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Key considerations for decision makers and stakeholders when identifying source populations for conservation translocations of fishes
保护性迁地（conservation translocation）旨在提高受威胁生物的生存力（viability）和/或恢复生态系统功能或过程。在保护性迁地过程中，一个关键步骤是确定哪一个源种群（source population）或奠基种群（founder population）最有可能促成迁地成功。现有用于指导该决策的文献包含了多方面的考量因素，但鲜有文献仅聚焦于这一步骤。此外，尽管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的参与对长期保护成功至关重要，但关于源种群选择的指导文件中很少描述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本文中，研究人员针对鱼类保护性迁地开展了文献综述，总结了在选择候选源种群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如遗传学、栖息地、生活史、对源种群或受体种群及生态系统的影响、后勤保障等）。研究人员阐述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重要性，并建议决策者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coproduce）源种群选择决策。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结构化专家判断（structured expert judgment）方法，用于评估每个候选源种群在各项考量因素的具体方面能够实现的概率。最后，研究人员建议综合专家判断过程的结果，使决策者以及（理想情况下）受邀的利益相关方能够依据其先前确定的基本目标（fundamental objectives）来选择源种群。尽管研究人员是针对鱼类开发了这一方法，但该方法也可用于其他保护性迁地工作——只要在规划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及对不同源种群支持程度的综合评估被认为具有价值。
**1. 引言**
保护性迁地（conservation translocation）是提高受威胁物种生存力或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与过程的一种日益常用的工具，其广义定义为将生物体从一个地点转移至另一地点以实现保护效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将保护性迁地划分为四类：在其土著分布范围内的"重引入"（reintroductions，物种已在释放区域灭绝）和"补充"（reinforcements，物种仍存在但受威胁）；在其土著分布范围外的"协助定殖"（assisted colonization，为避免灭绝）和"生态替代"（ecological replacement，为恢复因灭绝丧失的生态功能）。淡水鱼类的保护性迁地已广泛开展，部分原因是其面临大量人为胁迫因素。例如，北美牛鳟（bull trout, *Salvelinus confluentus*）已被重引入多个新栖息地；许多受威胁的澳大利亚鱼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保护性迁地；英国多种白鲑科（coregonine）鱼类已进行保护性迁地以维持其生存力；加拿大至少有五种列入《濒危物种法》的淡水鱼类已实施某种形式的保护性迁地。
对于重引入、补充或生态替代而言，确定最合适的源种群（亦称"奠基者"，founders）是关键步骤之一。现有指导文件提出了一些共同考量因素：多数建议在重引入情况下寻求源种群与已灭绝种群之间的紧密遗传匹配；当已灭绝种群的遗传信息未知或无候选源种群可能具有紧密进化关联时，通常强调最大化源种群的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和适应潜力（adaptive potential）；在补充情况下，若提高受威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为目标之一，也应考虑潜在源种群的遗传相似性或分化；另一常见考量是某些生态性状的匹配，包括生活史性状（life-history traits）或栖息地利用。此外，任何保护性迁地类型均需评估利用特定源种群对其自身可持续性的风险，以及在受体生态系统（recipient ecosystem）中造成非预期负面效应的可能性（如与同属物种或连通种群的遗传渐渗、疾病或病原体引入、竞争或捕食性相互作用）。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保护性迁地工作日益被认为至关重要。利益相关方可广义地定义为共享对决策者行为共同利益的一群人。在定义目标或确定保护性迁地是否可行时纳入利益相关方已被广泛强调。然而，Dando等人（2023）对迁地案例研究的综述发现，社会可行性（如利益相关方接受度）的考量相对罕见，且当有所考量时，往往范围狭窄或在过程中发生得过晚而无济于事。鉴于与利益相关方的困难可能成为迁地失败的主要原因，开发清晰的方法以改进利益相关方投入或其他社会维度纳入的过程，可能改善迁地结果。结构化决策（structured decision-making）等结构化过程在保护性迁地规划中正日益得到应用，以确保利益相关方投入得到纳入。
