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dentofacial deformities: a mediation and profile analysis of family support and self-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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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目的： 探讨牙颌面畸形（dentofacial deformities）儿童社交外貌焦虑（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与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之间的关系，考察自我污名（self-st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目的： 探讨牙颌面畸形（dentofacial deformities）儿童社交外貌焦虑（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与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之间的关系，考察自我污名（self-stigma）在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家庭支持（family support）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以个体为中心（person-centered）的方法识别社交外貌焦虑与自我污名的异质性亚组。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cross-sectional survey design）。研究人员于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期间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and Hospital of Stomatology）招募了482名确诊为牙颌面畸形的儿童。参与者完成了中文版社交外貌焦虑量表（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自我污名分量表（Self-Stigma subscale）、家庭支持分量表（Family Support subscale）及攻击量表（Aggression Scale）的测评，上述量表均经验证具有良好信效度。
结果： 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B = 0.129, p = 0.007）。自我污名在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间接统计关联（间接效应 = 0.352, 95% CI [0.233, 0.482]）。家庭支持对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均具有显著的统计调节作用：在高家庭支持水平下，社交外貌焦虑对攻击行为的横断面直接效应被削弱且不再显著，调节中介指数显著（?0.020, 95% bootstrap CI [?0.038, ?0.005]），表明较高的家庭支持削弱了经由自我污名传导的横断面间接效应。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出三个不同的潜在剖面：低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51.8%）、中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36.5%）及高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11.7%）。三个剖面在攻击行为（F = 113.374, p < 0.001）和家庭支持（F = 3.480, p = 0.032）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剖面组的攻击行为水平最高。
结论： 上述发现凸显了将心理评估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family-centered intervention）整合到牙颌面畸形儿童临床照护中的必要性。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牙颌面畸形是指由于颌骨发育异常导致的牙齿、颌骨及面部结构在形态、位置或功能上的不协调。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该疾病的遗传因素、胚胎发育异常、代谢与内分泌功能障碍及不良口腔习惯等生物学病因，而对牙颌面畸形影响面部美观及心理社会福祉的关注明显不足。牙颌面畸形破坏了颌骨、牙列与软组织的和谐关系，导致面部比例失调与不对称，进而加剧个体的社交外貌焦虑——一种以持续担忧、紧张和低自尊为特征的负性情绪状态，常表现为自我贬低、社交回避和身体意象紊乱。在0至18岁的儿科患者群体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一方面，因外貌遭受同伴嘲笑可能使儿童将牙颌面畸形内化为自我缺陷标签，产生自我污名；另一方面，言语不清、社交退缩和同伴排斥等问题使受影响儿童在社交互动中频繁经历边缘化压力。尽管已有研究发现社交外貌焦虑与自尊之间存在关联，但尚未有研究将该关联延伸至攻击行为，更未在牙颌面畸形儿童群体中加以考察。因此，探究牙颌面畸形儿童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攻击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蓄意对他人施加身体、言语或心理伤害的行为。既有攻击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结构、教养方式、教育环境和认知情绪过程等领域，例如暴力视频游戏暴露对儿童攻击认知与攻击行为的增强效应，以及人格特质与攻击行为之间的间接关联。然而，上述研究均未关注儿童的面部外貌特征，即尚未将儿童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纳入考察范围，尤其是针对牙颌面畸形儿童群体。这一忽视令人遗憾，因为对外貌高度关注的儿童更可能遭遇同伴拒绝或嘲笑，由此产生的挫折感与愤怒可能外化为攻击行为。基于此，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其一，社交外貌焦虑对牙颌面畸形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效应如何；其二，该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整合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双重视角。数据收集于2025年9月20日至2026年3月12日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进行，通过Credamo专业数据收集平台以电子问卷（二维码形式）和纸质问卷两种方式施测。研究最终纳入482名确诊牙颌面畸形儿童，有效应答率为92.16%，平均年龄10.95 ± 2.336岁，其中男性220人（45.6%），女性262人（54.4%）。样本以城市居民（95.2%）、双亲同住家庭（96.7%）、照护者本科及以上学历（79.0%）及月收入12,001元以上（52.5%）为主，畸形严重程度以轻度居多（64.3%）。排除标准包括严重精神障碍或认知损害、非牙颌面来源的面部畸形、语言或沟通障碍、重复参与或研究疲劳、年龄低于6岁或高于18岁、未经正畸专科医师确诊，以及完成时间少于6分钟或反应模式过于一致者。牙颌面畸形由正畸专科医师依据标准化临床检查、头颅侧位X线片及牙模分析确诊。研究采用G*Power 3.1估算最小样本量为129人。测量工具包括社交外貌焦虑量表（SAAS，16条目）、自我污名分量表（6条目）、家庭支持分量表（4条目）及攻击量表（11条目），各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892至0.981之间。数据分析使用SPSS 27.0和Mplus 8.3，包括Harman单因子检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组间比较、PROCESS Model 8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以及潜在剖面分析（LPA）。
