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Is Circular the new Resilient? Rethinking EU Performance through a New Sustainable Resilien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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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欧洲国家面临日益加剧的环境压力、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以及对材料依赖性的担忧，可持续韧性概念在欧盟政策和学术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尽管循环经济（CE）被广泛视为应对资源和气候挑战的战略手段，但循环经济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实证联系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构建
摘要：随着欧洲国家面临日益加剧的环境压力、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以及对材料依赖性的担忧，可持续韧性概念在欧盟政策和学术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尽管循环经济（CE）被广泛视为应对资源和气候挑战的战略手段，但循环经济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实证联系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构建了2010–2022年间欧盟26国（EU-26）的可持续韧性指数（SRI），整合了环境压力、循环性、创新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PCA），该指数捕捉了多维度的系统性韧性。结果显示，各国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SRI得分从罗马尼亚接近于零到丹麦和卢森堡高于90不等，并且在观测期内呈现出明显的西北至东南地理梯度。结果表明，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与SRI的关联性强于循环性指标。这提示，尽管循环经济通过减少材料依赖和进口暴露与长期韧性相关，但其作用相对于更广泛的结构性能力仍处于次要地位。观察到SRI得分呈逐渐趋同态势，主要由排名较低国家的改善所驱动，但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显著。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可持续韧性追踪框架，并为将循环经济战略与结构性能力建设、地方化发展以及欧盟的开放战略自主议程相结合提供了政策相关洞见。JEL分类号：Q56, C38, O11, F63
论文解读：循环经济、可持续韧性与欧盟结构性能力——基于可持续韧性指数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在欧盟政策议程中已从单纯的环境治理工具逐步演变为支撑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的战略框架。在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关键原材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 CRMs）供应风险以及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压力下，欧盟对第三国的战略依赖暴露出其经济的脆弱性。例如，2023年欧盟95%的稀土元素进口仅来自中国（46%）、俄罗斯（28%）和马来西亚（20%）；天然气进口格局的剧烈调整亦凸显了外部冲击的传导效应。欧盟《绿色新政》《循环经济行动计划（2020）》及《原材料倡议》均将循环经济定位为构建“开放战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的支柱，然而，循环经济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实证联系仍显著不足。既有循环经济评价指数（如Ailinc? et al., 2022；Marjanovi? et al., 2025）多聚焦于资源效率、废弃物减量与排放控制等环境维度，未能将创新能力、生产能力等结构性经济因素纳入分析，从而难以捕捉循环转型所需的系统性前提条件。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整合环境压力、资源循环性、创新能力与经济开放度的复合指数——可持续韧性指数（Sustainable Resilience Index, SRI），以欧盟26国2010–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开展跨国、纵向比较与政策相关分析，填补循环经济与韧性实证研究的空白。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构建可持续韧性指数。样本涵盖欧盟26个成员国（塞浦路斯因数据缺失排除），时间跨度为2010–2022年。从环境经济学、创新系统与韧性理论出发，选取7项候选指标：循环材料使用率（CMU）、能源进口依赖度（EID）、经济全球化指数（EIG）、消费型温室气体足迹（GHGFP）、创新能力（IC，以人均环境专利数衡量）、生产能力指数（PCI，源自UNCTAD）以及能源多样化指数（EDI，基于Gozgor & Paramati方法自行计算）。所有变量经标准化处理（均值为0，标准差为1），方向一致的逆指标通过符号反转统一。在构建SRI时，经过稳健性检验剔除能源相关指标（EID、EDI），最终纳入5项核心指标：CMU、EIG、GHGFP、IC、PCI。采用回归法因子得分计算指数权重，得分系数为：SRI = 0.209·NCMU + 0.251·NEIG ? 0.263·NGHGFP + 0.273·NIC + 0.322·NPCI。同时执行了Bartlett因子得分、主因子分析及等权重加权三种替代方案，验证指数结构稳健性。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数据结构
