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枪鱼在热带和亚热带水域中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且是广泛捕捞的目标物种,航海大陆亦是如此(FAO, 2022, ISSF, 2023, McCluney等, 2019, Sadiyah等, 2011)。它们的空间分布受动态海洋环境变量的塑造,如海表温度(SST)和叶绿素a(CHL),这些变量反映了栖息地偏好并驱动空间分布格局(Dalpadado等, 2021)。因此,将此类环境变量整合到物种分布模型中对于理解和预测金枪鱼栖息地至关重要(Beaugrand和Kirby, 2018, Erauskin-Extramiana等, 2019, Guisan和Thuiller, 2005)。
卫星遥感技术的进步使得开发多传感器数据集成为可能,包括具有广泛时空覆盖范围的SST和CHL数据(Chin等, 2017, Liu和Wang, 2022),这些数据已被广泛用于刻画金枪鱼的栖息地偏好和空间分布(Semedi等, 2023, Vayghan等, 2020)。在一项先前的研究中,这些多传感器数据与海洋模型输出结果(如海表高度距平SSHA和涡动能EKE)相结合,被整合到最大熵(MaxEnt)模型中,用于预测航海大陆四种金枪鱼的空间分布,但该研究的分析仅依赖于所选的捕捞具数据(Yati等, 2024)。另一项研究纳入了多种捕捞具,使用MaxEnt模型对鲣鱼(Katsuwonus pelamis)栖息地适宜性进行建模,但该分析仅限于望加锡海峡以及2017年8月至11月的短时间段内进行模型生成(Syamsuddin等, 2024)。
此前在航海大陆及周边区域的研究主要关注表层环境变量(Syamsuddin等, 2024, Yati等, 2024),这可能无法充分代表金枪鱼物种所占据的垂直栖息地结构。另有研究证明,混合层深度(MLD)为鲣鱼(Katsuwonus pelamis)、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和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alunga)的垂直栖息地偏好提供了重要信息(Arrizabalaga等, 2015, Mugo等, 2020, Yang等, 2023)。此后,这些物种分别简称为T. alalunga、T. obesus、T. albacares和K. pelamis。此外,虽然海表盐度曾被评估为环境变量预测因子,但因与SST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性而被排除(Yati等, 2024),这表明其在表层热力条件之外的附加信息有限。因此,本研究将次表层盐度作为额外的上层海洋变量纳入,以补充表层环境条件和混合层深度,表征可能与金枪鱼分布相关的海洋学栖息地特征。
尽管环境数据集为栖息地刻画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仍需采用适当的建模方法来产生可靠的物种分布预测。MaxEnt已被证明对四种金枪鱼物种的分布建模有效(Yati等, 2024)。其他方法,如广义加性模型(GAM)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模型,也展现了良好的预测性能(Arrizabalaga等, 2015, Semedi等, 2023, Vaihola等, 2023),因为每种模型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为充分利用这些互补优势,先前的研究表明,由多个高性能模型构建的多模型集成方法可以提高预测能力并缓解单个模型局限性的影响(Araújo和New, 2007, Yati和Minobe, 2021)。事实上,多模型集成方法已被证明在西北太平洋的K. pelamis研究中优于单一模型预测(Mugo和Saitoh, 2020),这为采用此类框架来建模航海大陆四种金枪鱼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依据。此外,有限数量的研究同时整合了多种捕捞具、上层海洋环境结构以及多模型集成框架,以提高更广泛航海大陆范围内四种金枪鱼空间分布预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在多模型集成方法中整合多具数据,刻画航海大陆四种金枪鱼的空间分布格局。本研究不估算绝对丰度,而是侧重于识别环境适宜栖息地及其空间分布。来自多种捕捞具的渔获数据与包括表层变量(SST、CHL、SSHA和EKE)以及由混合层深度(MLD)和次表层盐度表征的上层海洋结构变量在内的环境变量预测因子相结合。分析涵盖印度尼西亚渔业管理区域(FMA)572、573、713、714、716和717,提供了比先前研究更广泛的空间代表性,并改善了航海大陆异质海洋学条件下的栖息地预测。
Emi Yati|Irene D. Alabia|Lilis Sadiyah|Fayakun Satria|Gayantha R.L. Kodikara|Aris Budiarto|Sri Patmiarsih|Irwan Jatmiko|Dony Kushardono|Syahril Abd.Ra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