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utrition》：The association of perceived stress on disordered eating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hysical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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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非正常进食行为（disordered eating）在女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并与不良的身心健康结局相关。本研究考察了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在知觉压力（perceived stress）与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情绪化进食（emot
背景： 非正常进食行为（disordered eating）在女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并与不良的身心健康结局相关。本研究考察了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在知觉压力（perceived stress）与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情绪化进食（emotional eating）、限制性进食（restrained eating）及外部性进食（external eating））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体育锻炼（physical exercise）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以中国四所高校的604名女大学生为样本。参与者完成了知觉压力、负性情绪、体育锻炼及非正常进食行为的信效度验证量表测量。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与Model 59），并执行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
结果： 知觉压力与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在知觉压力与情绪化进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知觉压力与限制性进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在知觉压力与外部性进食之间中介作用不显著。体育锻炼显著负向调节负性情绪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之间的关联。然而，体育锻炼显著正向调节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但效应量极小。
结论： 负性情绪是联结知觉压力与情绪驱动型进食模式的关键机制，且在不同类型进食行为中呈现差异化的中介作用。体育锻炼可作为下游缓冲因素，阻断负性情绪向适应不良进食行为的转化。上述发现提示，针对女大学生不同类型的非正常进食行为，需制定靶向性干预策略以应对其差异化作用路径。
知觉压力与女大学生非正常进食行为：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与体育锻炼的调节效应——一项基于中国样本的实证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非正常进食行为（disordered eating）是指由体重控制动机、负性情绪反应或外部刺激诱发的亚临床进食障碍症状，涵盖限制性进食、情绪化进食与外部性进食三类行为模式。尽管该状态未完全达到进食障碍的临床诊断标准，但此类适应不良的进食行为与个体身心健康存在显著负向关联，女大学生是该行为的高危群体。已有研究显示，女大学生非正常进食行为的检出率达5.11%。尤其在互联网媒体宣扬“以瘦为美”的女性审美观念影响下，女大学生不仅更加关注自身形体并限制饮食，还普遍存在外貌焦虑，这些行为与焦虑情绪可能与非正常进食行为存在潜在关联。因此，考察女大学生非正常进食行为的相关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知觉压力（perceived stress）是指个体对内外应激事件的主观感知，与个体的认知、情绪及生理状态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过度且持续的压力可能伴随生理调节失衡及“非稳态”心理状态，如内分泌紊乱、情绪耗竭或行为异常。实证研究亦发现，急性压力情境下个体对甜食的摄入增加，过度压力下大学生更易报告情绪化进食，但也有研究显示过度压力下零食与正餐摄入均显著减少。上述证据表明，过度压力可能与个体非正常进食行为存在关联。然而，关于知觉压力如何影响女大学生非正常进食行为的心理机制研究仍相对匮乏，有待深入探讨。
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可能在知觉压力与非正常进食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一方面，根据Arnold的“评价—激发”理论，个体在大脑皮层对应激事件进行知觉分析后形成负性评价，进而激发负性情绪；研究亦表明压力是女大学生负性情绪的重要相关因素。另一方面，负性情绪可能与非正常进食行为相关。日常生活中，负性情绪状态往往削弱个体调节进食的认知能力并损害其理性食物选择，但个体间实际反应差异较大：部分个体表现出过度进食，另一些个体则拒绝进食或显著减少食物摄入。尽管外部性进食以对外部食物线索的高度敏感为主要特征，负性情绪可能通过改变注意偏向与冲动控制增加个体对外部食物刺激的易感性。相关研究亦显示，负性情绪与青少年非正常进食行为呈正相关，且知觉压力、负性情绪与非正常进食行为三者密切相关。
此外，体育锻炼（physical exercise）可能在知觉压力与非正常进食行为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体育锻炼是指个体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健身与娱乐性身体活动，主要包括强度、时长与频率三个要素。作为一种积极的身心健康自我调节策略，体育锻炼对个体知觉压力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根据Cohen提出的“压力缓冲模型”，当个体将潜在应激事件知觉为压力时，体育锻炼可通过生理唤醒抑制与知觉压力相关的不良心理与生理反应。具体而言，体育锻炼可能在以下环节发挥调节作用：其一，调节知觉压力与非正常进食行为的关系，通过缓解与知觉压力相关的生理紊乱（如内分泌水平升高）与紊乱行为（如情绪化进食），削弱压力相关的非正常进食行为；其二，调节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体育锻炼与内分泌紊乱及负性心理状态的改善相关，进而与压力相关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减少相关联；其三，调节负性情绪与非正常进食行为的关系，体育锻炼可通过增强个体身体意识与自我控制感，减少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非正常进食行为。