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Investigating postures and movements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arousal and 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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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往研究已识别出与不同心理唤醒度（arousal）和效价（valence）组合相关联的特定姿势。本研究将不同姿势和动作后的心理唤醒度与效价定位在二维情感空间（two-dimensional affective space）中，并探索性检验各条件之间的相
引言： 以往研究已识别出与不同心理唤醒度（arousal）和效价（valence）组合相关联的特定姿势。本研究将不同姿势和动作后的心理唤醒度与效价定位在二维情感空间（two-dimensional affective space）中，并探索性检验各条件之间的相对差异。
方法： 二十名大学生（11名男性，9名女性）在两个实验日内以随机顺序分别采取六种姿势并执行六种动作，每种持续1分钟。采用二维情绪量表（Two-Dimensional Mood Scale, TDMS）评估每种条件后的唤醒度与效价。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在每种条件下情绪体验的开放式描述，并以心率（heart rate, HR）作为生理唤醒度的客观指标。主要分析采用考虑参与者内重复测量结构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
结果： 不同姿势和动作条件在唤醒度、效价和心率方面均观察到显著差异。与TDMS理论原点（theoretical origin）相比，跳跃（skipping）定位于高唤醒度正效价象限，而仰卧（supine）和冥想（meditation）姿势定位于低唤醒度正效价象限。多层相关分析（multilevel correlation analysis）显示主观唤醒度与心率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内正相关；然而，在额外调整姿势与动作条件及其他协变量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该关联不再显著。开放式回答中包含了与TDMS条目相对应的表达，以及TDMS未能直接捕捉到的低频情绪表达和身体感受。
讨论： 本研究基于二维情绪模型，为不同姿势和动作后的情绪状态及其伴随的生理唤醒度提供了探索性证据。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情绪与身体状态之间的关系是情绪心理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具身理论（embodiment theory）认为，心理过程不仅源于大脑内部的信息加工，还与身体状态、感觉运动过程及环境交互密切相关。詹姆斯-兰格理论（James–Lange theory）进一步指出，外部或内部刺激引发自主神经系统和骨骼肌系统的身体反应，情绪通过对这些身体反应的知觉而产生。身体反馈理论（bodily feedback theory）则更具体地关注采取特定身体状态如何改变情绪体验。
以往关于权力姿势（power posing）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权力姿势（如扩张性姿势）与低权力姿势（如萎靡姿势）之间的相对比较。例如，Nair等人（2015）使用情感价值量表（Affect Valuation Index）比较了高、低权力姿势条件下四种情感状态的变化，但未将各姿势定位于由唤醒度和效价构成的二维情感空间中。Takayama和Sekiya（2023）虽然使用二维情绪量表（TDMS）将部分姿势定位于二维情感空间，但未发现坐姿与站姿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未识别出与低唤醒度负效价情绪相关的姿势。这可能是因为TDMS使用"迟缓"和"无精打采"等词语评估该情绪类别，未能充分捕捉"悲伤"或"失望"等其他相关情绪。
此外，以往研究对姿势生理效应的可重复性存在争议。Carney等人（2010）报告高权力姿势可增加睾酮并降低皮质醇，但Ranehill等人（2015）及两项荟萃分析均未可靠地重复出激素效应。然而，部分研究关注了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如高权力姿势可增加脉压，身体负荷较大的姿势与较高心率（HR）相关。但基于具身理论探讨姿势对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影响的研究仍然数量有限。
