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From fields to litigation: farmworker illness and transnational infrastructures of care in Austria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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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已广泛记录了农业生产环节中农业工人受伤与患病的普遍性，但对于事后发生了什么以及农业工人社区内部如何处理伤害，人们所知甚少。基于在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对罗马尼亚工人家庭开展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研究，研究人员细致分析了
尽管学界已广泛记录了农业生产环节中农业工人受伤与患病的普遍性，但对于事后发生了什么以及农业工人社区内部如何处理伤害，人们所知甚少。基于在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对罗马尼亚工人家庭开展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研究，研究人员细致分析了三种疾病轨迹——中风、肺部感染和痔疮——以考察伤害如何在农业食品工作中产生，以及其后果如何随时间被处理。透过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视角，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疾病轨迹不能被理解为孤立的医学事件，因为它们是由将生产成本外部化（externalisation）到工人身体和家庭之上的劳动体制所塑造的。重要的是，疾病时刻使原本隐藏的跨国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即在机构和雇主退出时维持工人存续的照护、支持与义务网络——得以显现。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吸收了伤害的成本，也提供了质疑伤害并将其转化为法律问责主张的契机。
研究背景与问题
农业是欧洲最危险的部门之一，事故、死亡和职业病发生率居高不下；气候变化更使农业工人因热暴露死亡的风险远高于其他行业。然而，既有研究大多记录农业伤病在生产环节的普遍性，较少追踪伤病发生之后发生了什么：谁承担工人健康受损的责任，谁吸收其后果，当机构和雇主退出时，工人的时间、劳动和金钱由谁支撑。这些问题指向廉价食品体系的物质代价。研究人员因此提出，需要从社会再生产视角理解农业工人的疾病轨迹——这些疾病不是个体医学事件，而是劳动体制将生产成本外部化到工人身体、家庭和照护网络上的过程。与此同时，疾病时刻使平时隐而不显的跨国日常生活基础设施显现出来。文章将“外部化批判”与“基础设施转向”相结合：前者解释伤害如何被系统性地转移到生产场域之外，后者解释何种关系网络吸收并偶尔反击这种转移。这一综合是文章的核心分析贡献。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基于2021至2025年间在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开展的多点民族志调查，研究对象为三名40至50岁的罗马尼亚男性季节工人及其跨境家庭。他们来自曾属奥匈帝国的罗马尼亚农村，均因家庭贫困辍学，在欧盟内高度流动，拥有十年间在十国打工的经历，且只有季节性医疗保险和零星的养老金缴费记录。研究人员采用具身民族志方法，进入蔬菜温室和工人宿舍，追踪三条疾病轨迹，并在社会咨询、工会调解和法律诉讼中提供“伴随式”支持，由此观察到由工人、亲属、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劳动协会共同构成的跨国照护基础设施。
研究结果
（一）Vlad：痔疮、种族化劳动体制与村庄照护网络
Vlad在奥地利温室工作，时薪约为法定集体协议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二，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三小时，周六不休。2021年夏季极端高温和慢性缺员叠加，他在“植物爆发”期患上痔疮。公司拒绝其看医生或休病假的请求，他只能季中离境，自购无效的高价药物。其妻Maria被迫赴德国从事住家照护，家庭性别分工反转；家乡被种族化的罗姆人社区及亲属网络吸收了恢复成本。Vlad曾利用“植物爆发”期劳动力短缺，将时薪从5欧元谈判至7欧元，但下季初他与儿子均未被召回，被迫另寻工作。该案例说明，种族化地理和跨国家庭劳动共同承担了农业企业的疾病成本。
（二）Mihai：肺部感染、温度剧变与跨国家庭护理
Mihai在包装冷库和温室之间轮换，工作环境短时温差达-5°C至20°C，每周工时最高78小时，仅有两段短暂休息。持续温差导致其肺部严重感染。虽然持有病假证明，雇主拒绝支付病假工资；他担心法律追索会遭解雇并失去宿舍，且可能面临行政驱逐，因而放弃诉讼。同事、儿子及其女友、女儿通过敲门探视、做饭、陪护和远程信息支持构成照护网络；研究人员协助其就医，但无法扭转制度缺位。他两周后复工，且首个工作日被安排独自在冷水中清洗设备。其疾病产生的结构性条件——温度剧变、超长工时、病假工资被剥夺——在他和他的同事身上原样延续。该案例显示，照护网络能使身体回到温室，却无法使工人获得法律救济。
（三）Radu：中风、法律抗争与跨国诉讼基础设施
Radu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十年，从普通工人升至工头，公司长期减员并迫使其每周工作七十至八十小时。2023年6月热浪突至，他在早晨采收时动作失调，傍晚在宿舍浴室倒地，被送医住院两周。急救记录将其从宿舍记为“家中”，这一行政归类使其无法获得职业病赔偿。出院后第二天，他即被要求带着部分瘫痪的右手和言语障碍回到温室。他继续工作超过二十四小时才就医，反映出研究人员所说的“惯习化移民工作伦理”。一年后，Radu与四名同事在酷热下拒绝超长班并集体离职。非政府组织提供应急住所，“Sezonieri”运动提供经济支持和法律德语翻译，劳动协会（Chamber of Labour）受理案件，亲属和同事被动员重建热浪时间线。诉讼过程持续数月，至今未有裁决；Radu仍有右侧瘫痪、行动受限和言语障碍。该案例说明，法律问责本身需要层层叠叠的跨国照护基础设施来支撑，而这种支撑始终是脆弱且不完整的。
讨论与结论
三个案例共同揭示了相似的强制机制：高流动率制造可弃置感，抑制工人请病假；雇主绑定住房使失去工作等于失去住所；行政归类将工作场所伤害悄然排除在雇主责任之外；不透明合同、语言壁垒以及“驱逐令”（Ausweisung）和“禁止入境令”（Einreiseverbot）的威胁形成层叠脆弱性。身体成为外部化成本的最终载体；家庭和关系网络以多重支援吸收这些成本，但吸收不等于解决。诉讼是社会基础设施的脆弱延伸：它是个体化程序，无法触动农业食品生产体系中剥削与健康损害的根源，但可以将部分外化成本重新引回体制。研究人员采取主动参与式立场，既是伦理承诺，也是使这些基础设施在分析上可见的条件。
三个案例的意义超越奥地利温室农业。在整个欧盟流动体制中，自由移动的正式架构与行政、语言和合同机制并存，后者再生产了许多与早期客籍劳工安排相似的脆弱性。认识到这一点，需要超越将欧盟公民身份视为充分保护的讨论，转而关注工人自己在其中组装的东西：层叠的照护基础设施——当雇主和机构都不承担生产成本时它们介入，并且如本文所示，它们介入却从不真正解决这些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