描述统计显示，欧盟各国在循环性（CMU）和创新能力（IC）方面离散程度最大，表明循环转型与创新绩效在成员国间分布不均；结构性指标（EIG、PCI）的跨国变异相对较小。
（二）相关矩阵与初步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创新能力与生产能力呈最强正相关（r = 0.741, p < 0.001），二者均与循环材料使用率、经济全球化及温室气体足迹正相关；能源相关指标（EID、EDI）与核心指标的关联较弱且不一致，经多种数据处理的稳健性检验确认其构成独立维度，故未纳入SRI。
（三）SRI的构建与载荷解释
主成分分析显示，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56.4%，特征值2.822，其余主成分特征值均小于1；Kaiser准则与碎石图均支持提取单一主成分。因子分析（主因子法）得出相同特征值结构，似然比检验（χ2 = 629.63, p < 0.001）与Cronbach's alpha（0.80）确认5项指标内部一致性良好。载荷结构表明：生产能力载荷最高（0.541），其次为创新能力（0.458）、经济全球化（0.422），循环材料使用率载荷较低（0.352），温室气体足迹为负载荷（?0.442）。该结构说明生产与创新能力是SRI最核心的关联维度，循环性的贡献相对次要。
（四）跨国比较与指数分布
SRI得分（0–100重标度）显示显著且持久的异质性：罗马尼亚2010年接近0分，卢森堡和丹麦早期接近100分。EU-26均值在43.8至47.2之间波动，无持续上升趋势；跨国标准差从2010年的26.34降至2022年的18.72，表明存在渐进趋同，主要由低分组国家改善驱动。依据平均得分，可将国家划分为三档：高韧性组（8国，平均62.0–87.9）包括荷兰、丹麦、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芬兰、爱尔兰、瑞典；中等韧性组（11国，均值接近45.7）包括爱沙尼亚、奥地利、法国、马耳他、捷克、西班牙、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低韧性组（7国，5.5–28.7）包括葡萄牙、立陶宛、希腊、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地理分布呈现显著的西北至东南梯度。纵向动态显示：克罗地亚增幅最大（Δ = +18.83），拉脱维亚（+12.55）、罗马尼亚（+12.11）、立陶宛（+7.47）、斯洛伐克（+6.7）紧随其后；芬兰降幅最大（Δ = ?23.88），其次为卢森堡（?22.57）、丹麦（?13.78）、德国（?12.62）、斯洛文尼亚（?8.82）。芬兰和丹麦的下降主要源于标准化创新能力的显著恶化（NIC分别下降1.41和1.88个标准差），斯洛文尼亚的降级则主要由生产能力指标的恶化驱动（NPCI下降1.54个标准差）。爱尔兰呈现非线性轨迹，2019年峰值78.2后回落至2022年的57.04，反映其国民账户结构和温室气体足迹的敏感性。
（五）结构断点分析
利用国家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并加入事件特定水平移位与趋势移位虚拟变量，进行Wald F检验。结果表明：COVID-19疫情导致SRI即时显著下降4.44点（p < 0.001），随后出现每年4.72点的正向趋势恢复（p = 0.041）；俄乌战争对应即时下降5.09点（p = 0.024）；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仅10%水平显著）和英国脱欧（不显著）均未构成显著的panel-wide断点。这说明SRI主要对系统性全球外部冲击敏感，而非区域性或政治性事件。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可持续韧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循环材料使用率的贡献虽然为正但相对有限。这并非否定循环经济对韧性的意义，而是表明循环转型的成果取决于是否存在支撑性的结构能力。低韧性组国家同时面临低循环率与薄弱的创新、生产能力，说明其转型障碍是结构性的，而非单纯监管缺失。地理上的西北—东南分异与循环经济知识生产的不均衡分布相互强化（Türkeli et al., 2018），创新生态薄弱的国家更难吸收和部署循环战略。SRI观测到的趋同属于相对趋同，绝对差距仍很大；高韧性国家的得分下滑提示其不能依赖既有优势，需持续投资于创新与生产能力。结构断点分析显示SRI对疫情和战争冲击有显著响应，但对债务危机和脱欧不敏感，指示该指数能够捕捉系统性冲击对韧性能力的影响。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构建并应用了2010–2022年欧盟26国的可持续韧性指数（SRI），将环境、循环性、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维度整合于单一的主成分分析复合框架中。主要发现如下：第一，SRI揭示了欧盟成员国在可持续韧性方面显著且持久的异质性，并呈现贯穿整个观测期的西北至东南梯度；第二，因子载荷结构确认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与可持续韧性关联最强的指标，其次为经济全球化，循环材料使用率贡献为正但程度较低；第三，SRI得分呈现渐进趋同（跨国标准差在2010–2022年间下降28.9%），主要由低排名国家的改善驱动，但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绝对差距仍巨大；第四，若干值得关注的个别轨迹——芬兰和丹麦的持续下降以及克罗地亚和拉脱维亚的大幅提升——表明韧性转型具有动态和非线性特征，仅靠聚合指数无法充分解释；第五，SRI对COVID-19疫情和俄乌战争等重大全球外生冲击表现敏感，而对欧洲债务危机或脱欧等局部事件未显示显著结构断点，表明该指数捕捉到的是韧性相关能力对系统性而非区域性或政治性冲击的整体响应。这些发现共同支持本文的核心论点：循环经济通过减少材料依赖和进口暴露与长期韧性相关，但其当前对国家层面可衡量的韧性结果的贡献相对于更广泛的结构性能力仍处次要地位。这并非反对循环经济政策的结论，而是关于顺序与前提条件的结论：缺乏生产和创新基础设施来采纳并扩展循环战略的国家，不能指望仅靠循环指令就获得韧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