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ility》：Policy-driving mechanisms of circular economy transiti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China’s express packag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2007–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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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碳中和与循环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可持续治理已成为全球快递物流与电子商务行业绿色发展的关键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快递市场，中国为考察可持续包装相关政策体系与治理挑战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情境。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摘要专业翻译
在全球碳中和与循环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快递包装废弃物的可持续治理已成为全球快递物流与电子商务行业绿色发展的关键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快递市场，中国为考察可持续包装相关政策体系与治理挑战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情境。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2007至2025年间中国快递包装相关政策文件与法规进行系统考察，并构建了政策目标（Policy Objectives）、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与政策主体（Policy Actors）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探究该领域循环经济转型的政策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快递包装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政策目标呈现线性化与碎片化特征，缺乏全生命周期视角；政策工具配置过度依赖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hybrid instruments）利用不足；政策主体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公众参与被边缘化。据此，本研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推动政策目标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迈进，完善激励机制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以及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同治理框架。本研究为绿色包装治理与循环经济政策优化的同类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已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资源高效利用的核心路径。绿色包装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实践领域，通过材料减量、回收利用和可降解替代等措施，可有效缓解传统包装带来的环境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快递市场，业务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25年7月已突破1000亿件，约占全球总量的70%。与此同时，快递行业产生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2023年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总量达2000万吨，综合回收率不足20%；2017至2022年间，快递行业碳排放从1837万吨激增至5565万吨，5年间增幅超过200%，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25%。快递包装废弃物的治理直接关系到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
然而，现有循环经济政策研究多聚焦于传统工业部门，对快递这一快速崛起的重要污染源关注不足，且多从单一维度展开分析，忽视了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与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标准等在内的绿色快递包装政策框架，但在循环经济转型的实际推进中，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与政策主体之间的协调存在明显不足，严重制约了政策实施效果。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快递包装政策为案例，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三维分析框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三维要素如何驱动循环经济转型，其中存在哪些关键挑战；其二，立足中国循环经济转型情境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绿色包装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严格遵循界定研究问题、筛选研究样本、构建分析维度、编码文本单元、量化处理与分析的标准流程。研究样本为中国快递包装政策文本，来源包括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国家邮政局官网、北大法宝法规数据库和国家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时间截至2025年8月，共收集2007至2025年间150份政策文本，经核验排除15份失效文件后，最终确定135份现行有效政策文本。政策类型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划、标准、办法、方案等。研究人员使用NVivo 15软件进行人工编码，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编码一致性 Krippendorff's α 系数≥0.85。研究基于三维分析框架对749个分析单元进行分类，共获得2595个参考点。
在分析框架构建上，政策目标维度采用循环经济3R原则（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ing）构建三级目标体系；政策工具维度借鉴Howlett和Ramesh的分类框架，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三类；政策主体维度将主体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公众三类。研究同时引入ISO 59000系列循环经济标准作为外部参照视角，以探索政策体系的优化路径。
三、研究结果
4.1 单维度分析
4.1.1 政策目标维度。 编码共获得704个参考点。其中减量化目标277个参考点（39.35%），再利用目标303个参考点（43.04%），减量化与再利用合计占比达82.39%；再循环目标仅124个参考点（17.61%）。再利用已成为核心政策目标，减量化目标也受到高度重视，但再循环目标明显被边缘化，反映出政策对末端治理环节的关注严重不足。
4.1.2 政策工具维度。 共识别814个参考点。强制性工具325个（39.93%），自愿性工具351个（43.12%），混合性工具仅138个（16.95%）。强制性工具为快递包装绿色转型设定了硬性底线，自愿性工具占比超过四成，表明非约束性措施在政策组合中占据显著位置，而兼具强制与自愿要素的混合性工具利用严重不足。
4.1.3 政策主体维度。 共获得1077个参考点。政府相关参考点占49.95%，企业占37.79%，公众仅占12.26%。政府在政策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企业主要作为政策执行者和被规制对象，公众则处于边缘化位置，主要被视为政策受体和宣传教育对象。
4.2 二维交叉分析
4.2.1 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高度集中于再利用阶段（43.74%），减量化阶段次之（39.23%），再循环阶段仅占17.02%。自愿性工具在三个目标阶段中均使用最为频繁，占比分别为44.83%、47.37%和43.71%。再循环目标下混合性工具的相对占比（20.53%）虽为三者中最高，但绝对数量仅31个参考点，总量仍然有限。
4.2.2 政策主体与政策工具。 政府与企业的政策工具配置分别占49.79%和37.30%，公众仅占12.91%。政府主体的强制性工具与自愿性工具占比相对均衡（41.60%与41.31%）；企业主体的自愿性工具略高于强制性工具（43.73%与39.35%）；公众主体的自愿性工具占比高达49.45%，混合性工具仅占21.98%，以宣传倡导为核心的自愿性工具占主导，经济激励性工具明显不足。
4.2.3 政策主体与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在政府、企业和公众间的分布分别为49.06%、38.53%和12.41%。政府在减量化（47.31%）、再利用（50.20%）和再循环（50.25%）三个阶段均占据中心地位；企业参与集中于减量化和再利用环节，末端再循环参与度较低；公众在各阶段的参与度均远低于政府和企业。
4.3 三维系统分析。 减量化目标呈现政府主导特征，政府与企业的工具配置相对均衡，公众以自愿性工具为主；再利用目标呈现政企协同特征，政府与企业工具配置均衡，公众未深度融入该目标的工具分配框架；再循环目标下公众在场度较低（27.40%），且公众的混合性激励工具占比仅25.85%，经济激励手段相对匮乏。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 研究揭示了三个维度的结构性错配：政策目标维度呈现"前端减量强、中端再利用尚可、末端再循环弱"的碎片化治理格局，再循环目标仅获得17.61%的政策资源，与欧盟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法规所蕴含的全生命周期治理逻辑形成鲜明对比；政策工具维度呈现强制性工具与自愿性工具合计占83.05%、混合性工具仅占16.95%的失衡格局，混合性工具的匮乏直接导致经济激励机制缺失，阻碍了末端闭环的形成；政策主体维度呈现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众参与仅占12.26%，生产者责任空心化，缺乏类似德国"绿点"系统的市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平台。研究借鉴ISO 59004、ISO 59010和ISO 59020标准所蕴含的全生命周期思维与多主体价值链协同逻辑，提出三项政策优化路径：其一，重新平衡3R目标的政策资源配置，加大对末端再循环的政策投入；其二，更多运用税收优惠、绿色信贷、押金退还制度等混合性工具，完善强制性工具的实施细则与分级处罚标准；其三，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同治理框架，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培育市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平台，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结论部分。 本研究采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对2007至2025年间中国快递包装行业135份有效政策文件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内容分析法揭示了三个维度间的结构性错配。研究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政策协调视角引入快递包装研究领域，突破了单一维度分析；二是为政策协调评估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三是为中国快递包装政策在目标优先级、工具配置和主体参与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仅限国家层面政策文本，未纳入地方规范性文件；分析仅基于政策文本编码，缺乏实施层面的细化实证数据；编码方案虽支持18年跨期比较，但静态性质难以充分捕捉政策取向的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构建"政策文本—实施效果"分析框架，检验不同政策工具配置对回收率、企业合规等关键指标的影响；可考察地方与企业层面的动态机制；可开展跨国比较研究以检验三维分析框架的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