过去几十年来，在《大湖区渔业管理联合战略计划》（Joint Strategic Plan for Management of Great Lakes Fisheries）框架下合作的决策者已对北美劳伦森大湖（Laurentian Great Lakes）的多种本土鱼类实施了保护性迁地，包括湖鲟（Lake Sturgeon, *Acipenser fulvescens*）、湖鳟（Lake Trout/Charr, *Salvelinus namaycush*）和玻璃梭鲈（Walleye, *Sander vitreus*），成效各异。近期，渔业管理者已批准了一项基于科学的框架以恢复本土白鲑科鱼类（coregonine fishes，即ciscoes和whitefishes），积极的重引入工作正在休伦湖（Lake Huron）的萨吉诺湾（Saginaw Bay）和安大略湖（Lake Ontario）进行。白鲑科恢复框架包含一个多步骤规划阶段以为保护性迁地提供信息，但通过开发指导来帮助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确定使用哪些源种群，将使其得以改进。
本文提出了一个正式过程，旨在促进在重引入、补充或生态替代中选择源种群时做出具有利益相关方支持的知情决策。该过程在更大的保护性迁地框架内运作，并在规划阶段确定基本目标（fundamental objectives，即需实现的核心结果或价值）之后进行。为开发这一结构化的源种群选择过程，研究人员综述了初级和次级文献，确定了六项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来为源种群选择提供信息。随后，研究人员推荐了一种结构化专家判断方法来评估这些考量因素特定方面能够实现的概率，并描述了如何综合这些结果供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使用。尽管本文主要依赖鱼类研究并为恢复或保护鱼类物种而设计，所确定的考量因素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分类群。
**2. 源种群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2.1 遗传学（Genetics）**
进化关联性（evolutionary relatedness）或遗传相似性（genetic similarity）的重要性可能因迁地类型和具体情况而异。对于重引入到一个自物种灭绝以来相对未改变的生态系统而言，确定一个与已灭绝种群进化上密切关联的源种群将具有优势，因为其可能拥有对当地环境局部适应的基因型，并具有赋予适应性优势的潜力。局部适应（local adaptation）在物种和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许多研究发现当地种群相对于远距离种群具有适应性优势。一种可实施此原理的情景是：种群主要因过度捕捞而灭绝，但该威胁现已消除。当补充现有种群且优先避免远交衰退（outbreeding depression，即远缘个体交配后代的适合度低于随机交配个体后代）时，高进化关联性也可能受到青睐。远交效应可能具有物种特异性和情境特异性，因为源种群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其进化和适应历史。同样，若规划重引入但迁移动物有可能迁移至连通种群，使用遗传相似种群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局部目标栖息地之外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
尽管最大化进化关联性几乎总是首选方案，但某些特定情境可能需要考量其他因素。第一，当为经历了较大栖息地、生产力乃至食物网组成变化（如因入侵物种扩散）的生态系统规划重引入时，高进化关联性仍有价值，但也可考虑已适应当前扰动环境的其他源种群。第二，某些保护性迁地具有明确的"遗传拯救"（genetic rescue）目标，此时源种群的进化关联性可能被有意降低，以便现存种群通过远交使其后代获得更高的遗传多样性，从而提升适合度和种群增长率。然而，在这两种情境下，应提供明确证据表明遗传多样性对种群恢复的必要性，而非生态背景（如栖息地退化）才是致危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遗传拯救已被建议用于部分鱼类物种，但由于鱼类的高繁殖力和基因组复制历史——提供了以重复基因形式存在的遗传冗余（genetic redundancy）——其需求通常低于其他脊椎动物类群，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可能对深层进化适应历史产生破坏性影响或使空间分布的遗传多样性均质化（homogenization）。最后，当规划将物种迁入历史上不存在的生态系统（即生态替代）时，使用附近具有对区域环境潜在适应的种群可赋予适应性优势，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也可帮助确定生态和文化上均适宜的生态系统。
