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Knowledge–behavior mechanisms and configurations for drowning prevention among Chinese school-aged children: a hybrid multi-analytical study combining regression-based mediation and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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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湖北省五、六年级小学生水域安全知识与高危游泳行为之间的心理机制和组态路径，旨在为有针对性的防溺水干预措施建立理论和实证基础。
方法： 在一项结合回归中介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混合多分析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中国湖北
目的：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湖北省五、六年级小学生水域安全知识与高危游泳行为之间的心理机制和组态路径，旨在为有针对性的防溺水干预措施建立理论和实证基础。
方法： 在一项结合回归中介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混合多分析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中国湖北省四所小学1,573名五、六年级小学生的单一定量调查数据集，平均年龄11.31 ± 0.46岁；男生850人（54.04%），女生723人（45.96%）。数据收集采用自我报告式水域安全知识量表（感知掌握程度）、风险感知量表、溺水风险态度量表、游泳自我效能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游泳高危行为量表。回归中介分析使用SPSS 27.0中的PROCESS 4.2宏（模型82，5000次偏差校正自助抽样）进行检验，组态分析在fsQCA 4.2中完成。
结果： （1）在控制年级因素后，水域安全知识对高危游泳行为无显著直接效应（β = 0.006，t = 0.570，p > 0.05）。（2）自助法中介分析得出总效应为ES = ?0.037（t = ?2.724，p < 0.01，95% CI [?0.059， ?0.009]）。直接效应为ES = 0.006（t = 0.570，p > 0.05，95% CI [?0.014， 0.026]）。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为ES = ?0.035（95% CI [?0.050， ?0.020]）。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为ES = 0.002（95% CI [0.00001， 0.005]）。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为ES = ?0.016（95% CI [?0.023， ?0.009]）。自我效能与感觉寻求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ES = 0.003，95% CI [0.001， 0.005]）。（3）对高危游泳行为的组态分析得出总体解一致性为0.887，覆盖度为0.431。该解产生七条充分组态；其中以水域安全知识为核心存在条件的两个组态被重点呈现：“知行脱节—态度偏离型”和“知行脱节—冲动突破型”。
结论： （1）水域安全知识通过两条平行中介路径与高危游泳行为相关联：“认知—情绪”路径和“动机—冲动”路径。（2）组态分析表明，水域安全知识与高危游泳行为之间的关联呈非线性、等效性和并发性模式。针对学龄儿童的防溺水干预措施或可超越知识传授，扩展到全面的心理调适。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溺水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儿童安全的首要威胁。中国调查数据显示，溺水占每年全部意外死亡人数的33%，儿童溺水占溺水事件总数的40%以上。在中国，学龄儿童溺水高发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是涉水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知行分离”现象，即“高知识低实践”。尽管水域安全教育已在中国学龄儿童中广泛开展，但并未有效降低高危游泳行为。调查显示，超过90%的涉水参与者具备基本的防溺水知识，但部分儿童仍持续从事不安全的涉水活动和危险行为。传统知识—态度—行为（KAP）模型所假设的简单线性传递模式（K→A→P）难以解释高知识与高危行为并存的现象。学龄期儿童前额叶“控制系统”的成熟滞后于边缘系统“奖赏系统”，奖赏系统在此阶段尤为敏感，放大了儿童对新奇刺激的趋近动机，增加了感觉寻求倾向；同时前额叶皮层作为控制区域发展较慢，产生冲动抑制的暂时性缺陷。这一神经发育特征使得学龄儿童即使具备完整的风险评估能力，在强烈情绪唤起或同伴压力下仍可能表现出持续的“知行分离”。基于此，该研究整合KAP模型与健康信念模型（HBM），并纳入感觉寻求等人格特质作为信念评估的约束条件，为理解中国学龄儿童防溺水的复杂心理机制提供理论框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25年在中国湖北省四所公立小学对五、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剔除135份缺失数据过多和92份作答模式一致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573份（有效率87.4%）。样本平均年龄11.31 ± 0.46岁，其中男生850人（54.04%），女生723人（45.96%）。数据收集采用六种自我报告量表：水域安全知识量表（感知掌握程度）、风险感知量表、溺水风险态度量表、游泳自我效能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游泳高危行为量表。研究采用混合多分析方法：对称性分析使用SPSS 27.0中的PROCESS 4.2宏（模型82）进行基于回归的中介分析，采用5000次偏差校正自助抽样法；非对称性分析使用fsQCA 4.2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以95百分位、50百分位和5百分位作为校准锚点，案例频率阈值设为3，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0.80，PRI一致性阈值设为0.65。
