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The progress in pursu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agri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s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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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键生态功能区（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NKEFZs）承担着农产品供给与生态保护的双重职责。本研究基于县级面板数据（2010–2022年），分析了农业创业（agricultural entrepre
国家关键生态功能区（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NKEFZs）承担着农产品供给与生态保护的双重职责。本研究基于县级面板数据（2010–2022年），分析了农业创业（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EN）与农业经济规模（agricultural economic scale，AS）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分解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人员采用Dagum基尼系数（Dagum Gini coefficient）。应用空间收敛模型（spatial convergence models）考察NKEFZs间的发展差距是否正在缩小。此外，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PVAR）评估系统协同性与动态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不同NKEFZs之间EN与AS存在显著差异，且NKEFZs间的区域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仅部分NKEFZs中AS与EN存在σ收敛（σ-convergence），且两者的收敛趋势常常不一致。农业发展不存在绝对β收敛（absolute β-convergence）。尽管耦合协调度总体不高，但呈现向更高阶段演进的趋势。AS与EN之间存在短期动态交互作用。长期来看，两个变量主要由自身历史轨迹塑造，而跨变量溢出效应相对较弱。
**论文解读：中国国家关键生态功能区农业创业与农业经济规模的时空演化与耦合动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提升居民福祉、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全球生态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2010年以来，全球森林覆盖以年均470万公顷的速度丧失，全球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鸟类及鱼类种群数量较1980年下降约69%。为应对环境危机，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保护区政策以恢复生态系统。
在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业生产活动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了显著的环境影响，使经济发展背负了更高的环境成本。为更好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于2010年通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设立了国家关键生态功能区（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NKEFZs），旨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并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NKEFZs不仅承载着改善当地居民福祉的使命，同时因其多位于欠发达地区，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不足等多重挑战。这种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双重角色，使NKEFZs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更趋复杂，亟需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农业作为NKEFZs的特色产业，在政策支持下正从传统农业逐步向绿色、生态、高效农业转型，成为区域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引擎。通过绿色转型、技术创新和生态化发展来推动农业振兴，为NKEFZs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现有关于NKEFZ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各类生态治理政策的多元影响、NKEFZ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评估及其空间差异化效果，以及其建设对涵盖林业、水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维度的国家经济韧性的具体影响。然而，关于如何利用NKEFZs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环境质量和独特的地理优势来推进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仍缺乏深入探讨。“两山”理论（Two Mountains Concept，TMC，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转化机制与实践路径，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提供了理论框架：通过投资生态资源并开拓TMC的创新转化路径，可以有效培育特色生态农业产业并保障农业可持续性，进而激发创业活力，最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尽管现有文献已在宏观层面考察了NKEFZs的政策效应和经济影响，但仍存在以下研究缺口：一方面，已有研究忽略了NKEFZs内部农业发展的内驱机制，农业常被作为无差别整体对待，鲜有研究解构其存量基础与增量市场活力之间的动态互动；另一方面，TMC理论的实践路径需要更具体的微观实证支撑，而将其置于NKEFZs语境下开展农业发展相关实证研究的关注尚不充分。为此，本研究围绕三个核心研究问题展开：第一，不同NKEFZs间AS与EN的空间差异及其主要来源是什么？第二，这些指标在各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是否随时间呈现σ收敛或绝对β收敛？第三，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如何，其动态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要**
本研究选取中国22个NKEFZs（涵盖390余个县或自治县，总面积约277万平方公里）2010–202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观测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地区缺失数据采用差值法补充。AS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衡量，EN以农业创业相关面板观测变量衡量。在方法层面，研究人员首先运用Dagum基尼系数（Dagum Gini coefficient）将总体不平等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三个成分，以精准识别空间差异的主导来源；其次，采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进行σ收敛检验，并基于空间逆距离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绝对β收敛检验，从存量与增量两个维度考察区域差距是否趋于缩小；进而，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将耦合协调水平划分为十个等级以评估两系统间的协同发展程度；最后，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PVAR）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揭示AS与EN之间的动态因果关联及冲击传导路径。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时空演化实证分析**
