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Rethinking overseas expansion: climate risk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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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2000年至2023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4,38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考察了企业层面气候风险如何影响跨境并购（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的发起。结果表明，较高的气候风险与显著较低的跨境并购
研究人员利用2000年至2023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4,38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考察了企业层面气候风险如何影响跨境并购（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的发起。结果表明，较高的气候风险与显著较低的跨境并购发起概率相关。这一发现在替代度量、聚类层级、模型设定、安慰剂检验、滞后变量分析、工具变量策略以及基于外生气候冲击的事件研究中均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提供了与两条渠道一致的证据：气候风险降低了企业价值，并将财务和管理资源重新配置到绿色投资中，从而减少了可用于海外收购的资源。这种负向关系主要由慢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驱动，而急性物理风险仅在气候敏感型企业中变得显著。这种关系在高碳行业之外的企业中更强，而对于绿色跨境并购则显著更弱，表明绿色收购对气候相关压力的韧性相对更强。交易边际分析进一步表明，气候风险降低了跨境交易的无条件数量，但对发起后的完成概率或交易价值无显著影响。更强的ESG表现和更丰富的高管海外经历缓解了这种负向关系。最后，在实施跨境并购的企业中，较大的气候风险关注缺口与较低的累计异常收益（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较不利的经营业绩变化以及较高的财务杠杆相关。这些发现表明，气候风险约束了企业的海外扩张决策，而企业能力、交易特征和气候风险关注塑造了这种约束的程度和后果。
气候变化已从边缘环境问题转变为企业运营、财务和战略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急性物理危害可能中断生产、损害资产、破坏供应链，而温度和降水的慢性变化会逐步改变经营条件和资产价值；碳定价、排放交易和日益严格的披露法规也提高了合规成本并重塑融资条件。跨境并购（Cross-border M&A）是典型的高成本、难逆转、长回报期的战略投资，企业需要评估目标公司对极端天气的暴露、环境合规要求、碳相关资产减值及收购后适应成本。然而，现有研究对气候风险如何影响跨境并购发起存在竞争性观点，缺乏关于气候风险是否影响企业初始进入跨境并购市场决策的经验证据。为此，Guo和Wu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层面气候风险与跨境并购发起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以2000—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年报文本构建了企业层面气候风险指数，并检验其对跨境并购发起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风险越高，企业发起跨境并购的概率显著越低；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通过降低企业价值（Tobin's Q）和将资源重新配置至绿色投资两条渠道抑制跨境并购。异质性分析显示，慢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是主要驱动因素；高碳行业外企业效应更强，而绿色并购相对更具韧性。进一步地，气候风险主要影响企业是否进入市场（广泛边际），而非已发起交易的完成或价值。ESG表现和高管海外经历能缓解负向影响；在已实施并购的企业中，气候风险关注缺口越大，并购后的市场表现和经营业绩越差，财务杠杆越高。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识别并解释了气候风险与跨境并购发起之间的总体关系，区分了并购发起与交易完成及价值，表明气候风险主要通过广泛边际起作用，调和了气候风险可能抑制总体扩张但绿色收购相对更具韧性的竞争性观点。
研究样本为2000—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共54,38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跨境并购数据来自Zephyr数据库，财务与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气候风险指标通过年度报告文本中98个气候相关关键词词频构建，并分解为急性物理、慢性物理和转型风险。主要计量方法包括线性概率模型、Probit/Logit/Cloglog模型、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2SLS）策略（以城市海拔标准差与全球温度异常的交互项为工具变量）、外生气候冲击（2021年河南暴雨）事件研究、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并采用安慰剂检验、滞后变量和多种聚类层级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如下：
**4.1 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跨境并购发起概率（CBMA_Intent）均值为0.008（0.8%），气候风险指数（ClimateRisk）均值为0.162，标准差0.196，表明样本中气候风险存在较大截面差异。
**4.2 基准回归**：在控制行业、城市、年份或企业固定效应后，气候风险系数显著为负；一个标准差增加（约0.196）使发起概率降低约0.004，相对于均值0.008下降近50%，支持假设1。
**4.3 稳健性检验**：使用城市气候风险意识替代核心解释变量、改变聚类层级（企业、行业、城市）、采用Probit/Logit/Cloglog模型、进行安慰剂测试（1,000次随机抽样）以及外部有效性检验（城市物理风险与文本指标正相关），结论均与基准一致。
**4.4 内生性处理**：采用海拔标准差与全球温度异常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中气候风险系数仍显著为负；滞后一期的气候风险同样负向显著；以2021年河南暴雨为外生冲击的事件研究显示，冲击后暴露企业跨境并购发起概率显著下降。
**4.5 机制分析**：中介模型显示，滞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Tobin's Q（系数-0.219），而Tobin's Q与后续跨境并购发起正相关；滞后气候风险显著增加绿色投资（GreenInv，系数0.698），绿色投资与后续发起负相关；Bootstrap检验的间接效应显著，支持企业价值渠道和资源再配置渠道。
**5.1 风险异质性分析**：分维度回归显示，慢性物理风险（ChronicRisk，系数-0.149）和转型风险（TransitionRisk，系数-0.020）显著降低并购发起；急性物理风险（AcuteRisk）在全样本中不显著，但在气候敏感型企业中显著为负（-0.717），而在非敏感企业中不显著。
**5.2 高碳行业与绿色跨境并购**：高碳行业企业气候风险系数为-0.017，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