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From Hostile Feedback to Withdrawal: Emotional Exhaustion as a Barrier to Social Media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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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已成为当代社交媒体生态系统的显著特征，对民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尽管用户驱动的错误信息纠正（user-driven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是平台审核策略的关键补充，但塑造普通用户纠正意愿
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已成为当代社交媒体生态系统的显著特征，对民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尽管用户驱动的错误信息纠正（user-driven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是平台审核策略的关键补充，但塑造普通用户纠正意愿的因素仍缺乏研究。已有研究表明，用户预期在线互动中会遭遇敌意反应，对社交后果的担忧会阻碍纠正参与，这凸显了与错误信息纠正相关的情感成本。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即应对高要求互动所需情感资源被耗尽的状态，可能是错误信息纠正回避（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avoidance）的核心障碍。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人员在四个文化和政治背景各异的欧洲国家（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和波兰）开展了一项跨国在线实验。参与者纠正错误信息后，收到在情感基调（emotional tone）上系统变化的反馈，反馈沿效价（valence，积极 vs. 消极）和唤醒度（arousal，高 vs. 低）两个维度分为四种条件：愤怒（anger，消极-高唤醒）、不赞成（disapproval，消极-低唤醒）、赞成（approval，积极-低唤醒）和热情（enthusiasm，积极-高唤醒）。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清晰且高度一致的跨國模式：愤怒反馈独特地耗尽了纠正者的情感资源，而其他反馈类型——包括消极但情感强度较低的反应——并未产生可比水平的情绪耗竭。这种情绪耗竭进而一致地预测了未来错误信息纠正意愿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纠正信心（correction confidence）较高的个体总体上表现出较低的纠正回避，但信心并未如预期般缓冲情绪耗竭对回避的影响；相反，在个体已处于耗竭状态时，信心放大了耗竭与回避之间的正向关联。这些发现表明，愤怒的高唤醒反馈——而非批评本身——驱动了情绪耗竭并阻碍持续的纠正行为。因此，调节敌意评论对于维持公民主导的事实核查（citizen-led fact-checking）至关重要，从而支持健康的在线民主话语。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泛滥已成为当代社交媒体生态系统的核心挑战之一，直接威胁民主话语的健康运作。虚假内容不仅扭曲公民的政治信念，还能系统性地偏误公众对重大政治议题的集体判断。研究表明，虚假新闻的扩散速度远超准确信息，这一态势被算法强化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s）进一步放大。在此背景下，纠正错误信息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尽管社交媒体平台已投入自动审核和算法检测等技术手段，但自动系统难以应对在线信息的规模和复杂性，且私人平台界定错误信息的权力集中问题引发了伦理关切。因此，用户驱动的错误信息纠正（user-driven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作为一种关键补充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单个用户的纠正干预不仅能减少直接对话对象的错误认知，还能影响旁观的第三方。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专家主导的纠正及其改变接收者信念的有效性，对塑造普通用户纠正意愿的因素关注不足。已有研究表明，用户预期在线互动中会遭遇敌意反应，对社交后果的担忧会抑制纠正参与。