三、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4个，首个因子解释总方差46.475%，未超过50%临界阈值，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核心变量均值均低于量表中点（4.000），偏度和峰度满足正态性假设。相关分析显示，社交外貌焦虑与自我污名（r = 0.847, p < 0.01）及攻击行为（r = 0.615, p < 0.01）均呈显著强正相关；自我污名与攻击行为呈显著强正相关（r = 0.688, p < 0.01）；家庭支持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 = ?0.120, p < 0.01）。VIF值介于1.008至3.569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3.3 组间分析： 攻击行为在性别（t = ?2.159, p = 0.031）、受教育情况（t = 2.459, p = 0.014）、居住地（t = ?2.102, p = 0.036）、家庭结构（F = 6.245, p < 0.001）及照护者教育背景（F = 3.714, p = 0.025）上存在显著差异；个人月收入水平与畸形严重程度无显著差异。年龄分层补充分析显示，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的关联在童年期（r = 0.588）、青春期早期（r = 0.635）和青春期中期（r = 0.574）三个发展段中均显著且强度相当；家庭支持与攻击行为的负向关联从童年期（r = ?0.184）经青春期早期（r = ?0.124）到青春期中期（r = 0.076）呈单调衰减。
3.4 家庭支持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PROCESS Model 8结果显示，社交外貌焦虑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污名（B = 0.836, p < 0.001），家庭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污名（B = ?0.081, p = 0.004），家庭支持与社交外貌焦虑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污名（B = ?0.048, p = 0.009）。在攻击行为方程中，社交外貌焦虑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B = 0.129, p = 0.007），自我污名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B = 0.422, p < 0.001），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攻击行为（B = ?0.071, p < 0.001）。条件直接效应显示，在低家庭支持水平下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 = 0.229），在均值水平下仍显著（0.129），但在高家庭支持水平下不再显著（0.029）。条件间接效应在三种水平下均显著但随家庭支持升高而递减（0.381→0.352→0.324），调节中介指数为?0.020（95% bootstrap CI [?0.038, ?0.005]），表明家庭支持显著削弱了经由自我污名的中介传导效应。
3.5 潜在剖面分析： 比较1至5类模型的拟合指标后，三分类模型因熵值最高（0.994）、LMRT显著（p = 0.007）且分类精度优异而被保留。三个剖面分别命名为低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51.8%）、中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36.5%）和高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11.7%），平均后验概率介于0.997至0.999之间。
3.6 各潜在剖面在攻击行为与家庭支持上的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个剖面在攻击行为（F = 113.374, p < 0.001）和家庭支持（F = 3.480, p = 0.032）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高社交外貌焦虑–自我污名组攻击行为水平最高（M = 3.078, SD = 1.470），家庭支持也最高（M = 5.665, SD = 0.830）。Bonferroni事后比较显示，攻击行为在三组间两两差异均显著；家庭支持方面，仅中组与高组间差异显著（p = 0.048）。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围绕四个核心发现展开。第一，研究实证确立了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之间的显著关联，将躯体社会评价置于儿童攻击研究核心，认为攻击行为是儿童在持续感知外貌相关社会威胁下的一种适应不良的社会生存策略，拓展了攻击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第二，研究阐明了自我污名在社交外貌焦虑与攻击行为之间的横断面中介作用，认为外部外貌差异先被感知为焦虑这一初级压力源，进而催化对社会贬低信念的主动内化形成自我污名这一次级压力源，最终通过自尊受损、羞耻感和预期社会排斥等机制外化为攻击行为，首次在儿科牙颌面畸形群体中验证了焦虑–污名–适应不良行为通路的核心病理作用。第三，研究证实了家庭支持的横断面调节作用，高家庭支持通过无条件爱与接纳直接挑战儿童内化的低自我价值感，并提供情绪缓冲与策略支持，有效缓冲自我污名对心理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针对高焦虑–高污名组报告最高家庭支持这一反直觉结果，研究提出反应性补偿性家庭支持、过度保护或纠缠型教养、测量局限（自我报告偏差及天花板效应）及剖面构成差异等解释，并建议未来采用纵向设计、多信息源测量并区分功能性支持与过度保护性支持。第四，潜在剖面分析揭示了社交外貌焦虑与自我污名的异质性共现模式，提示二者可能在特定个体中形成恶性循环，需要针对不同亚组制定差异化干预策略。
研究结论指出，社交外貌焦虑水平越高，儿童的攻击行为越明显；自我污名通过内化负面自我评价进一步加剧焦虑与适应不良行为；家庭支持不足时儿童更易因外貌缺陷产生自我污名。因此，临床干预应整合心理评估与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策略，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手段帮助儿童修正负面自我认知、建立积极自我形象，并通过家长培训项目和家庭治疗增强家庭支持功能，从而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促进牙颌面畸形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