选择源种群时的另一遗传考量是确保充足的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tion）以潜在地提高成功可能性。低遗传多样性或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即近缘个体交配后代的适合度低于随机交配个体后代）的有害影响已有充分描述。尽管主要使用中性遗传标记（neutral genetic markers），众多研究已记录了遗传多样性与繁殖成功率及抗病性等适合度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已灭绝种群的遗传信息不可用且有多个具有充足遗传变异的潜在源种群存在的情况下，重引入可能受益于使用多个源种群。然而，来自多个源种群的个体在新环境中杂交是否会导致长期远交衰退或通过更高遗传多样性改善适应潜力，并非总是可预测，并可能带来固有风险。
评估源种群遗传学时需考虑潜在局限性。不同标记可能根据其来源（如线粒体基因组vs.核基因组）、类型（中性位点vs.编码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vs.结构基因组重排）和密度（如少量位点vs.全基因组数据）提供不同、有时相互矛盾的结果。此外，基因表达的可遗传差异可源于标准DNA测序无法检测的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状态（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但种群表观遗传学（population epigenetics）领域在动物种群中环境-表型可塑性-局部适应关联的研究方面落后于种群遗传学。考虑到可用遗传数据时，应将其置于源种群更广泛表型多样性背景下，以判断其可提供的预适应或适应潜力信息水平。
**2.2 栖息地（Habitat）**
匹配源生态系统和受体生态系统之间的栖息地被认为是提高迁地成功可能性的一种策略。要实现这些条件的匹配，需了解关键栖息地（critical habitats）在各生命阶段的利用情况，以及各生态系统中当代栖息地的质量和数量。关键栖息地在此处定义为目标物种使用的、高质量且提供种群持续所需资源的区域，而非基于监管立法中的定义。候选源种群关键栖息地的识别可通过本土或地方知识、直接采样以及统计或预测建模来实现。收集足够数据以识别稀有或已灭绝物种所需栖息地特征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某些生命阶段或行为的信息可能稀少或不存在。以五大湖白鲑科为例，超过70%的多样性已经灭绝，现存物种产卵栖息地的数据收集具有挑战性，因为其产卵主要在秋末和冬季，部分物种产卵深度在50至150米以上。因此，识别关键栖息地可能需要使用近缘物种或非本地生态系统的代理数据（proxy data）。物种分布模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结合环境和物种出现数据可用于预测目标物种在受体生态系统中关键栖息地可能出现的位置。
已发生或预计发生的人为栖息地变化可能在源种群决策中带来额外挑战。如果关键栖息地的变化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则可能不建议将物种重引入其历史分布区域。例如，变化中的冬季条件（结冰时间、冰覆盖持续时间）可能对依赖冰覆盖保护胚胎孵化和同步孵化与春季浮游生物爆发的鱼类物种造成问题。如果变化中的栖息地成为目标物种成功重引入的障碍，特别是那些在关键和早期生活史阶段使用的栖息地，则可能需要栖息地恢复或创造性的源种群选择。在产卵栖息地利用中表现出行为多样性的物种，在改变的关键栖息地中可能具有更高的繁盛可能性。例如，白鲑科鱼类已展示出产卵时间和地点的种内变异。因此，选择在栖息地利用方面表现出表型或行为多样性的源种群，即使利用模式与已灭绝种群不匹配，也可能有助于克服环境变化造成的胁迫。
**2.3 生活史（Life History）**
评估候选源种群的生活史性状对于实现期望的迁地结果可能很重要。生活史性状通常定义为决定生物体如何生长、存活和繁殖的特征。决策者可能旨在选择具有最适合受体生态系统生活史性状的源种群，或最适合于实现其他目标（如在先前未占据的栖息地建立种群以创建或扩大生态系统服务，即生态替代）的源种群。总体而言，将生活史性状与受体环境相匹配可有效提高迁地成功可能性。
对于鱼类，在选择源种群时可评估多种不同的生活史性状，包括成熟年龄和体长、繁殖物候（reproductive phenology，如产卵时间）、繁殖力（fecundity）、体细胞生长率（somatic growth rate）和最大年龄。生活史特征在确定需迁移多少个体以实现管理目标时也可能很重要。例如，具有周期性生活史（periodic life histories，即晚熟、大体型、长寿命）的鱼类，相比机会性生活史（opportunistic life histories，即早熟、小体型、短寿命）鱼类，可能需要迁移更多个体。