初步的质性证据进一步指出，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即为应对高要求互动所需情感资源被耗尽、使个体感到精疲力竭且难以维持进一步参与的状态——可能是纠正行为的核心障碍。纠正回避（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avoidance）指个体未来在社交媒体上遇到错误信息时不愿进行纠正的倾向，区别于更广泛的社交媒体退出行为。但从资源保存的视角看，纠正互动的具体方面——尤其是他人反馈的情感基调（emotional tone）——如何塑造纠正者的情绪耗竭并进而影响其后续参与，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研究，论文发表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在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和波兰四个欧洲国家开展了一项跨国在线实验，采用单因素四水平被试间设计。最终有效样本为2001名参与者（奥地利494名、保加利亚501名、丹麦505名、波兰501名），通过配额抽样确保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代表性。实验材料最初以英文开发，利用AI翻译工具（DeepL、ChatGPT）译为德语、保加利亚语、丹麦语和波兰语，并由母语研究者审核语言准确性和概念对等性。参与者被告知即将看到的帖子包含错误信息，随后阅读一篇虚构的Facebook风格帖子（声称AI将在数年内取代人类工作岗位），并从九个预设纠正语句中选择一项进行纠正。之后，参与者看到模拟的评论区反馈，反馈按情感基调分为四种实验条件：愤怒（anger，消极-高唤醒）、不赞成（disapproval，消极-低唤醒）、赞成（approval，积极-低唤醒）和热情（enthusiasm，积极-高唤醒）。每种条件的评论区包含七条评论（五条传达目标情感基调，两条中性填充评论）。所有刺激材料在正式实验前经独立样本（N=419）预测试验证。每位参与者完成两轮相同的实验程序后，填写关于错误信息参与和政治态度的一般性测量。核心测量工具包括：情绪耗竭（四项条目，改编自Maslach等人和Han的量表，采用即时状态参照）、错误信息纠正回避（四项条目，测量未来避免纠正的意愿）以及纠正信心（correction confidence，四项条目，测量参与者对自身纠正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反馈后评估）。数据分析采用路径模型（path model），以愤怒条件为参照组，情绪耗竭为中介变量，纠正信心为耗竭到回避路径的调节变量，并纳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取向、社交媒体素养（social media literacy）、事实核查意愿（fact-checking intentions）和错误信息感知准确性作为协变量，通过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处理缺失数据，使用5000次自举抽样评估间接效应的稳定性。
**三、研究结果**
**（一）反馈情感基调对情绪耗竭的影响**
与假设H1a一致，在所有四个国家中，不赞成反馈相较愤怒反馈均显著预测较低的情绪耗竭（奥地利：B=-0.57, β=-0.22；保加利亚：B=-0.37, β=-0.13；丹麦：B=-0.58, β=-0.20；波兰：B=-0.36, β=-0.13）。假设H1b在奥地利、丹麦和波兰得到支持（赞成反馈显著预测较低耗竭），但在保加利亚不显著。假设H1c在奥地利、丹麦和波兰得到支持（热情反馈显著预测较低耗竭），但在保加利亚未达显著水平。进一步的2（效价）×2（唤醒度）因子分解分析显示，在所有四个国家中均出现了显著的效价×唤醒度交互效应，表明高唤醒仅在反馈为消极时加剧耗竭，而效价差异仅在高唤醒条件下显著——愤怒（消极-高唤醒组合）产生的耗竭程度最高，这揭示了愤怒的耗竭效应源于消极效价与高唤醒度的联合，而非任一维度的单独作用。
**（二）情绪耗竭对错误信息纠正回避的影响**
情绪耗竭在所有四个国家样本中一致且显著地正向预测了错误信息纠正回避（奥地利：β=0.15；保加利亚：β=0.20；丹麦：β=0.20；波兰：β=0.17），全面支持假设H2。这一发现表明，情绪资源越被耗尽，个体越倾向于在未來避免纠正错误信息。
**（三）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
情绪耗竭在反馈基调与纠正回避之间的中介效应仅部分支持假设H3。不赞成反馈（对比愤怒）在所有四个国家中产生了显著的间接效应，表明不赞成反馈通过降低情绪耗竭进而减少纠正回避。热情反馈的间接效应仅在丹麦显著，而赞成反馈在任何国家均未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条件下的总效应均不显著，提示没有反馈基调能绕过情绪耗竭路径直接作用于纠正回避。
