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风险、政治动荡和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评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脆弱性

《Energy Economics》：Macroeconomic risk,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isk: assessing vulnerabilities among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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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证研究考察了环境可持续性风险（ESR）对政治动荡和宏观经济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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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估计采用了池化普通最小二乘法与Driscoll和Kraay标准误，以及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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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₂排放量的增长加剧了所考察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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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足迹的增加加剧了所考察的该区域经济体所面临的政治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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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治理和制度结构可以减轻环境可持续性风险对宏观经济风险和政治不稳定性的不利影响。

引言

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被认为是由数十年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所导致，是全世界企业和经济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近年来，环境可持续性风险已成为影响企业运营战略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因素。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被定义为对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以及对环境和人类生存有害的有害污染物排放所造成的威胁（Abaidoo和Agyapong，2023；Abaidoo和Agyapong，2024）。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的威胁，环境可持续性风险不断影响着基层和全球政策。作为对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具有重大影响的突出新兴议题之一，环境可持续性引发了关于如何处理自然资源的持续使用和开发以及污染问题的广泛分歧和讨论。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人们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关于如何应对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方式差异，持续推动着环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环保主义者支持大幅减少对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而资本主义者则主张通过提高生产力、消费和经济增长来提升生活水平。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持续制约和削弱了减少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努力。

已经确立和理论化的导致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现象的人为和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对石油和森林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污染被视为主要致因（参见Appannagari，2017；Sarkodie，2018；Wang和Dong，2019；Muhammad等，2021）。尽管在如何最好地减少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理想方法上尚无共识，但不断发展的趋势以及认识到需要减少人类环境影响的必要性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获得广泛认可。对相关文献的批判性综述表明，减少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努力持续获得全球认可，越来越多的领先经济体、全球跨国公司和机构等均支持旨在减少这一现象的协议。对处理环境可持续性风险需要采取协作方式的日益增长的认识，加上对该现象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预见，持续催生了旨在揭示这一不断增长的及其培育和滋生因素的研究（参见Appannagari，2017；Sarkodie，2018；Wang和Dong，2019）。现有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基本方向，偶尔在主要目标上有所交叉。第一个方向主要关注影响全球环境脆弱性差异的条件或因素（参见Dogan等，2020；Shittu等，2021；Nasir等，2021），第二个方向通常以提供遏制环境可持续性风险所需的科学和替代行为实践的研究所为中心（参见Michieka和Tirop，2013；Silva等，2018）。

与已审阅的实证研究相比，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对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讨论的替代性方法，重点关注该现象的三个核心要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风险和政治不稳定性。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评估CO₂排放量、生态足迹和真实可持续性风险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和政治不稳定性的影响。这一目标的提出源于以下事实：作为一个经济板块，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特征是持续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这往往伴随着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的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性；因此，实证理解环境可持续性风险核心要素在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性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此外，由于全球需求增长而引发的对该区域自然资源的争夺，使得有必要将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这一不断演变的议题与资源诅咒假说联系起来进行审视。这一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所涉经济体中政治行为者和社会中权力团体的寻租倾向如何塑造环境可持续性风险。

一些相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环境可持续性风险部分要素之间的联系。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为例，Fjelde和von Uexkull（2012）表明，降雨模式严重偏离历史常态与社区之间更高的群体冲突风险相关。此外，Burke等（2009）发现非洲的国内战争与气温波动之间存在强烈的历史关联，气温较高的年份会显著增加战争发生的可能性。Maino和Emrullahu（2022）进一步表明，气温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撒哈拉以南非洲脆弱国家或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1.8个百分点，从而增加了动荡的潜在可能性。本研究通过专门验证已指出的环境可持续性风险微观要素、宏观经济风险以及该区域新兴经济体政治动荡之间的联系，为旨在缓解该条件不良后果的政策提供依据，从而补充了相关讨论。

除上述直接相互作用外，本研究还验证了制度质量在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要素、宏观经济动荡与政治不稳定性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这些调节分析的理由在于需要确定有效的治理机构在推动减少环境可持续性风险的关键项目实践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估计结果验证了关键制度如何影响本研究的三个核心环境可持续性风险要素与宏观经济风险及政治不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本研究还派生了特定的研究指数来捕捉现有研究中未充分讨论的条件，如宏观经济风险等，这使本研究与相关实证研究进一步区别开来。这一方法使本研究能够验证文献中相关研究尚未考察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了本研究考察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以及导致宏观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条件或因素。第3节阐述了用于考察本研究目标的方法论。第4节呈现了研究结果，并结合研究目标对关键发现进行了深入讨论。本研究最后总结了主要发现，并基于报告的结果提出了建议。

各章节摘要

相关文献综述

自然资源的开采或提取（环境退化或污染）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生活水平以及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诅咒假说来解释。资源诅咒假说认为，经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可能助长经济不稳定（Pütün，2015）。根据Deacon和Rode（2015）的说法，资源诅咒现象

数据与方法

为实现本研究概述的目标，我们采用了四个关键步骤。首先，从二手来源收集2000年至2020年研究期间相关变量或条件的数据。随后，采用多种推导技术构建与本研究发现目标一致的部分关键变量和指数。遵循面板数据程序，我们建立模型以评估环境可持续性风险对宏观经济风险和

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部分呈现了实证估计的结果及讨论。POLS-DKSE（本研究的主要估计技术）的结果呈现于表3和表4中。然而，为了稳健性检验，我们在表5中以动态形式呈现了两步系统GMM的结果，作为一种替代的实证估计过程，用于控制并克服面板数据分析中相关内生性问题。

我们首先考察了ESR（聚焦于三个

结论

气候变化现象和环境可持续性需求在近年来塑造了运营战略和全球环境政策。世界各国政府和工商界继续认可减少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所导致的自然环境保护和污染减少的必要性。这种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努力主要源于对污染物不断演变的健康影响的观察以及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Rexford Abaidoo：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撰写，指导，概念化。Ayodele Julius Alade：项目管理。Elvis Kwame Agyapong：软件，方法论，形式分析，数据整理。

Rexford Abaidoo|Ayodele Julius Alade|Elvis Kwame Agyap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