某些生活史性状可通过表观遗传（epigenetically）传递或受环境条件影响。例如，生长可受温度及猎物的可用性和质量影响，成熟年龄也可随生长变化并与最大年龄紧密关联。环境对诸如此类性状的影响可通过表观遗传改变的遗传持续多代。对于涉及迁移前人工养殖的保护性迁地，暴露于新条件可引起DNA甲基化和表观遗传改变，如其成功繁殖则可传递给后代。因此，迁地鱼类的实际生活史可能与源种群有显著差异，具体取决于受体环境与源环境之间的差异以及特定性状的遗传力（heritability）。
**2.4 对源种群或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了解迁地对源种群及其所居生态系统的潜在负面影响，并实施策略以最小化这些影响，是源种群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需对候选源种群的丰度和遗传多样性进行可靠评估，以了解有效种群大小（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以及移除个体可能带来的人口统计学和遗传效应。与移除相关的风险将根据源种群、物种以及源种群所处群落的特征而异。在评估或比较潜在源种群对迁地的适宜性时，需要考虑移除个体或配子可能如何（1）威胁源种群的持续生存，（2）减少源种群的遗传或人口统计学变异，和/或（3）对源生态系统中的群落和生态系统动态产生负面影响。
为迁地而移除个体不应危及源种群的管理目标。该风险最终由相对于源种群丰度或有效种群大小而言被移除个体或配子的数量和频率决定。对于鱼类，指导方针建议从源种群中采集不超过10%的可用资源量，并仅使用未面临即刻丧失威胁的种群。从野外移除个体或配子可能对源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构成风险。近交衰退是最可能的遗传影响，其风险在以下情况下增加：（1）存在较低的本底遗传变异，（2）源种群处于低丰度状态，（3）相对于源种群大小移除的个体或配子数量较大，（4）移除策略增加了近缘个体交配的概率，例如非随机地移除特定表型。在某些情况下，移除大量个体或配子可能将源种群丰度降低至引发群落和生态系统层面变化的程度，当源种群扮演关键种（keystone）角色时尤其如此。
**2.5 对受体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迁地可能对受体生态系统产生非预期的有害影响，包括影响现存生物的遗传学、无意引入新病原体或改变食物网相互作用。从遗传学角度看，当规划补充（即释放区域存在同种个体）或迁地鱼类可能从释放区域迁移出去并与同种或同属物种互动或繁殖时，恢复规划考量更为重要。在鱼类中，种群的局部适应常伴随染色体倒位（chromosomal inversions）或其他结构基因组变化，这些可作为等位基因重组（allelic recombination）导致基因流有害影响的屏障。迁地可能影响这些屏障——当源种群具有中间基因型（如较小的染色体倒位）时，可促进重组并导致共适应基因复合体（coadapted gene complexes）的非预期解体。迁地引起的基因流可导致种群间均质化（即种群间分化的丧失）或同属物种间生殖隔离（reproductive isolation）的丧失。
源种群选择还应考量疾病或病原体在源和受体生态系统间传播的风险。预防风险及生产或迁移健康、无病原体鱼类的预防措施和建议已存在并可为恢复规划提供参考。迁地还可能对关键物种（如具有保护重要性或支撑重要渔业的物种）造成负面影响，或在受体食物网中导致负面相互作用。源种群的摄食偏好可能对受体生态系统产生非预期后果。源种群选择可受益于关于营养生态位（trophic niches）、行为动力学以及迁地可能引起的食物网或渔业影响的数据驱动决策。例如，五大湖的湖白鲑（Cisco, *Coregonus artedi*）通常以浮游生物为食，但某些种群当前比其他种群更具食鱼性（piscivorous）。若选择食鱼性源种群进行迁地且食鱼性在受体生态系统中得以维持，则可能导致与其他食鱼性鱼类的竞争。评估迁地生物与受体生态系统中关键物种之间出现负面生物相互作用（biotic interactions）的概率，可在利益相关方和决策者做出源种群决策时提供帮助。
研究人员强调该考量因素以及前一考量因素（即对源种群或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对协助定殖的相关性——此时将源种群迁移至新的"避难"栖息地以保存该种群。尽管将完整框架应用于确定源种群与此类保护性迁地类型并非完全相关，但在决定是否实施迁地或决定哪个受体生态系统可作为最佳避难地时，这些考量因素的一个子集仍可提供帮助。