**（四）纠正信心的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
纠正信心在奥地利、丹麦和波兰负向预测纠正回避（奥地利：β=-0.50；丹麦：β=-0.42；波兰：β=-0.43），支持假设H4a，但在保加利亚不显著。然而，与假设H4b的预期相反，情绪耗竭与纠正信心的交互项在奥地利、丹麦和波兰均显著为正（奥地利：β=0.37；丹麦：β=0.33；波兰：β=0.21），在保加利亚不显著。这意味着更高的纠正信心不仅未能缓冲情绪耗竭对回避的影响，反而放大了这一关系——当情绪耗竭水平升高时，高信心者的回避倾向加剧得更为明显。补充分析表明，反馈条件在各国均未一致地预测纠正信心的变化，因此信心应理解为一种反馈后评估而非预先存在的个体特质。
**（五）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对第二轮测量指标的依赖，研究人员比较了两轮实验间的测量稳定性。结果显示，情绪耗竭、纠正信心、错误信息感知准确性和事实核查意愿在两轮间基本稳定。使用两轮均值重新估计路径模型后，核心发现模式得到重现：不赞成反馈在所有四国预测较低耗竭，情绪耗竭在所有四国正向预测回避，且纠正信心的正向交互效应在奥地利、丹麦和波兰保持显著而在保加利亚不显著。以不赞成和热情为替代参照组的分析进一步确认，显著效应仅出现在涉及愤怒的对比中。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将错误信息研究的焦点从纠正的有效性转向纠正者的情感福祉，揭示了情感代价对维持在线话语的关键影响。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阐释了愤怒反馈独特的耗竭效应：愤怒之所以特别消耗资源，是因为它同时结合了消极效价和高唤醒度，这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理论）的预测一致——资源损失比资源获得更为显著，初始损失可加速进入损失螺旋。其次，情绪耗竭作为通向纠正回避的路径在所有四国得到一致验证，这不仅支持COR理论关于资源枯竭个体优先保存剩余资源的论断，还将既有研究中情绪耗竭与社交媒体退出行为的关联扩展至错误信息纠正这一具体行为领域。不赞成反馈间接效应的跨国稳健性可能反映了期望一致性（expectancy congruence）的作用——社交媒体用户通常预期遭遇敌意或分歧，而不赞成反馈虽为消极但语气克制，确认了预期却不使其升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认知重评对情感资源的消耗。第三，关于纠正信心的发现挑战了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缓冲压力后果的传统假设。研究人员从COR理论出发提出两种互补解释：信心虽作为个人资源降低了回避倾向，但当资源已被耗尽时，高信心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感知投入——效能信念与努力、坚持和目标承诺相关联——因此在面临进一步资源损失威胁时，高信心者反而更倾向于保存剩余资源而退出。
在跨国稳定性方面，多组比较表明大多数路径估计在各国间无显著差异，支持核心机制的跨文化推广性。保加利亚的偏离可能与其较低的媒体信任度、较低的虚假信息韧性以及更完全的国有公共媒体等结构性因素有关，也可能反映了效能信念在更集体主义（collectivistic）的文化语境中对行为影响较弱的一般规律。研究同时指出若干局限：反馈基调在各轮间保持一致，而现实中的纠正者可能遭遇不断变化的反馈；实验未设置无反馈对照组，无法确定积极反馈是主动补充资源还是仅消耗较少；情绪耗竭为测量而非操纵变量，限制了中介效应的因果推断；纠正信心在反馈后测量，调节分析仅能确定反馈后信心与耗竭-回避关联的关系；纠正回避为行为意愿而非实际行为的测量；所有材料基于单一错误信息主题；参与者被置于预设纠正场景中而现实用户可自行选择是否纠正。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将错误信息研究的焦点从纠正效果转向纠正者的情感福祉，视其为维持在线话语的关键因素。在四个国家中，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情感代价强烈依赖于反馈的语气。具体而言，愤怒的敌意反应独特地消耗情感资源，而积极反馈和语气克制的不赞成均未产生可比水平的耗竭。由此产生的情绪耗竭作为一种主要的心理屏障，持续导致用户为保存剩余资源而回避未来的纠正参与。这些发现将COR理论扩展至错误信息纠正这一特定行为，确立了情绪耗竭既是敌意互动的后果也是纠正退缩的驱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纠正信心总体上减少了回避，但它并不能缓冲耗竭的影响，甚至可能在已处于耗竭状态的个体中加剧退缩。这一发现挑战了自我效能感统一缓解压力的传统假设，并暗示最有能力的纠正者可能正是在敌意条件下最易退出的群体。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仅靠个体动机或信心建设不足以应对问题，如果社会环境仍然具有威胁性，平台层面的调节措施——限制敌意和攻击性互动——对于保护用户的情感福祉至关重要。归根结底，公民主导的事实核查的可持续性，以及由此延伸的在线政治话语质量，取决于在社交媒体上培育更为文明的 emotional climate（情感氛围），因为民主辩论的韧性与其捍卫者的情感能力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