*3.1.1 Dagum基尼系数分解*
2010–2022年间，AS的总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在0.5附近窄幅波动，保持相对稳定。从不同NKEFZ对比来看，CSSLJ（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农业经济规模总体差异最大（0.538），CBSSL次之（0.444），AEJCY、SXKQS和HLBEC差异最小。EN的总体基尼系数在2020年后呈扩大趋势，可能受COVID-19疫情对供应链、物流和市场需求的冲击影响。QLSBC、DXXAL和CSSLJ的EN内部差异最大，ZDNGY、AEJCY和SXKQS差异最小。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组间差异成分是AS和EN总体空间不平等的主导来源，分别贡献约70%和平均60%的总体差异；超变密度成分次之，约贡献25%；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始终最小。
*3.1.2 σ收敛分析*
基于变异系数的σ收敛分析显示，在AS方面，ZXBQT等17个NKEFZ末期值高于初期值，呈现σ发散即区域差距在扩大，而TLMHH等5个NKEFZ呈现σ收敛。在EN方面，ZDNGY等16个NKEFZ呈现σ发散，ZXBQT等6个NKEFZ呈现σ收敛。AS与EN的收敛趋势在不同区域之间常常不一致。
*3.1.3 绝对β收敛分析*
全样本估计结果显示，AS和EN的β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NKEFZs整体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区域发展差距在研究期内非但未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在亚区域层面，识别出三种差异化发展模式：其一为双重发散，见于SXKQS、GNHHZ、CBSSL等大多数区域，AS和EN的β系数均显著为正，反映了传统农区较强的路径依赖和规模经济效应；其二为双重收敛，仅见于ZDNGY（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该区域AS和EN的β系数均显著为负，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生态资源发展高价值特色生态产业，为TMC的成功转化提供了实证证据；其三为非对称收敛，见于NLSDS、TLMHH、DBSST等区域，EN呈现收敛而AS未收敛，表明在严格生态保护政策约束下，创新导向型和农村创业支持型政策有效降低了创业进入壁垒，而常规规模化农业的扩张受限，这种非对称轨迹可视为经济转型的前奏。
**3.2 农业经济与创业的关系分析**
*3.2.1 耦合协调度分析*
2010–2022年，中国NKEFZs内AS与EN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明显。KEQCY和SXKQS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所有时期均相对较高，但仍仅达到低度至勉强协调水平；ZXBQT、ZDNGY和REGCY的耦合协调水平明显偏低，长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这与这些区域严酷的自然条件、高生态脆弱性和薄弱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空间分布格局上，北方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东部和南部居中，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力度明显的地理关联性。从时间维度看，耦合度（coupling degree）始终高于协调度（coordination degree），两者之间存在持续且显著的分化：耦合度衡量的是交互强度，而协调度评价的是协同效率和质量。尽管耦合协调度在观测期内总体处于中低水平，但其持续上升的趋势揭示了系统转型的内在逻辑——生态产品市场的逐步成熟、政策工具一致性的增强以及创业活动累积效应的显现，共同推动系统向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阶段演进。
**3.3 面板VAR动态分析**
面板单位根检验（LLC、IPS和PP检验）表明，经对数转换后的Aentre序列平稳，而Aecono序列非平稳，经一阶差分后两序列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Kao、Pedroni和Westerlund协整检验一致证实AS与EN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基于AIC、BIC和HQ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EN不是AS的Granger原因，而AS是EN的Granger原因且具有两期滞后效应。脉冲响应分析显示：EN对自身冲击首先产生正向响应，随后迅速转入负值区间并逐渐收敛至零；AS对EN冲击的响应呈波动特征，在早期降至负值后反弹，第六期后消散，数值上较为微弱且短暂；EN对AS冲击呈现先负后正的响应模式，第四期后趋于零；AS对自身冲击呈较强正向即时响应，随后快速衰减并围绕零值小幅波动。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自第二期起，EN增长对自身历史变异的解释力超过99.2%，AS增长亦主要由自身惯性效应驱动，跨变量溢出效应贡献极为有限，长期稳定在约0.8%的水平。
**四、讨论与结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揭示组间差异是NKEFZs内AS和EN总体空间不平等的主导来源，刚性的生态保护要求限制了大规模常规农业扩张，不同NKEFZ间自然资源禀赋不均、基础设施投资差距和政策执行不一致进一步拉大了跨区域差距。全样本缺乏绝对β收敛证实了马太效应的普遍性，严格的生态红线约束不仅限制了生产要素流动，还抑制了土地密集型农业活动的扩展，直接阻碍了区域自稳收敛机制。亚区域间的显著异质性表明：少数区域的AS和EN双收敛证明独特生态禀赋可为农业发展创造机遇；若干区域的非对称收敛暗示EN可能是生态约束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前兆；然而大多数NKEFZ遵循双重发散轨迹，表明现行发展安排不足以抵消既存的资源和制度劣势。
在EN、AS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关系方面，耦合协调分析表明，生态约束区域的农业发展不再仅由产出扩张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所塑造，生态治理、绿色生产实践和制度调整日益影响两个系统的互动。在脆弱区域，土壤保持、水文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系统服务并非农业增长的外部因素，而是支撑长期农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当农业走绿色化路径时，化学投入强度降低、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和资源配置优化可以缓解生态系统压力。在NKEFZs中，农业的可持续性更依赖于质量提升而非要素密集型扩张。然而，耦合关系受结构性限制的制约：地方政府和农户面临短期收入压力，薄弱的基础设施、有限的推广服务接入和不足的生态补偿可能减缓生态优势向农业收益的转化。
在协调保护目标与地方社会经济需求方面，NKEFZs承担国家生态安全功能意味着地方发展活动常受到严格的土地利用和生产约束。保护政策不能仅以生态结果评价，还必须从成本与收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分配的角度加以评估。核心挑战在于生态保护的收益往往是分散和长期的，而成本是即时和局部的。必须加强生态补偿、改善公共投资，并拓展绿色生计机会。
研究结论如下：NKEFZs内AS和EN均存在显著的区间空间差异，组间差异是总体空间不平等的主导来源，全样本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而缺乏绝对β收敛证据。亚区域间识别出双重发散、双重收敛和非对称收敛三种差异化发展轨迹。AS与EN的耦合协调度虽仍以低度和失衡水平为主，但在2010–2022年间呈稳步上升趋势。PVAR估计揭示AS与EN之间存在双向短期动态响应，且存在从AS到EN的单向显著Granger因果关系。然而，两个指标的长期演化轨迹主要受各自历史惯性支配，跨变量溢出效应相对较弱且长期趋于衰减。这些发现表明，仅靠生态资源禀赋无法自动实现农业协调发展，因此推进NKEFZs内的TMC转化必须辅以相应的制度安排。研究同时指出，受数据可得性限制，若干西部NKEFZ和大量县级观测未被纳入分析样本，可能引入适度的样本选择偏差；未来研究可扩展样本覆盖以进行稳健性检验，整合住户调查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集，并量化特定生态政策如何塑造AS与EN之间的动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