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安全水平（No Safe Level）与减少饮酒（Cutting Down）信息对重度饮酒者问题认知、防御性加工和自我效能的影响：一项随机实验研究

《Psychology & Health》：Effects of ‘no safe level’ and ‘cutting down’ alcohol messages on problem recognition, defensive processing, and self-efficacy in heavy drinkers: a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study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测试了一条关于酒精消费的“无安全水平”（no safe level）信息与一条增益框架的“减少饮酒益处”（benefits of cutting down）信息相比，对与饮酒行为相关的心理结局的影响。研究人员将处于风险性或有害性饮酒水平的成年人（AUDIT-C ≥ 5；N = 485）随机分配到三种信息条件之一：对照组（n = 165）、无安全水平组（n = 163）或减少饮酒组（n = 157）。结局指标包括问题认知（problem recognition）、防御性加工（defensive processing）（包含信息贬低（message derogation）、恐惧（fear））、风险认知（risk recognition）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与对照组相比，“无安全水平”信息增加了问题认知（标准化均数差 = 0.22，95% 置信区间 [0.03, 0.41]），引发了更强的恐惧（0.92, [0.73, 1.11]）和更大的信息贬低（0.89, [0.69, 1.09]），但降低了自我效能（?0.23, [?0.43, ?0.02]）。“减少饮酒”信息适度增加了恐惧（0.30, [0.10, 0.49]）并降低了自我效能（?0.28, [?0.48, ?0.08]），但对问题认知或信息贬低几乎没有影响。两种信息均未影响风险认知。直接比较显示，“无安全水平”比“减少饮酒”引发了更多的恐惧和信息贬低，但对问题认知的影响尚不明确。未发现饮酒水平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无安全水平”信息引发了混合的心理反应，这表明需要进一步关注以确定此类信息可能有助于实现何种公共卫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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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公共卫生团体公开推广“无安全水平”（no safe level）的酒精消费信息。这一信息反映了一个日益增长的证据基础，即低水平酒精消费并无显著健康益处，并且某些疾病（如癌症）的风险从任何消费水平开始。然而，改善酒精相关风险的知识对于改变饮酒行为的有效性有限，这反映了饮酒动机和行为背后的复杂因素，包括酒精的广泛可得性和文化常态化、相互竞争的酒精信息和线索环境、个体如何理解酒精相关风险，以及酒精对饮酒者的感知价值（与愉悦、社交和放松相关）。

另一个障碍是饮酒者采用的认知评估偏差，他们可能显著低估风险或认为这些风险与个人无关。因此，问题认知（problem recognition）被提出为重度饮酒者酒精相关行为改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重度饮酒者持续淡化或否认自己的风险或伤害水平，常常借鉴其他“问题饮酒者”的行为或特征，并将自己定位为“非问题”和“负责任”的饮酒者。

防御性加工（defensive processing）被认为是导致重度饮酒者问题认知低下的一个因素，这是一种在意识水平之下运作的策略，用以最小化、否认或回避关于酒精相关风险的与个人相关的信息。例如，研究发现，饮酒量越高的参与者，在面对酒精健康风险信息图表时，感到的威胁、恐惧和回避程度越高，并且越倾向于贬低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此外，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个体对自己改变行为能力的信念——也被认为是健康风险信息评估的重要预测因子。如果个体的自我效能较低，他们可能会采用防御性加工来减少因继续从事自己不期望改变的行为而引起的不适或痛苦。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一个经常以风险性或有害性水平饮酒（AUDIT-C > 4）的成年饮酒者样本中，测试“无安全水平”信息对问题认知、防御性加工和自我效能的影响。研究设置了中性酒精对照信息和增益框架的“减少饮酒益处”（benefits of cutting down）信息作为比较组。研究基于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该理论提出信息的选择和强调可以塑造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增益框架的信息强调减少饮酒的潜在益处而非危害，可能威胁性较小，从而较少引发防御性加工。饮酒水平和饮酒者身份中心性（drinking identity centrality）被测量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被试间随机实验设计，共有三个信息条件（对照、无安全水平、减少饮酒益处）。研究对象是通过Prolific.co平台招募的485名英国居民，均为每周饮酒超过14单位的成年人。研究人员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数据，以信息条件为自变量，并纳入年龄、性别、饮酒者身份中心性和就业状况作为协变量以提高估计精度。研究预先注册了分析计划，并使用R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问题认知：与对照组相比，“无安全水平”信息增加了问题认知（估计值 = 0.22, 95% CI [0.03, 0.41], p = .023），而“减少饮酒”信息则没有显示出明显效果（估计值 = 0.06, 95% CI [?0.13, 0.26], p = .506）。然而，两种酒精健康相关信息之间的差异并不明确（估计值 = 0.15, 95% CI [?0.04, 0.35], p = .114）。

