获得低等级。治理是该系统中最具协调性的条件——麦德林的大都市治理结构有效整合了规划、许可、融资和实施，而内瓦和皮塔利托的治理碎片化限制了财政连续性、增加了对外部技术支持的依赖并制约了长期实施。但治理并不能单独解释就绪度，财政能力决定城市能否将实施推进到试点项目之外，技术能力支撑可信的设计、监测和维护，而社会合法性影响BGI是否被接受为可行的洪水风险管理方案。任一领域的薄弱都会削弱其他领域的有效性，这印证了就绪度是由多领域协调产生的系统层面条件。
**四、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比较多案例研究设计，通过七个步骤的诊断流程应用BGIDT：界定范围、汇编证据、准则评分、聚合结果、就绪度分类、解释诊断模式、报告与决策使用。证据来源包括城市规划文件、发展计划、土地利用计划、技术法规、气候与灾害风险管理文件、流域规划材料、学术文献、灰色文献和机构资料，并辅以研究人员对哥伦比亚城市水治理的专业知识进行补充解读。评分采用0至3分的四点评分尺度，依据准则特定评分指南（补充附录表S1）进行裁决，并通过证据三角互证、准则特定评分指南和评分证据显式记录三项保障措施提高评分一致性和透明度。案例选取采用目的性抽样，麦德林代表高能力大都市、内瓦代表中等能力的省会城市、皮塔利托代表较低能力的小城市。此外，在内瓦开展试点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包括四次研讨会和一项涉及50名政府机构、环境机构和学术界代表的调查——用以检验诊断发现与利益相关者认知的一致性。
**五、研究结果**
5.1 机构实施路径
三个城市在BGI实施路径上遵循大致相似的序列：触发事件→法律授权→技术研究→规划整合→许可→融资→实施与监测。但案例间的差异并不源于该路径的正式存在与否，而在于高效推进该路径的能力差异。所有城市均在相同的国家灾害风险管理、气候变化政策和环境监管框架下运行，但将任务转化为实施的能力差异显著。
5.2 总体就绪度得分
BGIDT聚合结果显示三个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就绪度梯度：麦德林94%为高就绪度，内瓦50%为中等就绪度，皮塔利托29%为低就绪度。这一结果证明了BGIDT能够在共同国家政策框架内区分不同城市的实施就绪度。
5.3 领域层面结果
麦德林在四个领域均获得持续高分，呈现出均衡的制度轮廓。内瓦显示出较不均衡的模式：治理和技术能力相对较强，但经济和财政领域及社会和文化领域较弱。皮塔利托在全部四个领域得分最低，在经济与财政及技术与环境就绪度方面尤为受限。
5.4 就绪度模式比较
政策与治理就绪度：麦德林因BGI被整合进大都市规划、气候政策、技术机构和跨市协调而展现出最强的治理条件，AMVA提供了减少碎片化的协调结构。内瓦呈中等水平：规划文书纳入气候适应目标且获得区域环境机构CAM支持，但BGI尚未嵌入专项法规、机构授权或长期实施安排。皮塔利托的治理就绪度最低：BGI职责制度化薄弱，高度依赖CAM和外部组织提供技术研究和实施支持。
经济与财政就绪度：麦德林可综合调度市级、大都市级、伙伴关系和国际资金，BGI相关举措更易纳入更广泛的城市规划和投资计划，但长期维护资金仍是弱点。内瓦可获取市级和省级资金，但BGI专项资金有限、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应用极少，维护资金仍以项目为基础。皮塔利托地方预算有限、外部转移仍为重要资金来源，BGI相关活动高度依赖项目制支持，自主融资能力极为有限。
技术与环境就绪度：麦德林具备成熟的数据系统、专业人才、机构经验和大学及技术机构的伙伴关系。内瓦可获取区域环境数据和外部技术支持，但数据集不完整、技术能力未完全制度化、对外部机构的持续依赖限制了知识保留和实施连续性。皮塔利托严重依赖顾问和外部机构，缺乏自主的技术专长、更新数据集、设计标准和监测系统，构成制约长期实施能力的结构性约束。
社会与文化就绪度：麦德林通过可见的城市绿化项目、协同效益沟通和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获得最强公众合法性。内瓦公众对BGI作为气候适应策略的认知不足、参与有限、协同效益沟通薄弱，灰色基础设施仍被视为更熟悉的洪涝管理途径。皮塔利托对BGI的认知有限、参与以非正式或项目特定方式进行、公众对基于自然的洪涝管理信心薄弱，虽然有局部倡议但孤立且未制度化。
5.5 内瓦利益相关者参与
50名参与者识别出有限的政府资源是防洪准备的首要障碍，其次是社区参与度低。优先行动方面，韧性基础设施和预警系统获得最强支持，社区教育被认为重要但次于结构性措施。定性讨论反映洪涝管理以被动应对为主，洪水风险和准备的沟通有限，社区参与薄弱。机构利益相关者对BGI表示兴趣，但忧虑工作量、机构间协调以及在缺乏额外财政和技术支持下承担新职责的能力。利益相关者认知与BGIDT对内瓦的诊断结果总体一致。
**六、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层面对气候适应的认可本身并不足以支撑实施。就绪度水平的差异更多取决于城市协调机构、调动资源、维持技术能力和建立公众合法性的能力，而非政策承诺的存在本身。内瓦的参与式研究发现，制度代表提及的实践实施障碍——岗位能力有限、行政优先事项竞争、新举措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很少在规划文件中显性呈现，这凸显了诊断工具与利益相关者对话相结合的价值。研究同时指出，BGIDT将制度条件转化为透明的就绪度标准，作为治理工具超越了单纯测量框架的功能，为机构间协调和改革优先排序提供了共同基础。在实际应用层面，就绪度评估有助于区分实施潜力与投资风险，使城市能够根据制度能力排序干预措施，同时考虑环境需求。高就绪度城市可推进BGI规模化，中低就绪度城市则更适合先投资于治理、技术能力和长期维护再扩大实施规模。该框架与仙台框架、《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更广泛的适应议程相衔接，识别城市将适应承诺转化为持续实施所需的制度条件。研究局限包括：三个案例均位于单一国家情境；单评估者执行限制了评估者间可靠性检验；现行标准计数权重作为透明基线仍待替代权重方案测试；内瓦利益相关者参与仅构成初步可行性检验。未来研究应扩展至更多制度与气候情境的跨案例应用、检验替代权重方案的影响、通过多方参与评分评估可重复性并追踪就绪度随时间的演变。最终，BGI就绪度在本质上首先是治理挑战而非纯粹的技术或环境问题，BGIDT通过将治理、财政、技术和社会维度整合进单一诊断框架，使城市能够识别实施约束、优先安排制度改革并支持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进行更具战略性和情境敏感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