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标题 健康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解码：KSAU-HS师生知识、态度与准备度的比较分析

《Frontiers in Digital Health》：Deco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readiness amo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t KSAU-HS

　　

## 摘要专业翻译

**引言：** 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健康专业的教育过程，需要教师和学生获得实施转型所需的能力。与此同时，关于沙特阿拉伯大学教育者和学生数字化转型准备度的比较性信息仍然稀缺，且这种准备度的成因尚未完全明确。本研究考察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健康科学大学（King Saud bin Abdulaziz University for Health Sciences，KSAU-HS）师生对数字化转型的知识、态度和准备度。

**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比较设计。研究人员借助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专门设计的问卷收集数据。问卷测量了数字能力、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促成条件。

**结果：** 受访者表现出较为发达的数字能力、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数字化转型准备度水平。就学生而言，动机和对自身数字技术工作能力的信心被证明是最佳预测因子。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验证了有用性、易用性以及促成条件是预测数字技术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心理和组织方面在数字化转型准备度中的作用大于人口统计学变量。

**讨论：** 健康专业教育中的数字化转型准备度不仅涉及技术层面，还涉及个人动机、信心和机构支持。因此，大学应制定具体策略以激励和鼓励学生学习，同时培训教师、提供充足资源并创造合适的组织条件。

## 论文解读文章

### 研究背景与目的

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健康专业教育，电子学习系统、人工智能（AI）和数据分析等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COVID-19疫情加速了数字工具的采用，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Vision 2030）也将数字化转型列为国家优先事项。KSAU-HS作为沙特最杰出的健康专业大学之一，已逐步将数字技术融入学术管理和教学。然而，尽管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持续投入，关于该校师生参与数字化转型准备度的比较性证据仍然有限。既有研究表明，知识、态度和准备度对于师生有效使用数字技术至关重要，但在沙特健康专业教育领域，相关数据仍然匮乏，准备度的成因尚未完全明确。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和整合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UTAUT）构建概念框架，旨在评估和比较KSAU-HS教师和学生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知识、态度和准备度，并确定影响其准备度的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 研究方法概要

研究采用比较横断面设计，在KSAU-HS的四个学院（医学、护理、应用医学科学、健康专业）开展，样本包括350名教师和377名学生，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结合便利抽样获得。数据收集工具包括数字转型准备度量表、TAM量表（测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行为意向和促成条件）、教师数字能力（TDC）量表和基于DigComp 2.2框架的学生数字能力（SDC）量表。各量表Cronbach's α为0.892–0.903。统计分析使用SPSS 20.0和AMOS软件，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和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

### 研究结果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数字使用概况**：卡方检验显示，师生在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区和学院归属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学生每日使用数字工具的比例（61.8%）高于教师（44.6%），但教师自评数字能力更高（67.1%评为高或非常高），且54.3%的教师接受过正式数字转型培训，而学生仅为21.5%。

**数字能力比较**：总体而言，50.4%的学生数字能力处于高水平，而70.9%的教师处于中等水平。学生在沟通与协作（54.9%）、安全与数字公民（53.6%）和设备与软件操作（53.1%）领域的高水平比例最高。教师则在沟通与协作（52.6%）、专业发展（52.6%）和信息与数据素养（51.7%）领域表现较好，但在内容创造与教学法领域，61.7%处于中等水平，提示教师的高级数字教学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TAM维度比较**：教师在各TAM维度上的高水平比例均显著高于学生（p<0.001）。教师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行为意向和促成条件的高水平比例分别为82.3%、80.0%、80.0%、80.3%和81.7%，而学生对应比例仅为70.0%、65.5%、67.4%、69.2%和64.7%。

**数字化转型准备度比较**：85.7%的教师整体准备度处于高水平，学生为72.9%。教师在自我效能（86.3%）、感知益处（86.9%）和基础设施准备度（85.7%）方面的高水平比例尤为突出。效应量（Cramér's V=0.204）显示总体差异接近中等效应。

**相关分析**：学生的数字能力与TAM各维度及准备度呈弱但显著正相关（r=0.153–0.193，p<0.01），而TAM各维度之间呈强正相关（r=0.750–0.916），其中使用态度与行为意向相关性最强（r=0.916）。教师的数字能力仅与感知易用性（r=0.121，p=0.024）和促成条件（r=0.160，p=0.003）呈弱相关，TAM维度间呈中等正相关，提示教师的采纳行为受更广泛因素的均衡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CB-SEM模型拟合良好（χ2/df=1.28，CFI=0.999，TLI=0.997，RMSEA=0.029，SRMR=0.008）。外部因素对感知有用性（β=0.29，p<0.01）和感知易用性（β=0.18，p<0.05）有显著影响。TAM内部路径中，感知有用性（β=0.17，p<0.05）、感知易用性（β=0.21，p<0.05）和促成条件（β=0.21，p<0.05）均显著影响行为意向。多组分析显示师生之间的结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Δχ2(8)=17.64，p=0.024）。假设检验结果：知识显著正向影响态度（H1支持，学生β=0.29，p<0.01；教师β=0.31，p<0.001）；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准备度（H2支持，学生β=0.15，p<0.01；教师β=0.18，p<0.05）；知识直接正向影响准备度（H3支持，学生β=0.21，p<0.05；教师β=0.19，p<0.05）；态度部分中介知识与准备度的关系（H4支持，间接效应：学生β=0.0435，教师β=0.0558）；师生结构路径存在差异（H5部分支持）。

###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数字化转型准备度不仅取决于技术接入，还受心理因素（动机、信心）、组织因素（促成条件、机构支持）的共同影响。动机是学生数字能力的最强预测因子（β=0.296，p<0.001），信心对两类群体的数字能力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教师β=0.189，学生β=0.190，均p<0.001）。正式数字转型培训对教师的促成条件（β=0.121，p=0.025）和准备度（β=0.112，p=0.037）有显著作用，而学生的数字能力发展更可能受益于课程整合式学习体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准备度的影响有限。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反应偏差、单一研究地点限制推广性，以及SEM模型仅解释了中等程度的变异。

研究结论认为：心理和组织因素对数字化转型准备度的影响大于人口统计学特征。适应数字技术的信心是师生准备度的主要预测因子，动机对学生尤为重要，教师则需要通过机构提供的培训和支持建立信心。研究验证了TAM的核心要素——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促成条件均对健康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准备度有贡献。因此，教育机构应制定涵盖技术基础设施、持续技术支持、结构化培训机会和支持性数字生态系统的整体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建立监测评估机制。在教师发展方面，应强调数字教学法和教学设计的手把手培训、同伴辅导和实践社区；在学生方面，应创造激励性的学习环境，将数字健康能力纳入课程，并通过远程医疗模拟、AI应用等体验式学习为未来临床实践做好准备。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实验和多机构设计，纳入数字自我效能、数字压力、组织文化和感知风险等变量，以全面理解健康专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准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