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literacy among family caregivers of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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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目的: 了解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的现状、类别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提升照护者健康素养与照护能力提供依据和指导,进而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目的: 了解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的现状、类别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提升照护者健康素养与照护能力提供依据和指导,进而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mpling),选取2025年2月至8月期间潍坊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287名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癌症照护者健康素养量表(Health Literacy of Caregiver Scale-Cancer, HLCS-C)、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照护者效能感量表(Caregiver Sense of Efficacy Scale)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进行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数据分析采用Mplus 8.0软件对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并辅以SPSS 25.0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讨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271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总分为134(120, 153)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处理健康信息”维度均分最低,为12(9, 12)分;“了解患者需求与偏好”维度得分最高,为18(18, 22)分。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被划分为三类:低健康素养组(49.8%)、中等健康素养组(25.4%)和高健康素养组(24.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 = 9.445, 95% CI: 1.646–54.196)、文化程度(OR = 0.50, 95% CI: 0.003–0.777)、职业(OR = 0.116, 95% CI: 0.021–0.641)等因素与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类别显著相关(p < 0.05)。
结论: 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总体健康素养处于中等水平,近半数(49.8%)处于低健康素养组,但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照护者健康素养受年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及照护经验等多重因素影响。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癌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据统计,2022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约1997.6万例,癌症死亡约974.4万例,其中亚洲占全球新发病例的49.2%和死亡病例的56.1%。中国2022年新发癌症病例约457万例,约占全球总数的24.2%。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压力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的多重驱动下,中国的癌症负担将持续加重,癌症患者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癌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具有反复发作、治疗周期长、复发率高的特点。在与癌症的长期抗争中,患者不仅要承受躯体痛苦,还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照护者作为患者最亲近的支持者,在承担日常护理责任的同时,还肩负着医疗决策和疾病预后方面的重大压力。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全球约有3.49亿人为依赖他人照护的个体提供照护服务。在美国,约有318万照护者支持癌症患者。本研究所指照护者特指无偿的非正式家庭照护者,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及亲密朋友。
照护者在癌症患者日常照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提供情感支持,还协助医疗团队管理疾病进展。根据患者病情需要,照护者还需承担伤口护理、用药管理、症状控制和营养支持等一系列医疗护理任务。此外,照护者在健康决策、健康信息共享及协助复杂医疗程序方面同样扮演关键角色。
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并应用健康信息以促进和维持健康的能力。照护者健康素养被定义为获取、评估、理解和应用健康信息及医疗服务以参与患者医疗和护理决策,从而改善患者健康结局和生活质量的能力。研究表明,当癌症患者照护者缺乏足够的健康素养时,往往会回避讨论癌症相关信息,无法有效传递健康信息,导致患者住院率升高、经济负担加重,最终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
然而,照护者在健康素养方面面临持续挑战,包括获取健康信息困难、癌症信息过载、对疾病信息和医疗系统缺乏了解、与患者及医务人员沟通不足等,这些均阻碍了有效的健康管理。因此,了解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制定有效干预措施以提升照护者健康素养,对于改善癌症患者照护质量和健康结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5年2月至8月在潍坊市某三级甲等医院选取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作为研究对象。该医院是潍坊市最大的综合肿瘤中心,收治各类恶性肿瘤患者,照护者样本涵盖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样本池具有多样性。研究共发放问卷287份,回收285份,经筛选剔除不完整、重复作答或存在内部逻辑矛盾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71份,有效回收率为95.08%。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其一,潜在剖面分析(LPA),以中文版癌症照护者健康素养量表(HLCS-C)的10个维度得分作为显变量,使用Mplus 8.0软件依次拟合1至5个潜在类别的模型,通过AIC、BIC、aBIC、熵值(Entropy)、LMR-LRT和BLRT等拟合指标综合确定最优类别数;其二,单因素分析,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不同健康素养类别间的一般资料差异;其三,多因素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潜在类别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探讨健康素养类别的影响因素。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Harman单因子检验)和事后功效分析(G*Power 3.1),确认研究具有充分的统计功效。
