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感知、绩效反馈与企业环境责任

《Energy Economics》：Climate risk perception,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环境责任具有倒 U 型效应。
•该效应由转型风险感知驱动；物理风险感知未显示出一致或稳健的关联。
•正向绩效反馈使倒 U 型曲线变得平缓。
•影响因环境责任的组成部分而异，并随制度压力而变化。

**引言**
气候风险是环境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Donatti 等，2024)。大量证据表明，气候风险对经济构成威胁并造成损害 (Rising 等，2022；Sautner 等，2023)。彭博社报道，全球公司面临 1 万亿美元的气候风险 (Laidlaw，2019)。同样，德勤 2023 年《首席执行官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61%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气候变化将在未来三年内对其公司的战略和运营产生重大影响。能源经济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气候风险如何影响能源公司。对于传统化石燃料公司而言，日益收紧的碳排放监管造成了搁浅资产风险，并威胁到核心商业模式。对于可再生能源公司而言，政策不确定性和极端天气扰乱了投资计划和供应链。然而，气候风险现在已远远超出能源部门。苹果面临由洪水和热浪引起的日益增长的供应链中断。联合利华每年因气候相关的原材料和物流成本而支出数亿欧元。这些涵盖能源、技术和消费品的例子说明，气候风险已成为整个经济中企业的一项核心战略问题，这使得了解气候风险感知如何塑造企业决策变得至关重要。

管理者感知到的气候风险会引发企业战略的变化 (Elijido-Ten 和 Clarkson，2019；Zhai 等，2024)。许多公司通过避税、减少现金持有和改变资本结构来调整财务战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气候风险感知（CRP）(Adrian 等，2022；Li 和 Zhang，2023；Ma 等，2024b)。至于非财务战略，学者们倾向于将企业环境责任（CER）视为一种风险盾牌，可以增加企业对 CRP 的韧性并保障绩效 (Albuquerque 等，2019；Benlemlih 等，2018)。CER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维度，在面临气候变化时已成为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Jia 和 Li，2020；Peng 等，2023)。因此，在气候风险波及广泛的经济时期，了解 CRP 是否与 CER 相关至关重要。

CRP 与 CER 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研究的焦点，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公司会通过提高 CER 表现来应对气候变化冲击 (He 等，2022；Huang 等，2022a)。管理者可以战略性地使用 CER 获得类似保险的好处 (Peng 等，2023)。然而，其他研究结果表明 CRP 对 CER 有害 (Yang 等，2022；Zhao 等，2022)。CRP 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 CER 的预期回报，从而对环保实践产生不利影响 (Jia 和 Li，2020；Piperopoulos 等，2023)。

这一研究路径的一个考量是，CRP 与 CER 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非线性的。管理者可能有选择地关注某些组织议题。公司在不同水平的 CRP 下可能采用不同水平的 CER 参与度。具体而言，管理者将注意力从 CRP 的成本效应转移到 CRP 的协同效应。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与边际环境利润递减规律密切相关——随着 CER 投入的增加，其边际环境效益趋于递减 (Kim 和 Statman，2012；Sun 等，2019；Lankoski，2000)。此外，当 CRP 达到高水平时，由于资源约束增加，管理者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财务调整，而不是持续扩大 CER 投入 (March 和 Shapira，1987)。另一个考量是 CRP 有不同的类别 (Li 等，2020；Gu 和 Hale，2023)。虽然一些公司直接受到气候物理变化的影响，但另一些公司则间接受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 (Li，2022；Mbanyele 和 Muchenje，2022；Venturini，2022)，这两类 CRP 可称为气候物理风险感知和气候转型风险感知。气候物理风险感知可能迫使企业将资源集中在短期应对上，而气候转型风险感知在分配管理者注意力方面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长期战略调整，并且更可能具有非线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考察了资源条件（如政府补贴 (Li，2022)、资源错配 (Li 等，2024) 和融资约束 (Huang 等，2025)）对 CRP 与 CER 之间关系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仅从单一的资源维度（例如资源获取、分配或处置）考察了边界条件，未能充分考虑管理者对整体资源情况的综合判断 (Huang 等，2022b)。借鉴资源基础观 (Argote 和 Greve，2007)，本研究提出，管理者对资源情况的感知将根据特定的参考点动态调整，这将进一步影响其注意力分配和 CER 决策。绩效反馈作为反映企业资源环境的关键指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Kim 等，2025；Xie 等，2019)。正向绩效反馈通常伴随着资源丰富的信号，这增强了管理者对 CRP 协同效应的信心，并促进 CER 投入；而负向绩效反馈则警示资源稀缺的风险，这促使管理者优先进行财务调整并抑制 CER 投入。据此，我们考察了绩效反馈在 CRP 与 CER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中国上市公司。在这一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深刻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转变，使其成为考察企业气候风险感知和环境行为如何形成的理想环境。在这几年里，政府推出了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相关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管环境以及企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2013 年，七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交易试点方案，首次直接对覆盖范围内的企业征收碳成本。2015 年《巴黎协定》标志着中国承诺实现碳排放达峰，2016 年煤炭产能上限则收紧了对高污染行业的环境约束。这些政策冲击对外部于单个企业，但极大地影响了管理者如何感知气候风险以及在相互竞争的战略议题之间分配注意力。因此，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环境，在此环境中，CRP 与 CER 之间假设的倒 U 型关系不仅可以通过外部政策变化进行检验，还可以得到验证。