防御性加工——信息贬低：参与者对“无安全水平”信息的贬低程度远高于对照信息（估计值 = 0.89, 95% CI [0.69, 1.09], p < .001），而“减少饮酒”信息与对照信息之间的贬低差异不明显（估计值 = 0.13, 95% CI [?0.07, 0.33], p = .187）。直接比较两种酒精相关信息时，“无安全水平”被贬低的程度远高于“减少饮酒”（估计值 = 0.76, 95% CI [0.56, 0.96], p < .001）。

防御性加工——恐惧：“无安全水平”信息显著增加了恐惧感（估计值 = 0.92, 95% CI [0.73, 1.11], p < .001），而“减少饮酒”信息也有中等程度的效应（估计值 = 0.30, 95% CI [0.10, 0.49], p = .003）。“无安全水平”信息引发的恐惧感远高于“减少饮酒”信息（估计值 = 0.62, 95% CI [0.43, 0.82], p < .001）。

风险认知：两种信息均未对风险认知产生明显影响。与对照相比，“减少饮酒”（估计值 = 0.00, 95% CI [?0.22, 0.21], p = .974）和“无安全水平”（估计值 = 0.04, 95% CI [?0.18, 0.25], p = .743）的估计值均接近零。

自我效能：两种酒精相关信息均降低了自我效能。“减少饮酒”信息表现出负面效应（估计值 = ?0.28, 95% CI [?0.48, ?0.08], p = .007），“无安全水平”信息同样如此（估计值 = ?0.23, 95% CI [?0.43, ?0.02], p = .029）。两种酒精相关信息之间的差异不明显（估计值 = 0.05, 95% CI [?0.15, 0.26], p = .601）。

饮酒水平的调节作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信息的效果因饮酒水平而异。所有交互作用的p值均大于0.13，表明无论参与者饮酒量多少，他们对两种信息的反应大致相似。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测试了“无安全水平”酒精信息与增益框架的“减少饮酒益处”信息对重度饮酒者问题认知、风险认知、防御性加工和自我效能的影响。“无安全水平”信息产生了小幅的问题认知提升，但也伴随着显著更高的恐惧和信息贬低，且两种信息均未增加对饮酒超过低风险水平所带来个人健康影响的风险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信息都导致了自我效能的降低，这可能表明任何使酒精相关风险变得突出的信息都可能削弱个体控制饮酒的信念。自我效能是行为改变干预成功的关键预测因素。

这些结果凸显了酒精相关风险信息传递的复杂性，特别是防御性加工可能成为行为改变的重要障碍。“无安全水平”信息虽然可能在认知层面上挑战了重度饮酒者普遍存在的个人例外主义偏见（personal exceptionalism biases），但也引发了强烈的防御性加工反应，这可能限制了其促进行为改变的有效性。相比之下，“减少饮酒益处”信息未能增加问题或风险认知，可能是因为参与者并未将其视为个人相关。

研究结论指出，“无安全水平”信息引发了混合的心理反应，提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威胁、效能、身份认同和防御性加工如何在应对酒精相关信息时相互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此类信息才能实现预期的公共卫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