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西斯主义的制度面孔与批判性回应：从国会山事件到生态未来的跨域考察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Editorial introduction: Volume 44, Issue 5: Antifascist scholarship on the terrain of the uncanny

　　2021年1月7日，迈克·戴维斯为《新左翼评论》撰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快报，辛辣地嘲讽了前一天闯入国会大厦的那些人所扮演的滑稽角色——他们名义上是为了"阻止窃取"而阻止国会认证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以此某种方式为唐纳德·特朗普保住第二个任期。一名妇女丧生，联邦工作人员遭到残忍殴打，而那些还在为人人皆知的乏味自由派们所纠缠的规范问题而手捂胸口的人，完全不知所措，无法理解他们刚刚在电视上目睹的一切。戴维斯的那篇事后快报（愿死者安息，正如我的古拉人/吉基合作者所说）有两处错误，在我看来，这些错误恰恰体现了美国左翼如何误读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威胁。首先，他将现场的图像和暴力行为仅仅视为一场"摩托车帮"的cosplay（这话出自一个从未被摩托车帮直接威胁过的人之口，我只能如此假设）。他在描述那些闯入国会大厦的人时写道："本质上就是一大群装扮成马戏团演员的摩托车帮……他们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子"并且"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如此，但即便在当时，这番话在我眼中也显得缺乏好奇心，对法西斯主义可能采取的荒诞形式抱有一种无谓的漠然态度。娜奥米·克莱恩（2023年）对极右翼的表演性和荒诞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她指出，滑稽可笑本身就是其要旨所在。她认为，极右翼以"马戏团演员"的装扮搭配一个心照不宣的眨眼（如今的年轻人称之为"网络恶搞"）作为一种政治表达方式，使得严肃人士在进行真正、真诚的批评时，往往也不得不让自己沦为笑柄。但戴维斯在同一篇文章中犯下的另一处根本性关联的错误，是他写道："让我说清楚：共和党刚刚经历了一次不可弥合的分裂。"他写道，那是"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而MAGA将不得不组建自己的政党——被"深感忧虑"的传统共和党人在后特朗普时代逼出来。戴维斯没能活到看清自己大错特错的那一天——没能看到，事实上，一个在特朗普2.0领导下重新崛起的政党正在成形，这个政党更加荒诞、更加滑稽可笑，而对于移民、跨性别人士、巴勒斯坦人、在学校就读的伊朗女孩以及无数遭受这个政府恣意妄为之残酷对待的其他群体而言，它更加危险。而这个政党成功吸引了美国选民的关注，足以赢得白宫和白宫两院的控制权。自戴维斯那篇即兴而作的反应文章以来，批判性学者们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法西斯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不再过于担忧自己会显得像那些令人尴尬的、为资产阶级规范和制造资本主义条件的体系辩护的"抵抗自由派"。《社会与空间》一直积极发表那些从激进视角出发、认真审视当代社会形态中经历和展现的各种威胁、脆弱性与抵抗的多重维度的文章。我们近期关于"日常与新兴生态法西斯主义"的系列文章便是如此，我们在2026年美国地理协会年会上的全体大会专题研讨（与努尔·朱达、什里·帕斯特纳克和优素福·阿尔-贝卢什合作）也是如此。本期有三篇文章将分析视角转向了在当代格局中行使权力的制度形式，思考当代美国法西斯主义的诡谲领域中语言、表演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关系。约书亚·因伍德在《复仇降临：复仇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与特朗普的美国地理想象》中，将特朗普的复仇政治解读为一种并非异数、而是长期围绕复仇、叙事控制和种族替罪羊制造而组织的定居者殖民和种族资本主义想象力的浮现——这种想象力将大学本身也视为目标，将攻击联邦研究基础设施与攻击跨性别人权和移民保护并置在一起。詹姆斯·爱德华·布莱恩、丹妮尔·普里富伊和萨拉·史密斯将这种纠缠关系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作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一所拥有234年历史的机构，建立在被窃取的切罗基人和奇克索人土地上，由奴隶劳动建造）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他们在《在被窃之土上，由被窃之人》中将校园作为分析对象。他们的"土地归还与废奴计划"将大学的清算融资方式、建筑命名和警务管理作为档案和教学工具，拒绝定居者那种将去殖民化简化为隐喻的无辜化策略。希洛·克鲁帕在《警务化与警务技术官僚驱力的运作性平庸》中，转向审视那种将种族化秩序以中立程序加以管理的制度系统，展示了从破窗理论和CompStat到PredPol和ShotSpotter的数据驱动警务，是如何不是为了准确性而优化，而是为了保持运作而优化的——它在使空间不平等本体化的同时，回避了对不平等的任何清算——文章最后以重绘地图的实践来重新定义问题。另外三篇文章则关注国家通过劳动、流动和基础设施介入日常生活的场域。艾米·张在《拆解之劳动：中国循环经济中的废弃劳动与身体知识》中，将广州非正式废品回收者的工作重新框架化为一种拆解基础设施，循环经济在依赖它的同时却否认它的存在；他们对物质的身体化知识——通过火焰、气味和熔丝拉力来辨别不同塑料——及其与毛式回收利用的连续性，动摇了该行业对于新颖性和清洁性的主张。阿尤什曼·巴加特在《作为旅行理论的迁徙自主性：来自尼泊尔的情境化原则》中，将一种理论从其欧洲起源地带到一个限制公民外流而非移民内流的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时间性：秘鲁Intag山谷乡村道路建设、幽灵采矿与善治的民族志研究》中，香特勒·阿莱娜·法尔科纳和波琳娜·鲍姆-塔尔莫尔发展了"时间不协调"的概念，用以描述在buen vivir（善治/美好生活）这一后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下，发展是如何在厄瓜多尔Intag山谷中被协商的：当新自由主义发展将其承诺推迟到未来时，buen vivir国家却以当下即可获得的可居住性来奠定其合法性，同时又通过以未来开采为代价的"发展债务"来资助当下，使得Intag山谷的居民不得不在眼前需求与一条拟建道路可能有一天带入的幽灵般矿山的威胁之间进行权衡。另一组文章则探讨生态未来是如何被想象、被恐惧和被治理的。卢卡·马韦利在《母性石油工业：通过石化-女性空间想象来治理气候行动欲望》中论证，石油工业的后否认主义转向不仅是漂绿，也是一种性别化的欲望治理模式。马韦利创造了"石化女性气质"这一概念，指代石油公司将自己重塑为关爱大自然的母性形象、从而将气候行动欲望与维持碳密集型生活的欲望调和起来的策略。梅肯·霍尔特在《与其他世界的推测性实验：气候虚构如何在丹麦环保主义者中维持激进希望》中，追踪气候虚构在丹麦环保主义者话语中那些常被半记住的痕迹，论证无论是乌托邦式还是反乌托邦式的气候虚构，都为环保主义者提供了"成为乌托邦主义者"所需资源。在《档案的微观政治：德黑兰对（城市）自我的电影表征》中，索迈耶·法拉哈特认为，即便是自觉反帝国主义的电影，也可能复制它所意欲抵抗的殖民习性。20世纪60至70年代德黑兰的抵抗电影通过仅以帝国"他者"为参照来定义城市自我，将日常生活贬黜为一个"盲区"，并产生了一种"消极认同"，这种认同殖民了它们声称要捍卫的日常生活体验本身，从而在"南方内部"制造出更多的"南方"。**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就本文的研究、撰写和/或出版而言，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资金来源**作者就本文的研究、撰写和/或出版未获得任何资金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