**2.6 后勤保障（Logistical）**
除上述生态和遗传标准之外，决策者还可能受益于评估与候选源种群相关的后勤约束。例如，捕获野生个体或其配子的能力可能因季节或地点而异。即使源种群不在偏远地点，用于采集野生配子或个体的安全且可负担采样平台的可及性也可能受限。定位产卵聚集区或具有足够数量个体的区域可能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对于在不利天气月份产卵的鱼类。对于在大型深水湖泊中深水产卵（即30-150米以上）的鱼类，配子通常在个体被带回水面时即已排出，这可能增加为配子采集所需捕获的动物数量，因此增加对源种群的伤害。同样，如果源种群的配子或个体在迁地过程中需要跨越政治边界，可能产生与许可或病原体筛查相关的额外复杂问题。此外，对于野生亲鱼采集，建议胚胎在采集后不超过24小时内转移至孵化设施，同时维持温度在采集前所处温度的2℃范围内。决策者因此必须考量来自较偏远源种群的胚胎是否能够按照这些建议以可行方式转移。
在后勤考量中，病原体筛查（pathogen screening）是一个重要且耗时的组成部分。以劳伦森大湖为例，对于将在孵化场养殖后再进行迁地的胚胎，若考虑使用大湖流域外的大型源种群（>100000尾），则该源种群应进行以下任一检测：（1）连续五年每年检测超过60尾鱼，或（2）每次筛查检测超过150尾鱼，在两年内进行三次筛查且间隔至少四个月。若两种方案均未检出阳性，野生配子可转移至孵化场用于迁地。若无法进行往年筛查，野生配子可转移至检疫设施（quarantine facility），在通过三次连续病原体筛查（每次间隔至少四个月）后，方可允许释放至非检疫设施。若候选源种群来自大湖流域内，可遵循略为宽松但仍严格的筛查建议：连续三年每年筛查60尾，而非五年。
**3.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利益相关方参与被广泛认为有益于资源管理决策，即使支持该主张的定量证据有限。鉴于利益相关方在自然资源管理和管护中的关键作用，过去几十年已产生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来描述其纳入的理论依据和最佳实践。将利益相关方参与融入决策是复杂的，参与的时长和频率因所采取的过程而异。由于这种复杂性，存在诸多潜在陷阱、错误和疏漏。参与失误的后果可能差异很大，可包括失去达成更好理解和信任水平的机会，或导致对未来决策的不可修复的抵制。利益相关方与决策者之间的信任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建立，但仅一次误导性或不信任的过程即可将其摧毁。
若无利益相关方支持，推进迁地计划可能面临挑战。例如，在休伦湖，利益相关方支持的分歧导致了湖白鲑迁地的挑战和延迟。土著政府（Indigenous governments）和部落间组织（intertribal organizations）基于其自然资源权利（即权利持有者，rightsholders）区别于利益相关方。本文假设权利持有者被纳入决策者范畴。为确保土著政府在决策中的参与最大化，应遵循的最佳实践包括：在过程开始时纳入土著政府，尊重土著知识和自然资源共同管护（co-stewardship）作为基于地方且独立的存在，以及鼓励代际参与。
利益相关方参与可以是自上而下（由决策者主导）或自下而上（由利益相关方主导）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本文假设决策者将主导源种群选择过程。一种自上而下的参与类型是"单向沟通和/或咨询"，即源种群已经确定，决策者仅将该决定传达给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由于该类型缺乏利益相关方的真正参与，一种替代且更可取的参与方式是"商讨和/或共同制定"（deliberation and/or coproduction，即共同制定），其中决策者与利益相关方在选择前就选项进行双向讨论。共同制定方法理想上由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共同"拥有"，尽管最终的实施责任仍属于决策者。
许多大湖区的渔业决策机构已具备通过共同制定过程与其利益相关方互动的能力。因此，就每个决策者如何努力实现与利益相关方就源种群决策进行共同制定提出详细建议超出了本文范围。研究人员建议在共同制定源种群决策过程中实施以下最佳实践：（1）通过积极倾听和参与式对话赋权利益相关方，并记录其意见；（2）利益相关方支持可能因决策和随时间而变化，不应因存在对相关决策的支持而假定对当前决策的支持；（3）明确利益相关方观点是复杂决策过程的一个方面，该过程同样可由西方科学和本土及地方知识所指导，向利益相关方传达西方科学和本土及地方知识以便其融入思维和对该过程的投入；（4）承认科学信息存在不确定性；（5）承认文化、财务或后勤考量以及其他社会或政策视角可能影响利益相关方和决策者双方。涉及多个管辖水域的迁地决策可能使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源种群决策复杂化。理想情况下，一个中立的跨管辖机构可帮助化解管辖分歧。从休伦湖湖白鲑迁地的近期经验中学习，未来利益相关方参与源种群决策将受益于一个全面的参与过程：始于每个管辖范围内部，但利用联合战略计划的优势在各辖区与其利益相关方磋商后就推荐的源种群得出不同结论时进行协调。