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该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便利抽样法从中国四所高校的14个班级（涵盖大一至大三三个年级）招募女大学生。需要说明的是，14个班级在四所高校间并非均匀分布（班级数分别为4、4、3、3），该分布由各院校教学安排及符合条件的班级可用性决定。为契合研究聚焦女大学生群体的目标，仅选择全部由女生组成的单一性别班级进行招募，此类班级结构是中国部分高校常见的行政编班方式，便于在不进行班内性别排除的前提下获取同质性女性样本。共700名学生自愿参与匿名调查，剔除未完整作答及存在规律性作答模式（如所有条目得分相同或呈规则序列）的无效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604份，有效应答率为86.29%。参与者年龄介于17至23岁之间。研究经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IRB-JXNU-PEC-2025371），所有参与者在参与前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所有程序均符合《赫尔辛基宣言》。
研究采用的主要测量工具包括：知觉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由Cohen等编制、杨廷忠与黄汉腾修订，共10个条目，采用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五点Likert计分；负性情绪量表，由Watson等编制、黄丽等修订，共10个条目，同样采用五点Likert计分；体育锻炼等级量表，由梁德清等修订，从运动强度、频率与时长三个维度评估体育锻炼水平，运动量计算公式为：运动量＝强度×（时长－1）×频率；非正常进食行为量表，由秦雪等编制，包含情绪化进食（5个条目）、限制性进食（5个条目）与外部性进食（5个条目）三个分量表。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与Mplus 8.3，首先进行信度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评估各量表属性；鉴于所有数据均通过自我报告问卷收集，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考察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8个，首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23.755%（低于40%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随后进行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最后采用Hayes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Version 3.5），以Model 4检验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以Model 59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所有分析均采用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估计95%置信区间。
三、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知觉压力与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与知觉压力及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体育锻炼与知觉压力及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此外，体育锻炼与情绪化进食呈显著负相关，但与限制性进食及外部性进食呈显著正相关。人口学变量与各研究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故在后续回归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各变量偏度与峰度的绝对值分别低于2与7，表明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后续分析。
3.2 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居住地、年级与专业等协变量后，采用PROCESS宏Model 4检验负性情绪在知觉压力与非正常进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知觉压力对情绪化进食、限制性进食及外部性进食均呈显著正向关联（b＝0.424，p＜0.001；b＝0.346，p＜0.001；b＝0.122，p＜0.05），研究假设1得到支持。纳入负性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后，知觉压力对情绪化进食的直接关联仍显著（b＝0.221，p＜0.01），但对限制性进食与外部性进食的直接关联不显著（b＝0.020，p＞0.05；b＝0.073，p＞0.05）。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呈显著正向关联（b＝0.696，p＜0.01）。负性情绪对情绪化进食（b＝0.292，p＜0.001）与限制性进食（b＝0.469，p＜0.001）呈显著正向关联，但对外部性进食的关联不显著（b＝0.070，p＞0.05）。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路径1（知觉压力→负性情绪→情绪化进食）的间接效应值为0.203（Boot SE＝0.047），95%置信区间为[0.122, 0.294]，不包含零；路径2（知觉压力→负性情绪→限制性进食）的间接效应值为0.326（Boot SE＝0.045），95%置信区间为[0.243, 0.418]，不包含零；路径3（知觉压力→负性情绪→外部性进食）的间接效应值为0.049（Boot SE＝0.035），95%置信区间为[?0.017, 0.117]，包含零。上述结果表明，知觉压力通过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相关联，但负性情绪在知觉压力与外部性进食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据此，研究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3.3 体育锻炼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Model 59检验体育锻炼在知觉压力、负性情绪与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知觉压力与体育锻炼的交互项对负性情绪（b＝0.010，p＜0.05）及情绪化进食（b＝0.019，p＜0.05）呈显著正向关联，但对限制性进食（b＝0.011，p＞0.05）与外部性进食（b＝0.005，p＞0.05）的关联不显著。