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How to buil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governance in glob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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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民族国家内部选举共和政体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民主"，这一政体似乎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民主，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强调包容性与参与式制度的价值。但是，这些制度应该如何建立？本文呈现了研究人员对包容与参与在历史和全球范围内所采取形
18世纪的民族国家内部选举共和政体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民主"，这一政体似乎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民主，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强调包容性与参与式制度的价值。但是，这些制度应该如何建立？本文呈现了研究人员对包容与参与在历史和全球范围内所采取形式的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将其称为"集体治理"（collective governance）。研究人员描述了用于探索这些案例的方法论、数据的面貌以及一些初步发现。这些发现对关于集体治理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知名社会科学假设构成压力，并呈现了一幅关于可能在大规模层面维系稳健集体治理制度之条件的更精细图景。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自由民主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严重的不平等、种族及群体间紧张关系，以及日益逼近的气候灾难，正在侵蚀维系自由民主制度的共识与价值观。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威权政府的复兴正建立在军事力量、经济成功和法律合法性三者结合的基础之上。面对这一局面，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强调包容性与参与式制度（inclusive and participatory institutions）的价值，以期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民主。然而，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些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构建？决策时应该让谁参与？公民可以或应当运用哪些选择与遴选方法？参与式制度对于代议制政府构成何种贡献或管辖范围？
理论层面对这些微观基础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而有限的社会科学文献——主要聚焦民主创新——也未能提供明确答案。现有的民主创新研究（如协商式微型公众、公民大会等）大多局限于单个或一小类案例，且极少产生实际政策后果。更为关键的是，当代参与式民主实验并非探究包容性制度如何构建的唯一经验来源。事实上，政治包容与参与并非晚近现象，但探索其历史形态需要放宽某些定义，尤其是对"民主"的界定。主流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关于历史民主的研究几乎完全聚焦于早期现代以来的西方，非西方案例通常仅被描述为威权主义或治理失败的实例。尽管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长期关注西方以外的治理形态，并有学者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公共池塘资源集体治理的经典研究和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对"早期民主"的系统考察，但总体而言，对全球范围内集体治理制度的历史形态和运作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的比较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全球历史比较研究，旨在系统考察集体治理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样貌及其制度逻辑。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涵盖全球91个独立政治共同体、100种治理机制和460余个独立制度的新数据集，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千纪至公元20世纪中期。案例选择遵循两个核心标准：其一，该共同体需至少拥有一项集体治理制度（collective governance institution，CGI），即由两人以上组成的团体代表共同体进行立法或司法性质的决策；其二，CGI的参与者须独立于更高权威，不受其任意支配。