我们使用文本分析来量化 CRP 并考察其对 CER 的影响。我们发现 CRP 与 CER 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这种倒 U 型关系也存在于气候转型风险中。对于气候物理风险，我们发现物理风险感知与 CER 之间没有一致或稳健的关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CRP 与 CER 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依然成立。正向绩效反馈是 CRP（和气候转型风险）与 CER 之间曲线关系的边界条件。我们还发现，反应型环境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机制。此外，结果显示 CRP 显著影响 CER 除环境投资以外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地，我们基于制度压力（强制型、规范型、模仿型）对倒 U 型 CRP-CER 关系进行了横截面异质性测试。子样本回归表明，在所有制度压力子样本中都存在倒 U 型关系，在高强制型和高模仿型压力下系数相对较大，在高规范型压力下系数相对较小；子群体之间的差异尚未进行正式测试。

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相关文献做出贡献。首先，虽然现有研究通常将气候风险视为客观条件，并探索其在社会和企业层面的影响 (Anastasiou 等，2024；Chen 等，2023；Erhemjamts 等，2024)，但很少有研究调查气候风险主观感知的影响。然而，管理者对环境信息的理解和判断具有认知局限性和变异性，这可能导致即使在相同的气候风险暴露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战略决策。本研究通过构建气候风险感知变量，将宏观层面的气候问题内化到管理者的认知层面。此外，它将气候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感知都纳入分析，以澄清哪种类型的气候风险感知与社会责任更相关，从而丰富和扩展了关于气候风险和绿色治理的研究。

其次，以往研究局限于考察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线性促进或抑制效应 (Ozkan 等，2022；Tian 和 Zhao，2025；Zhao 等，2022)。相比之下，本研究提出企业环境责任决策可能因企业气候风险感知的水平而异。管理者在利益 - 成本分析框架内转移注意力。本研究阐明了企业气候风险感知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曲线关系，扩展了关注视角的应用，并为促进企业环境伦理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最后，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结合认知和行为视角的综合框架，阐明了绩效反馈在气候响应中的关键边界作用。鉴于气候治理和企业环境责任的高度资源依赖性，我们引入绩效反馈机制来阐明企业过往绩效如何调节气候风险感知转化为环境责任行动的过程。具体而言，本研究证实，与历史抱负绩效反馈相比，社会抱负绩效反馈对上述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表明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更容易受到同行社会比较的影响。这一发现揭示了企业环境责任形成路径的复杂性，并为后续研究打开了认知 - 情境 - 行为交互作用的“黑箱”。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 2 节回顾相关文献并建立假设。第 3 节描述研究设计。第 4 节和第 5 节分别呈现实证结果和进一步分析。第 6 节得出结论。

**文献综述片段**
气候风险已成为企业普遍的不确定性来源，吸引着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日益关注。活跃的气候金融文献现在记录表明，无论是物理还是转型气候风险，都在金融市场中被定价并塑造企业决策。在国家层面，气候风险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Song 等，2023) 和可再生能源创新 (Chen 等，2024b)。在企业层面，更大的气候风险暴露提高了...

**数据与变量**
主要分析的样本期涵盖 2009 年至 2019 年。因变量（CER）涵盖 2010–2020 年。所有自变量，包括气候风险感知指标，均滞后一年，以缓解反向因果关系问题，并允许企业环境战略有时间对感知到的风险做出反应。因此，2009 年至 2019 年测量的自变量与 2010 年至 2020 年的 CER 结果相匹配。CRP 得分来自年度报告...

**描述性统计**
表 2 展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CRP 的平均值为 2.45，标准差为 3.28，表明样本公司面临的 CRP 存在广泛差异。CRP_Phy 的平均值为 0.06，而 CRP_Tra 的平均值为 2.20，表明我们样本中的公司感知到的转型风险多于物理风险。

表 3 展示了样本分布情况。面板 A 表明我们样本的企业层面观测值基于行业的分布，而面板 B。

**机制分析**
现有分类将企业环境责任（CER）置于从反应型到主动型的连续谱上 (Dixon-Fowler 等，2013；Torugsa 等，2012)。主动型 CER 涉及开发绿色技术、将环境问题整合到战略中以及超越法规 (Torugsa 等，2013)。反应型 CER 指被动合规驱动的污染减排 (Dixon-Fowler 等，2013)。

我们检验了哪种方向介导了气候风险感知（CRP）对企业环境责任（CER）的影响。

结论与启示

采用2010年至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我们通过文本分析量化企业层面的气候风险敞口，并考察其对企业环境责任（CER）的影响。正如预期，我们发现CRP与CER之间存在倒U型关联，该关联主要由气候转型风险感知驱动。然而，我们并未发现物理风险感知与CER之间存在一致或稳健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整体CRP（8.270）的转折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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