负性情绪与体育锻炼的交互项对情绪化进食（b＝?0.016，p＜0.01）及限制性进食（b＝?0.011，p＜0.05）呈显著负向关联，但对外部性进食（b＝?0.004，p＞0.05）的关联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在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及情绪化进食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负性情绪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揭示：在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及情绪化进食的关系中，高体育锻炼水平组（M＋1SD）的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b＝0.775，p＜0.001）及情绪化进食（b＝0.399，p＜0.001）均呈显著正向关联；低体育锻炼水平组（M?1SD）的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b＝0.584，p＜0.01）呈显著正向关联，但对情绪化进食（b＝0.009，p＞0.05）关联不显著，且斜率值较小。这表明随着体育锻炼水平升高，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及情绪化进食的正向关联逐渐增强。在负性情绪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的关系中，高体育锻炼水平组的负性情绪对情绪化进食（b＝0.143，p＞0.05）关联不显著，对限制性进食（b＝0.378，p＜0.001）呈显著正向关联；低体育锻炼水平组的负性情绪对情绪化进食（b＝0.465，p＜0.001）及限制性进食（b＝0.601，p＜0.001）均呈显著正向关联，且斜率值较大。这表明随着体育锻炼水平升高，负性情绪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的正向关联逐渐减弱。
四、讨论与结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了深入阐释。关于知觉压力与非正常进食行为的关联，在不考虑其他变量时知觉压力与三类非正常进食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压力应对理论的基本前提一致，即个体面对压力情境时常诉诸非正常进食行为以缓解适应不良的心理反应。但纳入负性情绪作为中介后，知觉压力对三类进食行为的关联模式出现分化：对情绪化进食仍保留显著直接关联，对限制性进食与外部性进食的直接关联则不显著，提示负性情绪在三种进食行为中发挥差异化的中介作用。
关于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以限制性进食最强，情绪化进食次之，外部性进食不显著。情绪化进食呈现部分中介模式，表明知觉压力既通过诱发负性情绪间接影响情绪化进食，也存在独立于负性情绪的直接作用路径；限制性进食呈现完全中介模式，表明知觉压力与限制性进食的关联完全经由负性情绪体验发挥作用，压力相关的负性情绪可能加剧女大学生在低情绪状态下的体重与形体担忧，从而促进限制性进食倾向；外部性进食既不通过负性情绪产生间接效应，知觉压力的直接效应亦不显著，表明外部性进食的机制可能根本上有别于情绪驱动路径，更可能涉及对外部食物线索（如食物的视觉、嗅觉或可口性）的高度敏感及对这些线索的抑制控制减弱。
关于体育锻炼的调节作用，体育锻炼在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体育锻炼水平越高，压力与负性情绪的关联越强。该发现看似与常识相悖，但研究人员指出该调节效应虽达统计显著（b＝0.010，p＜0.05），回归系数极小，实际现实意义有限。可能的解释包括：从内感受觉知理论视角，经常锻炼的个体可能对自身心理生理状态具有更高敏感性，从而在主观测量中报告更高的压力与负性情绪水平，这未必反映其实际经历更严重的压力，而可能反映高身心觉知个体对内在线索的差异化敏感性；从自我损耗理论视角，规律锻炼者可能消耗大量心理资源（如自律、坚持、时间管理），面对额外压力时更易出现资源耗竭而更易产生情绪困扰。体育锻炼在知觉压力与情绪化进食的直接关系中亦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人员推测规律锻炼者可能具有更高的身体觉知，对压力诱发的生理变化更为敏感，可能放大其压力下进食的感知需求；或从行为一致性视角，高锻炼投入者持有较强的健康与身体管理信念，当压力扰乱其规律锻炼或挑战其健康自我概念时，这种失调可能反而增加其以情绪化进食作为补偿性应对的倾向。但鉴于效应量较小，上述解释仍属推测，有待进一步实证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锻炼在负性情绪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即随体育锻炼水平升高，负性情绪与这两类进食行为的正向关联逐渐减弱。这表明体育锻炼确实可作为负性情绪与非正常进食行为之间的“缓冲屏障”，阻断“负性情绪→非正常进食行为”的链条。其机制可能与体育锻炼改善前额叶执行功能有关，规律有氧运动与前额叶皮层认知控制功能（包括抑制控制、情绪调节与工作记忆更新）的增强相关，当负性情绪出现时，执行功能发展良好的个体能更好地抑制冲动性进食倾向，并采用更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替代非正常进食行为。因此，体育锻炼的保护作用可能并非直接作用于情绪本身，而是通过增强认知控制资源，阻断情绪体验向适应不良进食行为转化的路径。体育锻炼对负性情绪与外部性进食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与外部性进食主要由外部食物线索而非内部情绪状态驱动的发现一致，也符合进食行为的双系统模型——内源性情绪系统与外源性环境系统通过相对独立的路径影响进食行为。体育锻炼对知觉压力与限制性进食及外部性进食关系的调节作用亦不显著，提示体育锻炼的缓冲作用在“情绪→行为”阶段（即负性情绪→非正常进食行为）比在“压力→情绪”阶段（即知觉压力→负性情绪）更为突出，且主要对情绪驱动的进食模式（即情绪化进食与限制性进食）有效。换言之，体育锻炼更宜被理解为阻断负性情绪向进食行为转化的“下游”保护因素，而非阻止压力产生负性情绪的“上游”因素。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发现，在女大学生群体中，负性情绪在知觉压力与情绪化进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知觉压力与限制性进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在知觉压力与外部性进食之间中介作用不显著。体育锻炼显著负向调节负性情绪与情绪化进食及限制性进食之间的关联，提示其在阻断情绪向行为转化路径中发挥保护作用，但该调节效应未延伸至外部性进食。此外，体育锻炼显著正向调节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路径，但效应量较小，提示该发现应谨慎解读，其实践意义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