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重复互动的情况下,声誉在促进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间接互惠机制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Alexander, 1987)。在该框架下,个体依据将观察到的行为映射为声誉评价的社会规范来评估他人,然后利用这些声誉来决定帮助谁。声誉系统所需的复杂程度各异,从仅基于玩家行为的简单一阶信息(Nowak and Sigmund, 1998a, Nowak and Sigmund, 1998b, Wedekind and Milinski, 2000),到纳入接受者声誉或更复杂社会历史的更精细的二阶信息(Kandori, 1992, Pacheco et al., 2006, Sugden, 1986)、三阶信息(Ohtsuki & Iwasa, 2006)以及高阶信息(Santos et al., 2018)。尽管声誉系统多种多样,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却相对鲜受关注,那就是:直接经验。间接互惠依赖于社会群体内部共享的信息,而直接互惠(Axelrod, 1980a, Axelrod, 1980b, Trivers, 1971),其表达形式为"我会帮助你,因为你过去帮助过我",代表了合作最基本也最强大的基础之一,并已在人类以外的物种中被观察到(Carter and Wilkinson, 2013, Dolivo and Taborsky, 2015)。鉴于直接互惠的简洁性和直觉上的吸引力,以及间接互惠对大型和流动社会的不适用性,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于个体如何在自己直接经验与社会获得的声誉信息之间进行权衡所知甚少。
虽然先前的研究探讨了声誉系统中信息的复杂性,但它们大多假设个体仅依赖社会共享的观察。近期一些研究开始探讨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的整合(Romano et al., 2022)。无论是理论方法(Roberts, 2008, Schmid et al., 2021, Wei et al., 2024)还是实验方法(Herne et al., 2013, Redhead et al., 2024),都考察了互惠类型整合的条件。尽管这些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互惠整合的理解,但冲突的信息来源如何优先排序的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探索。本研究不考察互惠类型整合的条件,而是探讨当直接个人经验与社会共享声誉同时可得时,个体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对声誉与直接经验整合缺乏理论理解,限制了我们认识到间接互惠模型在现实世界中的适用性。在现实环境中,声誉与直接经验之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人们可能会遇到广受信赖但曾在直接互动中表现出自私行为的个体。这些案例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声誉和个人经验提供冲突信号时,哪种信息来源占主导地位?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一项实验,考察观察者(即参与者)如何根据施助者是合作还是背叛接受者来评价施助者(图1)。面板(a)代表了间接互惠的典型实验框架,其中众多研究操纵施助者的行为和接受者的声誉。我们进一步操纵了接受者对观察者的过往直接行为(合作或背叛)(面板(b))。这一操纵创造了一种情境,即观察者必须根据接受者声誉与其自身直接经验之间相互冲突的线索来评价施助者的行为。通过系统性地引发声誉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我们旨在确定直接经验是否能够覆盖声誉信息,尤其是在消极行为方面。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正面声誉与合作性个人经验的结合是否能放大良好声誉。通过将直接个人经验明确引入间接互惠框架,本研究为个体如何整合冲突的社会线索以形成评价性判断提供了新视角。这一方法使得对人类合作底层的动态机制有了更全面理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