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适应中的知识共创与共传播：基于莫桑比克肖奎地区的洞见

《Frontiers in Climate》：Knowledge co-production and co-dissemin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sights based on Chokwe district, Mozambique

　　

摘要 气候变化要求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前瞻性讨论，以共同生产和传播满足当地需求并为政策提供信息的知识。考虑到生态和社会经济动态，关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共创平台如何运作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试图通过研究莫桑比克肖奎地区气候变化适应中的知识共创与共传播来填补这一空白。研究采用了从9次焦点小组讨论和70次半结构化访谈中获得的定性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日常对话、与外部人员的社区会议、实地考察和培训项目是知识共创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中，横向共传播通过一对一谈话和邻里会议发生。纵向共传播则在灾害管理的官僚体制环境中被观察到，例如推广人员在与其它正式实体和农民的互动中所遵循的模式。横向共传播涉及跨部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会议和培训项目进行合作。此外，电视和广播被认为是告知人们有关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关键额外工具，尽管主要是通过单向安排。此外，知识共创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下有所差异。在灾害易发区，其重点在于气候适应。同时，在非脆弱地区，基于发展的知识共创占主导地位。决策过程取决于当地民众如何看待和信任某些协作成果。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适应的共创平台涉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因为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到达当地社区，反之亦然。然而，这并非没有权力斗争、排斥、制度学习和其他动态。因此，共创倡议应推动结构性变革，产生稳固的伙伴关系以及战略性、可持续、更长期、包容和负责任的适应计划。

一、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治理模式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成为迫切需求，该框架能够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边缘化群体）的积极参与，共同讨论和制定应对策略。

在此背景下，“知识共创”（knowledge co-creation）——即不同知识体系（如科学知识和地方知识）持有者通过协作学习，共同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过程——被视为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这些共创平台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生态和社会经济动态中实际运作，尤其是在资源有限、高度依赖捐助方资金的地区，仍存在显著的知识空白。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理论框架或单一案例，缺乏对具体情境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全过程的深入实证分析。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选取了莫桑比克的肖奎（Chokwe）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该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成为理想案例：它既是该国最大的灌溉农业区，吸引了大量政府和发展机构参与，同时又饱受洪水和干旱等气候灾害的侵袭，是众多人道主义组织和灾害管理机构的活动中心。这种多重利益相关者汇聚、不同知识体系碰撞的环境，为研究气候变化适应中的知识共创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本研究旨在揭示当地存在的正式与非正式知识共创平台、参与者的角色与互动方式、不同知识体系的融合程度，以及整个过程中蕴含的权力动态、社会学习和治理挑战，最终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气候适应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范式，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1. 1.
   多阶段田野调查：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23年5-6月）为探索性访问，通过与地方政府、农民协会和研究机构的初步访谈，确定五个研究社区。第二阶段（2023年9月）为主要田野工作，收集核心数据。第三阶段（2025年6月）为验证与补充研究，将初步发现反馈给参与者进行确认并获取补充信息。
2. 2.
   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共组织了9场焦点小组讨论，分别面向推广人员、地方领导和农民，以收集个体、集体和互动视角下的观点。
3. 3.
   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共进行了70次半结构化访谈，对象包括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政府技术人员。访谈采用滚雪球抽样法，直至达到信息饱和点。
4. 4.
   数据分析方法：采用演绎式主题分析法。首先基于研究问题和文献回顾预定义编码（如“讨论”、“互动”、“分享”等），然后通过反复阅读转录文本，手动标记和分类相关信息，识别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共创平台，并最终构建出分析框架。

三、 研究结果

3.1 针对全体社区成员的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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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日常对话
  研究发现，邻里间的日常对话是最基础的非正式共创平台。这些对话发生在定期会议、田间闲聊和互助活动中，涵盖了种子交换、市场价格、灾害应对经验等广泛话题。这些看似随意的交流并非权力中立，男性在家庭搬迁等重大决策中仍拥有权威，但女性因承担更多农务和家务责任，其经验和话语权正在显著提升，尤其在男性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社区中那些更具韧性和成功经验的成员，往往成为他人寻求咨询的对象，形成了知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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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社区会议：气候知识共生产的包容性治理实践？
  • •
    3.1.2.1 与外部合作伙伴的社区会议：这是连接社区与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实体的重要正式平台。会议由地方领导协调，通常由外部实体设定议程，讨论内容围绕预期的气候事件展开。研究发现，居民对此类会议的感知存在空间差异：
    • •
      3.1.2.1.1 与脆弱地区居民的会议：居住在洪水风险区的居民认可政府的频繁到访，双方共同讨论疏散路线、早期预警系统、耕作调整等议题，体现了知识的双向流动。
    • •
      3.1.2.1.2 与安全区域居民的会议：相比之下，已被重新安置到安全区域的居民反映，政府的访问已大幅减少，且讨论重点从气候适应转向了基本服务（如水、电、道路）的供给。这表明，知识共创的焦点会随着地理空间的风险变化而发生转移，可能造成新的脆弱性。