数据来源兼顾探索性与归纳性，研究人员从斯塔萨维奇、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等人的综合性比较著作入手，通过追踪脚注和参考文献拓展至特定区域或特定形式的集体治理（如北美原住民、母系社会），并借助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早期现代俄罗斯等地区的专家网络获取补充信息，最后回归标准民族志数据集（如Seshat、标准跨文化样本和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以纳入有限的历史社区证据。编码工作聚焦于三组核心机制：准入机制（access mechanisms），规定进入职务或成员资格的规则，如世袭、功绩制、抽签等；决策机制（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包括作出决策的机构（如议事会、大会）及投票规则；执行机制（enforcement mechanisms），涵盖对违规行为的纠正形式（如放逐、罚款）和司法程序（如上诉、司法审查）。研究还对各共同体的地区、时间和规模进行了编码。
**三、研究发现**
**（一）欧洲与非欧洲地区集体治理的显著差异**
研究发现，欧洲的集体治理具有鲜明特征，其CGI采用选举、多数表决、抽签和中央大会等机制，这些机制在其他地区并不扮演显著角色。学术界长期以来正是以这些机制来界定早期民主和现代民主，但这些机制仅仅是组织集体决策的众多方式之一。在欧洲之外，不同的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北美原住民社区的成员（包括儿童）在地方议事会中通过协商和共识进行决策，大洋洲的决策准入多遵循血统原则，南美洲更注重同意和非正式集会式投票，而非洲的母系社区则要求为担任公职付费，并依赖声誉机制来约束决策者。亚洲地区尚无独特的独占性机制，其机制与欧洲和北美存在重叠。这些区域差异模式表明，学术界对集体治理的认识可能相当局限，从全球视角研究集体治理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二）不同规模下的集体治理机制分化**
集体治理机制出现在不同规模的共同体中，从数百人到数百万人不等。研究并未发现较大共同体必然或系统性地比小型共同体处境更差的证据，也未见任何迹象表明此类结果取决于CGI及其机制的使用或类型。更重要的是，不同社区规模的治理机制呈现系统性变化：在大型共同体中，CGI依赖庇护关系和世袭制来确定准入资格；中等规模的CGI采用任期限制和轮换等机制来约束决策者，并通过年龄界限等规则规制准入；小型共同体则倾向于召开公共集会，向通常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群体（如儿童和女性）开放准入，并且令人意外的是，小型共同体似乎青睐代议制形式。这一发现对源自实证政治理论的简单化结论——即规模是集体行动之敌——构成了压力，同时回应了当代民族志和考古学的认识，即随着规模增加，制度会发生变化，但不存在确定的规模阈值导致等级复杂性的必然转变。
**（三）历史集体治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首先，历史上的集体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委托式（delegative）的：无论共同体规模多小，参与治理的始终是部分成员而非全体。即便是被编码为"集会"的场合，也并非所有社区成员都参与决策。有时委托是"代表性"的，即通过特定规则使较小单元与较大单元彼此相似；有时则仅意味着社区的一个子集团掌控权力，该子集团可能并不反映更大社区的构成，且可能随时间变化。同一共同体内还可能并存不同的代表规则，如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公民大会实行先到先得的参与机制，每次会议的成员构成都会变化；而同期的法庭则采取复杂的遴选机制，旨在使每个陪审团成为全体合格公民的缩影。
其次，历史集体治理往往与多种等级制制度共存。无论管辖层级如何，CGI常常嵌套于其他CGI或更等级化的结构之中，或与之并行。例如，埃及和巴比伦的地方集体治理与神圣王权共存；而在北美的温达特人（Wendat）中，村庄层面的酋长集体治理在民族和联盟层面得到复制。这一观察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将治理结构简单二分为"专制"或"民主"的做法面临挑战。
进一步分析还揭示了治理机制在功能上的丰富性：集体治理机制被用于解决争端、制约强大君主的权力、治理地方事务等多元目的。例如，帕坦山部落的支尔格（Jirga）议事会主要充当地方争端的仲裁者；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布拉（Ebla）仅在村庄层面发展出精英集体治理，村庄之上则由国王及其依赖的官僚体系主理；而特拉斯卡拉（Tlaxcala）则通过功绩制选拔成员组成的议事会行使自治权，以抵御阿兹特克帝国的支配。即使看似相似的机制，因其运用方式、与其他机制的配合以及与社区内其他制度的关系不同，也会呈现明显差异。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全球历史中集体治理形态的深入考察，对当前关于包容性与参与式制度的学术认知提出了三方面的重要挑战。第一，与将民主等同于选举、议事会或抽签等特定制度的西方传统不同，研究表明这些制度仅是组织集体决策的众多方式之一，它们在欧洲传统中扮演突出角色，但并非普遍规律。第二，与将规模视为集体安排之敌的观点相反，数据揭示不同规模下的集体治理可能依赖不同的机制组合。第三，历史记录所展现的制度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严格二分的分类体系（如参与vs.代议、民主vs.专制）的准确性和价值构成压力——历史集体治理始终具有委托性质，且往往与等级制结构交织共存。这些发现为拓展制度多样性研究的时空范围、深化对不同集体治理模式兴衰及其发展后果的理解奠定了经验基础，也为构建更好的包容性制度提供了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