三、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比例为24.02%，低于40%的临界值。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低于0.85的保守临界值，最大HTMT比值为0.673。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00至1.549之间，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威胁。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水域安全知识与风险感知（r = ?0.189，p < 0.01）、风险态度（r = ?0.134，p < 0.01）、感觉寻求（r = ?0.141，p < 0.01）呈显著负相关，与游泳自我效能呈显著正相关（r = 0.121，p < 0.01）。风险态度与高危游泳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606，p < 0.01），感觉寻求与高危游泳行为亦呈显著正相关（r = 0.467，p < 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控制年级因素后，水域安全知识对高危游泳行为无显著直接预测作用（β = 0.006，t = 0.570，p > 0.05），假设H1未获支持。风险感知的中介路径不显著，假设H2未获支持。风险态度在水域安全知识与高危游泳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ES = ?0.035，95% CI [?0.050， ?0.020]），假设H3获支持。风险感知与风险态度的链式中介不显著，假设H4未获支持。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ES = 0.002，95% CI [0.00001， 0.005]），假设H5获支持。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显著（ES = ?0.016，95% CI [?0.023， ?0.009]），假设H6获支持。自我效能与感觉寻求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ES = 0.003，95% CI [0.001， 0.005]），假设H7获支持。
3.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必要性分析显示，没有任何单一条件能独立解释高危游泳行为（最高一致性为0.847，未超过0.9）。对于非高危行为，谨慎态度（~RA，一致性0.974）和低感觉寻求（~SS，一致性0.915）接近必要性阈值。组态分析得出七条充分组态，总体解一致性为0.887，覆盖度为0.431。其中以水域安全知识为核心存在条件的两个组态被重点呈现：“知行脱节—态度偏离型”（组态6）和“知行脱节—冲动突破型”（组态7）。组态6中，水域安全知识与冒险态度组合，加上核心缺席的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构成高危游泳行为的前因条件；组态7中，水域安全知识与高感觉寻求为核心条件，与安全导向态度和低效能信念组合，与高危游泳行为相关联。
3.5 稳健性检验。 将案例频率阈值从3提高至4，以及将一致性阈值从0.80提高至0.85后，总体解组态和核心子集保持不变。解覆盖度仅从0.431变为0.429，总体一致性从0.887升至0.890。以90、50、10百分位重新校准后，核心组态保持不变，表明组态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 研究揭示了知识—信念—行为转化机制的双通道结构。在“认知—情绪”通道中，水域安全知识首先更新威胁信念，经由系统2的审慎评估整合为相对稳定的风险态度倾向，进而引导行为；在“动机—冲动”通道中，知识通过自我效能和感觉寻求的链式路径影响行为。研究发现知识—行为缺口并非知识传递失败，而是间接通道之间的竞争：风险态度（ES = ?0.035）和感觉寻求（ES = ?0.016）构成保护性通道，而自我效能（ES = 0.002）和自我效能→感觉寻求链（ES = 0.003）构成风险促进性通道。组态分析进一步表明，知识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而是作为INUS条件（不充分但非冗余的充分组合组成部分）发挥作用。风险感知在两种分析中均未发挥独立作用。研究还发现水域安全知识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β = ?0.147），对此研究人员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知识可能将威胁评估校准至更少警觉且可能更准确的估计，或知识与部分儿童感知风险的降低并存，区分校准与失真需要客观风险信息，留待未来研究检验。
结论翻译： （1）水域安全知识通过两条平行中介路径与高危游泳行为相关联：“认知—情绪”路径和“动机—冲动”路径。（2）组态分析表明，水域安全知识与高危游泳行为之间的关联呈非线性、等效性和并发性模式。针对学龄儿童的防溺水干预措施或可超越知识传授，扩展到全面的心理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