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Open》：How Multidimensional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Affects Elderly Depressive Symptom: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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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作为家庭养老的核心机制，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关联已被广泛检验。本研究选取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旨在探讨成年子女多维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结果表明，
全球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作为家庭养老的核心机制，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关联已被广泛检验。本研究选取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旨在探讨成年子女多维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结果表明，子女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日常照料均与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其中日常照料的作用最为突出。本研究还指出，经济支持与日常照料在抑郁症状关联中呈现显著的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而情感支持与其他两类代际支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通过分组检验，研究发现代际支持与抑郁症状的负向关联存在群体异质性，在女性、农村户籍、低教育程度及非在婚老年群体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可在政策设计中优先考虑日常照料与高频情感互动，同时应针对个体特征制定分层的老年心理健康干预策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中国正从中度老龄化迈向深度老龄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3.1031亿，占全国人口的22.0%。与此同时，抑郁等心理障碍在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家庭养老占据核心地位的东亚社会，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被视为缓解老年人抑郁风险的关键非正式机制。然而，现有研究对多维代际支持与抑郁症状关联强度的比较分析相对不足，对不同支持维度之间的交互机制缺乏理论假设与实证检验，也难以解释代际支持效应的群体异质性。本研究基于“经济—情感—服务”三维分析框架，整合代际团结理论（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与中国孝道文化规范，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系统考察成年子女多维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关联，并探讨支持维度间的交互模式及群体异质性，旨在为优化中国养老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选取2020年CHARLS最新公布的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该调查由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实施，覆盖中国28个省份150个区县，具有全国代表性。根据研究目的，筛选60岁及以上且有成年子女的老年人，排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样本后，最终获得5220个有效样本。因变量为抑郁症状得分，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版（CESD-10），得分范围0至30分。自变量包含三维度：经济支持以净经济支持（千元/年）测量，即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转移减去父母给予子女的转移；情感支持操作化为见面频率与联系频率两个连续变量（次/年）；日常照料采用子女帮助这一二分类变量（0=无，1=有）。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教育水平、居住地、户籍类型、子女数及自评健康。实证分析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辅以交互项检验和分组回归，并通过增加控制变量和更换有序概率模型（Oprobit）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诊断方面，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所有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1至1.40之间，平均VIF为1.20，不存在严重共线性；异方差检验显著，故全部回归均报告异方差稳健标准误（White标准误）。
**三、研究结果**
**3.1 描述统计**
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老年人抑郁症状平均得分为9.556（标准差6.570），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个体差异显著。净经济支持均值为3.530千元，数据离散程度较高，两极分化特征突出。情感支持方面，年均见面40.300次、年均联系48.407次，高频互动与零互动并存。子女帮助覆盖率为78.8%，与东亚家庭代际责任传统相符。
**3.2 回归分析**
研究构建五个OLS回归模型，依次纳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全模型结果显示，净经济支持系数为-0.005（p<0.05），即净经济支持每增加1000元，抑郁症状得分平均降低0.005分；见面频率系数为-0.004（p<0.01），联系频率系数为-0.004（p<0.01），高频互动持续与较低抑郁症状相关联；子女帮助系数为-1.455（p<0.01），即获得子女日常照料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得分平均低1.455分，效应量在三个维度中最为突出。控制变量中，性别（β=-1.505，p<0.01）、教育水平（β=-0.857，p<0.01）、城市居住（β=-0.681，p<0.01）及自评健康（β=-2.283，p<0.01）均显著负向关联抑郁症状，自评健康为最强预测因素。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模型稳健性，研究首先在模型中加入亲子关系状态与生活满意度两个新变量，样本量调整为5206，核心解释变量的效应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保持稳定。其次，将因变量按8分和10分临界值转换为有序分类变量，替换线性回归为Oprobit模型重新估计，各支持维度对抑郁症状的保护效应与主模型高度一致。上述检验共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4 交互效应检验**
为考察多维支持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构建经济支持×日常照料与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两组交互项。结果显示，经济支持与日常照料的交互系数为-0.011（p<0.01），呈显著负向交互，表明两类支持之间呈现替代模式。具体而言，未获得日常照料的老年人中，经济支持对抑郁症状的负向关联相对较强；而在已获得日常照料的老年人中，经济支持的边际效应显著弱化，其作用被日常照料的主效应所覆盖。预测值趋势图进一步显示，有照料组与无照料组的抑郁得分差距稳定在约1.4分，经济支持的变化对抑郁得分影响有限，直观验证了替代关系。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的交互项不显著，未观察到协同或替代关系，表明二者经由不同路径独立发挥保护作用。
**3.5 异质性检验**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方面，经济支持与联系频率仅在女性群体中显著（β=-0.007，p<0.01；β=-0.005，p<0.01），见面频率在男性中效应更强（β=-0.005，p<0.01），日常照料对两性均显著；城乡方面，经济支持与见面频率仅在农村显著（β=-0.010，p<0.05；β=-0.004，p<0.01），联系频率仅在城市显著（β=-0.005，p<0.01），日常照料对城乡均显著；教育水平方面，经济支持与日常照料在低教育组更突出（β=-0.011，p<0.01；β=-1.540，p<0.01），见面与联系频率在高教育组更显著（β=-0.007，p<0.01；β=-0.008，p<0.01）；婚姻状态方面，所有支持维度仅在非在婚组显著（β介于-0.005至-1.541之间），在婚组均不显著。整体而言，代际支持与抑郁症状的负向关联在女性、农村、低教育及非在婚等弱势群体中更为明显，验证了正式养老服务不足情境下家庭支持补偿效应的核心逻辑。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日常照料对抑郁症状的负向关联最为突出，符合东亚家庭“功能性孝道”的实践逻辑；情感支持中远程联系与见面效应相当，反映出数字时代代际支持模式的变迁；经济支持的独立效应较弱，受到孝道文化强调代际互惠以及净经济支持测量方式的双重约束。交互机制方面，经济支持与日常照料同属工具性支持，存在功能重叠，当日常照料已满足老年人的工具性需求时，经济支持的边际效用便显著降低；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对应老年人不同维度的心理需求，分别经由物质保障与情感连接路径发挥作用，相互独立。群体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资源越匮乏、正式养老服务可及性越低的群体，代际支持对其抑郁症状的保护作用越突出。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基于2020年CHARLS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系统检验了成年子女多维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关联。核心贡献有三：其一，量化了三种支持维度与抑郁症状关联强度的差异，确认日常照料为关联最强的支持类型；其二，验证了经济支持与日常照料之间的替代模式，并结合代际团结—冲突理论与中国孝道文化提供了本土化解释，丰富了多维支持交互机制的理论认知；其三，揭示了上述关联在性别、城乡、教育及婚姻状态方面的异质性，证实了家庭支持对正式养老服务不足的补偿逻辑。政策层面，应优先强化日常照料与高频情感互动等非经济支持，通过完善探亲假制度、推广数字沟通工具等途径实现；经济转移政策应瞄准农村、低教育及非在婚等弱势群体，避免普惠式发放；同时需实施分层干预策略，农村侧重经济支持与面对面互动，城市提高日常照料质量与远程沟通可及性，低教育群体保障基本生活照料与经济安全，老年女性关注情感支持可及性，非在婚老年人构建“子女支持+社区补充”的双重保障体系。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自我报告数据存在测量偏误，且未纳入代际冲突等负面互动维度，未来可借助纵向面板数据、临床评估指标及亲子配对数据进一步深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