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最近发表的研究探讨了增加放疗在某些实体瘤治疗中作用的可能性，尽管这两项研究都为共同决策对话增加了相关数据，但仍需更多试验来将这些放射技术与现有的其他标准疗法进行比较。
二期 FASTRACK II 研究旨在评估立体定向消融体部放疗（SABR）作为非侵入性治疗，用于不适合手术的原发性肾癌患者。该研究由澳大利亚墨尔本 Peter MacCallum 癌症中心的放射肿瘤学专家 Shankar Siva 医学博士、哲学博士领导，入组了 71 名肿瘤尺寸小于或等于 10 厘米的患者，并使用单次分割 26 Gy 的 SABR（肿瘤≤4 厘米）或 3 次分割 42 Gy（肿瘤>4 厘米）进行治疗。1
对于试验的最终长期结果，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62 个月。SABR 治疗在 36、60 和 84 个月的疾病控制率均为 100%。此外，癌症特异性生存率为 100%。
在 36 个月时，远处进展的累积发生率为 3%；这一比例在 84 个月时增加至 16%。估算的总生存期（OS）在 36 个月时为 82%，60 个月时为 70%，84 个月时为 64%。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健康中心内科助理教授兼肿瘤内科医生 Yu-Wei Chen 医学博士说：“有一些单臂研究表明，针对原发性肾肿瘤的放疗具有出色的局部控制效果。其中大多数显示了接近 100% 的疾病控制率和几乎 100% 的癌症特异性生存率。对于虚弱、肾功能不佳，或者外科医生担心术后患者需要透析的患者来说，放疗确实发挥作用。”
Siva 博士指出，“SABR 作为原发性肾癌的治疗已获得 NCCN [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ICE [国家卫生与临床卓越研究所] 和 EAU [欧洲泌尿外科学会] 指南的认可”，主要用于治疗不适合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患者。
Siva 博士说：“在那些可能需要全肾切除，且患者伴有合并症或原有肾功能不全，或者存在术后透析风险的情况下，它尤其有用。”
然而，Siva 博士表示，与先前单中心研究的数据相比，FASTRACK II 的数据具有更大的外部效度，且结果应更具普适性，因为这是一项在澳大利亚和荷兰八家医院开展的多中心试验。
未来研究应探索将 SABR 纳入肾癌治疗的更多方式。
Siva 博士说：“本研究的患者并非理想的手术候选人，但报告的结局令人极其鼓舞。理想情况下，未来的试验应测试 SABR 与部分或全肾切除术的头对头对比。”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泌尿学和放射医学及应用科学教授 Rana McKay 医学博士正在开展随机二期 SAMURAI 试验，以评估在转移性未切除肾细胞癌患者中联合免疫治疗使用 SABR 的情况。2
肝细胞癌的外照射放疗（EBRT）
一项针对多国队列中个体患者数据结果的分析支持使用外照射放疗（EBRT）治疗肝细胞癌（HCC）患者，研究研究人员指出，EBRT 应纳入临床决策对话之中。3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内科助理教授 Andrew M. Moon 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及其同事对评估 EBRT 并报告总生存期（OS）的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综述，以更好地为临床实践提供信息。他们确定了参与这些试验的中心，并邀请他们为荟萃分析贡献前瞻性收集的个体患者级数据。该研究纳入了 4913 名接受 EBRT 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数据，中位随访时间为 5 年。
大多数患者（58%）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C 期疾病。BCLC-0 期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 6.8 年，BCLC-A 期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 4.6 年。
40% 的患者为未经治疗。在 60% 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中，大多数（96%）曾接受过局部区域治疗。在未经治疗的患者中，BCLC-0 期的中位总生存期未达到，BCLC-A 期为 5.4 年。
基于这些结果，研究人员得出结论，EBRT“与现有的 BCLC 结局相比具有有利的长期结局，应被视为部分患者的主要治疗选择。”
然而，波士顿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 Kenneth K. Tanabe 医学博士在评论结果时表示，他认为这些结果“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改变”。
Tanabe 博士说：“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通常分为两类：可能治愈的和其余的。EBRT 并未进入可能治愈的类别。”
即使有这些结果，Tanabe 博士说，如果患者符合潜在治愈性选择——移植、切除或消融——的标准，他不会提供 EBRT。
局限性之一是研究仅报告了总生存期（OS），而没有报告局部控制情况。
Tanabe 博士说：“总生存期反映的是谁被选入研究，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而局部复发则反映了治疗的有效性。”
Tanabe 博士还指出数据显示，治疗年份较近与死亡风险降低相关。
Tanabe 博士说：“这可能并不是反映 EBRT 近年来的改进，而是反映整个领域以及挽救性疗法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了改进。”
最后，Tanabe 博士希望看到更多关于 EBRT 毒性的数据。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数据集，设定了基准，有助于人们开发未来的临床试验。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数据，是有助于我们做出关于如何治疗患者以及如何咨询患者的决策，即比较 EBRT 与消融或 EBRT 与切除术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