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s》：How Does the Peer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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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强化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创新中作用的关注显著增长，但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即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努力如何相互影响——及其对突破式创新（breakthrou
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强化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创新中作用的关注显著增长，但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即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努力如何相互影响——及其对突破式创新（breakthrough innovation）的影响仍鲜有探讨。本研究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定量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内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显著促进突破式创新。当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水平较高时，这一正向效应被削弱；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该效应被放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通过缓解融资约束（financing constraints）进而促进突破式创新。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在非国有企业（non-SOEs）以及总部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和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维持和强化竞争优势的关键决定性因素。基于双元创新理论，突破式创新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与仅对既有知识或实践进行边际改良的渐进式创新存在本质区别。突破式创新被广泛概念化为超越既有知识领域边界、进入全新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其内在要求范式层面的知识重组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高度容忍。因此，突破式创新天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企业间竞争性和战略风险性等特征，但同时也承载着卓越的战略重要性和长期商业价值，是企业追求可持续竞争优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适应市场动态变化、重构运营模式、培育新型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命题。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日益借助数字化转型突破技术瓶颈、催化突破式创新。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资本和人才密集型战略，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企业在面临显著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数字化转型的庞大资源需求与单个组织有限的内部禀赋之间形成了根本性张力。更重要的是，企业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嵌入于密集的组织间网络之中。通过供应链协作、技术许可、联合研发和行业对标等日常运营活动，企业不可避免地与同群企业形成关联纽带，由此产生同群效应。在复杂动态的经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并非单个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深度嵌入产业网络的集体性、生态系统层面现象。同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在焦点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焦点企业积极学习、模仿甚至共同塑造同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选择，由此催生了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
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的关注显著增加，但现有文献对这一关系的精确性质和方向仍无定论。主流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增强知识管理能力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相反观点则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呈倒U型影响，源于其对其他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搭便车”现象对企业内在创新激励的侵蚀。更为关键的是，鲜有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制造业情境下。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核心研究问题：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其内在中介机制和情境边界条件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本研究以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最终获得来自1527家企业的17436个企业—年度观测值。选择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石，是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标领域，且制造业企业生产与业务流程更为标准化，便于数字化转型成效的量化评估；同时，突破式创新对制造业企业具有战略重要性，是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品价值、维持全球市场竞争优势的核心驱动力。
研究人员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显著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这一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期间以及变更估计方法等多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第二，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突破式创新。第三，组织冗余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市场竞争正向调节这一关系。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方法，基于企业年度报告构建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并以同行业（剔除焦点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强度的行业均值衡量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PDT）。突破式创新以企业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融资约束采用Whited和Wu（2006）提出的WW指数测度。组织冗余以流动比率衡量，市场竞争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乘以?1构建正向指标。实证方法包括：双向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滞后解释变量检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调节效应回归分析以及基于Fisher置换检验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数据来源包括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万得数据库（Wind）以及巨潮资讯网、上交所和深交所披露的企业年度报告。
四、研究结果
基准回归分析。 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DT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证实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显著促进突破式创新，支持假设1。
内生性检验。 采用工具变量法和滞后解释变量法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采用焦点企业滞后一期数字化转型与1984年固定电话线路数量的乘积构造的偏移—份额工具变量，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为340.833，远高于Stock和Yogo的10%临界值16.4，确认工具变量有效。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PDT系数分别为0.559和0.482，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排除了同期因果干扰。
稳健性检验。 采用同行业数字化转型强度中位数替代均值衡量PDT、以专利分散度（PD）替代发明专利数量衡量突破式创新、将样本期间调整为2009—2019年以排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宏观冲击的影响、在模型中额外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上述检验均支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中介效应分析。 PDT与融资约束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将PDT和FC同时纳入回归后，FC系数为?2.9795且在1%水平上显著，PDT系数从0.0576降至0.0548但仍高度显著，表明融资约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进一步确认间接效应为0.0028，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0007, 0.0048]（不含零），直接效应为0.0548，95%置信区间为[0.0375, 0.0722]，支持假设2。
调节效应分析。 PDT与组织冗余的交互项系数为?0.001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组织冗余显著削弱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支持假设3。PDT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系数为0.0964，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竞争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支持假设4。
异质性分析。 按企业注册地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在两个地区均显著促进突破式创新，但在中西部地区企业中促进作用更强，Fisher置换检验确认组间系数差异在5%水平上显著。按产权性质划分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非国有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更强。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论如下：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保持成立；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影响突破式创新的机制“黑箱”；组织冗余负向调节、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在管理启示方面，企业应建立主动的同群学习与知识吸收机制，系统对标行业领先者的成熟数字化转型实践，降低试错成本；应优先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核心中介渠道，通过参与同群集群融资安排、采用数字化专项金融工具等方式疏通传导通道；应动态管理组织冗余，精简冗余资源以缓解运营低效，并根据市场竞争态势校准数字化转型战略。在政策启示方面，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差异化支持政策，针对中西部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数字化转型最佳实践区域共享平台；针对非国有企业强化融资担保体系，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以增强同群知识吸收能力；应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组织冗余向创新导向活动重新配置；应培育行业层面的协调机制，包括建立数字化转型案例库、组织专题交流论坛以及推动产融结合设计定制化金融工具。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同群企业的界定仅基于子行业归属，未充分纳入战略联盟、高管社会网络、供应链伙伴关系等非正式关系纽带；除融资约束外，知识溢出、信息不对称缓解、组织学习等可能构成其他中介机制；研究仅关注平均线性影响，未考察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和动态演化模式，未来可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或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加以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