三、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由于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被试自我报告,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风险。通过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1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37.391%,低于40%的临界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无显著影响。
3.2 样本特征
271名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中,男性142人(52.4%),女性129人(47.6%)。年龄方面,≤44岁150人(55.4%),45~59岁77人(28.4%),≥60岁44人(16.2%)。居住地分布为城市116人(42.8%)、城镇59人(21.8%)、农村96人(35.4%)。与患者关系方面,配偶82人(30.3%)、子女143人(52.8%)、父母38人(14.0%)、兄弟姐妹8人(3.0%)。文化程度以专科最多(35.8%),其次为高中(25.1%)和初中(24.0%)。
3.3 各量表得分情况
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总分为134(120, 153)分,处于中等水平。10个维度中,“处理健康信息”维度均分最低,为12(9, 12)分;“了解患者需求与偏好”维度得分最高,为18(18, 22)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总分为26(21, 32)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总分为70(64, 73)分,照护者积极感受量表(PAC)总分为36(32, 43)分。
3.4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研究基于健康素养量表的10个维度拟合了1至5个潜在类别模型。随着潜在类别数增加,AIC、BIC和aBIC值逐渐降低。三个类别的模型信息评价指标相对较低,且LMRT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p = 0.007);四个类别和五个类别的模型虽然信息评价指标更低,但LMRT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225和p = 0.249)。综合考量后,选择三类别模型作为最优解,熵值为0.937,分类准确率较高。
3.5 潜在剖面命名
根据三个潜在类别在各健康素养维度上的得分特征,将其命名为:C1低健康素养组(135例,49.8%),在所有维度上得分均较低;C2中等健康素养组(69例,25.4%),各维度得分介于C1和C3之间;C3高健康素养组(67例,24.7%),在所有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组。
3.6 单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居住地、与患者关系、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既往照护经验、自评健康状况、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照护者积极感受总分在不同健康素养类别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农村照护者在低健康素养组中占比过高(44.4%),而城市参与者在中等和高健康素养组中占多数,这种不平衡与不同地区居民健康资源获取的差异有关。
3.7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以健康素养潜在类别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拟合良好(Cox & Snell R2 = 0.528,Nagelkerke R2 = 0.603)。与C1低健康素养组相比:年龄≤44岁(OR = 9.445, p = 0.012)和45~59岁(OR = 5.285, p = 0.034)的照护者、自我效能感较高者(OR = 1.144, p < 0.001)及领悟社会支持较高者(OR = 1.061, p = 0.012)更可能属于C2中等健康素养组;而小学文化程度(OR = 0.50, p = 0.032)、家庭月收入3000~5999元(OR = 0.308, p = 0.049)及务农者(OR = 0.116, p = 0.014)更不可能属于C2组。与C1组相比,年龄≤44岁(OR = 58.100, p = 0.001)和45~59岁(OR = 13.619, p = 0.015)、有照护经验(OR = 3.786, p = 0.004)、自我效能感较高(OR = 1.221, p < 0.001)及照护者积极感受较高(OR = 1.131, p = 0.009)者更可能属于C3高健康素养组;而初中文化程度(OR = 0.102, p = 0.046)、家庭月收入3000~5999元(OR = 0.225, p = 0.036)及居住在城镇(OR = 0.231, p = 0.034)者更不可能属于C3组。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出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健康素养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可分为低、中、高三个潜在类别,其中低健康素养组占比近半,提示该群体健康素养水平总体偏低,亟需针对性干预。研究发现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照护经验、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照护积极感受是健康素养类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年轻照护者、高学历者、有照护经验者及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水平较高者更可能具有较高的健康素养水平,而农村居民、务农者及低收入者在低健康素养组中占比过高,反映了健康资源获取的不均衡性。
结论翻译: 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总体健康素养处于中等水平,近半数(49.8%)处于低健康素养组,但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照护者健康素养受年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及照护经验等多重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