3.2 聚焦于农民的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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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主要由推广人员或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组织，是面向农民协会成员的针对性共创平台。在此平台上，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得以碰撞和融合。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在建造改良谷仓时，农民提供本地最佳粘土和覆盖材料的知识，而技术人员则贡献建造技术。另一个成功案例是生物农药的共生产：项目引入技术思路，农民则贡献本地植物知识，双方共同试验筛选出有效的配方。然而，共创过程也存在分歧，例如部分农民拒绝覆草技术（认为会藏匿害虫），或在播种时间上坚持传统经验而非科学预测。当推广人员传递的灾害预警未能准时或准确实现时，会严重损害其在农民中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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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培训项目
  培训项目通常依托特定项目资金，目标人群是“领头农民”和农民协会代表。这些“精英”农民在社区中享有声望，负责将培训中获得的知识和技术扩散给其他农户。研究发现，女性在农民协会中担任领导角色的比例较高，但当培训需要出差时，女性领导者常因家庭责任而无法参加，这可能削弱她们的影响力。培训项目强调互动式方法，例如通过示范田来共同评估和测试新技术，生物农药的共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3.3 知识共传播：重新审视大众媒体的作用

研究指出，在上述所有共创平台中都内嵌着知识的共传播过程，包括横向（村民之间）、纵向（政府机构到村民）和横向（跨部门利益相关者之间）三种形式。然而，现有的媒体（电视、广播）传播方式主要是单向的、垂直的，导致信息不被当地居民信任。居民更倾向于相信自身经验、社交网络和电话信息。因此，研究人员主张将媒体转变为一种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渠道，例如结合社交媒体，展示地方真实情景，让科学和地方知识在公开辩论中碰撞，从而建立信任并扩大共创的覆盖面。

四、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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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作学习与决策：日常对话是非正式的协作学习形式，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适应能力。决策是基于证据和信任的，即某项知识是否被证明有效并能降低风险。成功的共创需要激发利益相关者的热情、平衡相互责任并赋予所有权感。
• •
  协作学习塑造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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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程设置的空间与时间差异：外部实体在社区会议中主导议程，反映了权力动态。对风险区和安全区采取不同的议程（适应 vs. 基本服务），可能导致“周期性脆弱性”，使两群人都面临长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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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信任与制度影响：灾害响应中的信息延迟和不准确破坏了社区对推广人员和政府的信任。这暴露了现有治理框架的局限性，需要明确机构流程和责任，以促进有效的机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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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分歧转化为协作学习机会：农民对某些技术的异议不应阻碍共创，而应被视为进一步探讨的机会。例如，对不同覆草效果的争论可以组织跨社区的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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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框架塑造工具性与整合性学习：短期、以行动为导向的会议属于“工具性学习”，而依托项目开展的长期培训则属于“整合性学习”，后者能产生更持久的影响。项目驱动的共创虽好，但项目结束后可能出现“真空”，限制了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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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适应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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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动态需克服社会障碍：气候变化增加了女性的责任，她们的参与度也在提高。但诸如无法出差参加培训等社会规范，仍限制了她们的直接影响力和合法性。适应性治理必须解决这些结构性障碍，确保女性声音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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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媒体实现包容性治理：应将媒体从单向传播工具转变为可信赖的、参与式的共创平台。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混合传播方式，能够扩大参与范围，增强信任，并促进更广泛的协作学习。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旨在理解被称为“共创”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显示，不同层面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和利益交织。在地方层面，通过日常对话和社区会议，居民进行非正式的协作学习。从中央层面，正式的多部门会议催生了社区会议。此外，针对农民的实地考察和培训项目促进了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与农民之间的知识共生产和共传播。研究还主张将媒体（主要是电视和广播）转变为更具互动性的混合传播形式，以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协作学习。

分析表明，权力结构是动态的，并影响着共创知识的采纳。女性正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讨论，改变了以往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规范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参与共创倡议的利益相关者仍需理解和解决剩余的社会障碍。在社区会议中，外部实体通常带来议程，显示了其对讨论议题的主导权。同时，参与培训的是“领头农民”和协会代表，这揭示了决定谁有权与正式利益相关者直接接触的权力模式。推广人员在知识共创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灾害发生时，官僚程序暴露了权力动态，导致信息传递延迟和信任危机。来自协作过程中的分歧被视为扩展共创过程的关键因素。

总的来说，共创平台涉及一种适应性共管理方法，其中不同的知识体系被用于讨论适应方案。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合作，当地民众的决策主要取决于他们对结果的信任及其有效性的证据。这里既有自上而下的视角，也有自下而上的视角。然而，这并非没有权力斗争、排斥和其他社会动态。因此，通过对制度学习、适应性治理和协作学习过程的讨论，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共创倡议不应局限于设计特定的即时行动，而需要推动结构性变革，产生稳固的伙伴关系以及战略性、可持续、更长期、包容和负责任的适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