**3.1 综合各项考量以指导源种群决策**
为整合上述考量因素并帮助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确定一个或多个候选源种群的总体适宜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可在四个步骤中进行的结构化专家判断过程。结构化专家判断在自然资源科学和管理中日益常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透明框架用于评估通常不完善的证据以指导决策。第一步（Step 1）包括汇编所有相关的、将有益于结构化专家判断过程的背景信息。例如，总结由决策者和/或利益相关方制定的基本目标并确定候选源种群，同时针对每个候选源种群汇编各项考量因素在目标背景下的所有可用数据。信息随后以允许专家小组审查其质量、相关性和充分性的方式进行总结，包括清晰透明地呈现证据以及识别知识空白和不确定性。第二步（Step 2）邀请一组专家参与结构化专家判断研讨会，正式呈现和评估来自第一步的证据。受邀专家应具有与考量因素、种群或物种、和/或源或受体生态系统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第三步（Step 3）由协调人制定与迁地基本目标相关的具体问题供专家评估。这些问题可从表1中的通用问题集合衍生而来，如Box 2所示。受邀专家随后参与结构化研讨会，评估来自第一步的证据的质量、一致性和相关性，并估计每个问题对应的结果在每个候选源种群中能够实现的概率。按照Hemming等人（2018）的方法，每位专家受访者需对每个问题估计三个概率：最低可能概率、最高可能概率以及最佳估计概率。可运用改良的德尔菲法（modified Delphi approach），即专家在提供初始三个概率后参与聚焦于共同和离群概率理由的小组讨论，然后基于通过小组讨论获得的解释提供第二轮概率。该方法可减少对问题或证据基础的误解并有助于识别关键不确定性。第四步（Step 4）计算专家提供概率的汇总统计量，并为每个问题呈现以总结专家研讨会结果。可使用多种直观方法，如箱线图（box and whisker plots）。
结构化专家判断方法的益处在于，它有助于捕捉评估证据以指导源种群决策时涉及的若干重要不确定性。首先，对于任何给定考量因素可能不存在明确的成功阈值，因此本文未称之为"标准"。例如，专家可能对源种群与已灭绝种群之间在特定考量因素（如遗传学、栖息地、生活史）上的"匹配"水平及其对迁地结果的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其次，就每个考量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源种群在实现期望的栖息地或遗传考量方面被判定具有高概率，但在实现期望的生活史考量方面概率较低的情形。第三，即使对于研究充分的系统，每个问题评估其源种群适宜性所依据的证据也可能不完善。该方法的益处在于其包容性、透明性、灵活性和迭代性。包容性允许所有声音通过讨论被听到以达成共识；透明性允许通过初始证据总结、专家评分和记录讨论来捕捉每个考量因素中的不确定性。评分的图形化总结有助于传达专家之间的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灵活性涉及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在商讨源种群决策时对不同考量因素的重要性赋予不同权重的可能性。迭代性涉及可在研究解决即时知识空白后进行多轮评分。
该方法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源种群决策不由专家在研讨会上做出。相反，该方法提供与每个问题相关的概率横跨候选源种群，然后将综合摘要提供给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以共同制定源种群决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也可被邀请参加或观察研讨会，以获得对该过程和结果的更深入理解。
**4. 结论**
本文描述了在确定迁地源种群时的若干重要考量因素，包括种群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生活史、栖息地以及迁地对源和受体生态系统的潜在负面影响。研究人员还强调了后勤因素——在评估候选源种群时对其进行考量可能有所帮助。以往选择迁地源种群的指导文件中普遍缺失的一个考量为将利益相关方投入纳入决策。横跨多个分类群的案例研究表明，纳入利益相关方投入日益受到重视，并可改善迁地工作的结果。大湖区渔业决策者频繁寻求利益相关方投入，并在条件允许时理想地共同制定决策。因此，本文阐述了一个过程，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可借此在迁地规划过程中共同制定源种群决策。最后，鉴于横跨候选源种群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产生或汇编的信息量和复杂性，研究人员提议使用结构化专家判断过程来评估和综合可用证据。该方法的结果可总结对每个源种群的支持程度，并使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能够根据其优先事项和基本目标，在做出源种群决策之前对各项考量赋予不同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