基于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提出两个目标：第一，基于二维情绪模型，探索不同姿势和动作后的心理唤醒度与效价，将其定位于TDMS的二维情感空间中，并检验各条件间的相对差异；第二，比较各姿势和动作条件下的心率，作为生理唤醒度的客观指标，并检验其与主观唤醒度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招募了20名大学生（11名男性，9名女性，平均年龄20.15±1.27岁）参与实验。研究选取了六种姿势和六种动作作为候选条件，每种情绪类别对应三个候选条件。姿势选择参考了Takayama和Sekiya（2023）的研究，动作选择参考了Hackford等人（2019）、Peper和Lin（2012）以及Shafir等人（2013）的研究。动作节奏通过节拍器应用程序标准化，包括快走（140 bpm）、正常步速行走/倒走/舒适节奏跳跃（100 bpm）、慢走（60 bpm）和慢速举臂（40 bpm）。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二维情绪量表（TDMS）评估主观唤醒度和效价，该量表包含八个情绪词，通过激活度（activation）和稳定度（stability）两个分量表计算唤醒度和效价；使用Polar V800心率监测仪和Kubios HRV软件计算心率作为生理唤醒度指标；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进行统计分析，以处理参与者内重复测量的非独立性；采用多层相关分析（multilevel correlation analysis）检验主观唤醒度与心率的关系；使用KH Coder对开放式回答进行形态学分析，并通过情绪表达词典（Dictionary of Emotive Expressions）提取情绪相关词汇。
三、研究结果
3.1 条件间静坐期心率及携带效应评估
对960个阶段中的913个阶段进行分析后发现，2分钟静坐期最后阶段的心率显著高于前三个阶段，差异范围为1.00至1.51 bpm。但各条件前心率与当日开始时心率之间无显著差异，前一条件效应和试验顺序效应均不显著，表明未观察到明确的由特定姿势或动作条件引起的心率携带效应。
3.2 唤醒度和效价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唤醒度模型中，姿势和动作条件的主效应显著，而实验日、试验顺序、会话顺序和会话开始时唤醒度的效应均不显著。效价模型同样显示姿势和动作条件主效应显著。
3.2.1 与TDMS理论原点的比较
在唤醒度方面，快走（M1）和跳跃（M4）的调整后估计均值显著高于理论原点，效应量（Cohen's d）分别为1.34和1.37。慢走（M7）、仰卧（P8）、萎靡站立（P9）、冥想（P10）和跪姿前伸（P12）显著低于理论原点，其中仰卧姿势的唤醒度最低（估计值=-13.77，d=-2.72）。正常步速行走（M2）、倒走（M3）、站立举臂（M5）、扩张性站立（P6）和站立举手上举（P11）与理论原点无显著差异。
在效价方面，跳跃（M4）、扩张性站立（P6）、仰卧（P8）和冥想（P10）显著高于理论原点，其中跳跃的效价最高（估计值=7.99，d=1.98）。未发现任何条件的效价显著低于理论原点。
3.2.2 各姿势和动作条件间的比较
在唤醒度方面，快走和跳跃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两者均显著高于慢走、仰卧、萎靡站立、冥想、跪姿前伸等条件。仰卧姿势的唤醒度最低，显著低于多个条件。在效价方面，跳跃的效价显著高于除扩张性站立外的所有条件，扩张性站立的效价也显著高于多个低唤醒度候选条件。
3.3 各条件下心率分析
姿势和动作条件对平均心率的主效应显著。心率最高的两个条件为跳跃（118.35 bpm）和快走（116.32 bpm），最低为仰卧姿势（63.78 bpm）。会话顺序和会话开始时心率也显著影响平均心率。
3.4 主观唤醒度与心率的关系
主观唤醒度的组内相关系数（ICC）较小且不显著（ICC=0.02），而心率的ICC显著（ICC=0.13）。多层相关分析显示，个体内水平上主观唤醒度与心率呈显著正相关（r=0.67），表明心率较高的条件往往伴随较高的主观唤醒度。然而，在调整姿势和动作条件及其他协变量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个体内心率成分与主观唤醒度无显著关联，而个体间心率成分与主观唤醒度显著正相关。
3.5 开放式回答中的情绪相关表达
形态学分析从开放式回答中提取了多种情绪相关词汇。跳跃条件中出现"有趣"和"微笑"等积极情绪表达；扩张性站立出现"愉悦"和"清爽"；仰卧出现"放松"和"舒适"；冥想出现"放松"和"舒适"；跪姿前伸出现"愉悦"。此外，还提取了TDMS未直接包含的词汇，如"不安"、"紧张"、"害怕"、"恐惧"、"焦虑"、"痛苦"、"压抑"等。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跳跃定位于高唤醒度正效价象限，仰卧和冥想姿势定位于低唤醒度正效价象限。快走和跳跃与较高唤醒度相关，而跳跃和扩张性胸部姿势与较高效价相关。心率在快走和跳跃期间相对较高，在仰卧姿势期间最低。主观唤醒度与心率在个体内水平上正相关，但调整条件差异后该关联不再显著，表明心率与主观唤醒度的关联可能反映了姿势和动作条件间身体状态的系统差异，而非独立于心率的波动。
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样本仅限20名大学生，普适性受限；先验功效分析未确保多重比较校正后的统计功效；2分钟静坐期是否足以使主观和生理状态完全恢复尚不确定；运动强度、动作形式、动作节奏和垂直身体运动未被独立操纵；节拍器的听觉刺激可能影响情绪反应；个体在习惯性姿势和步行速度上的差异可能影响感知的身体负荷。
研究结论指出，不同姿势和动作后的情绪状态可定位于二维情绪模型中，身体状态差异可能构成主观唤醒度与心率关系的基础。本研究为理解身体状态与情绪体验的关联提供了探索性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