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Attitudes, perceptions, behaviours, and concerns of patients listed f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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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实体器官移植造成了重大干扰，其中肾移植（kidney transplantation）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需要持续接受透析治疗，且对免疫抑制（immunosuppression）和感染风险存在顾虑，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
背景：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实体器官移植造成了重大干扰，其中肾移植（kidney transplantation）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需要持续接受透析治疗，且对免疫抑制（immunosuppression）和感染风险存在顾虑，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构成了一个脆弱人群。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在COVID-19疫情第二波期间，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名单患者对肾移植的态度、行为及顾虑。
方法：于2020年10月至12月在土耳其一家三级医疗中心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电话为基础的调查研究。调查评估了预防措施的依从性、COVID-19暴露史、对肾脏替代治疗（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RRT）方式的认知、对肾移植的态度以及疫情期间与移植相关的顾虑。研究收集了人口统计学和临床数据，并采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对回答进行了分析。
结果：共纳入188名移植候选者（平均年龄47.3±13.1岁；男性占56.4%）。99.5%的参与者报告遵守预防措施，80.9%遵守隔离规定。尽管疫情前76%的参与者倾向于选择肾移植，但疫情期间这一比例降至55.3%。尽管如此，86.7%的参与者表示若在疫情期间接到遗体捐献肾移植的邀请，他们愿意接受移植。仅有38.3%的参与者报告对接受移植存在顾虑，最常见的顾虑包括与免疫抑制治疗相关的感染风险、院内获得性COVID-19以及供体相关的病毒传播。较短的肾脏替代治疗持续时间及抢先性移植（preemptive transplant）状态与疫情期间对移植更为积极的态度相关。
结论：尽管存在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顾虑，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名单上的大多数患者仍表现出继续接受肾移植的意愿，并对预防措施表现出高度依从。这些发现凸显了患者教育、感染控制策略以及透明沟通在确保当前及未来疫情期间肾移植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COVID-19疫情对全球医疗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医院资源被重新调配用于疫情管理，重症监护病房容量受限，院内传播风险升高，加之各项限制性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导致大量择期医疗程序被推迟，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SOT）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显著下降。据统计，2019至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SOT活动量下降约16%，其中肾移植的降幅最为明显。土耳其也经历了类似的干扰，根据土耳其肾脏病学会数据，全国肾移植总数从2019年的3,858例降至2020年的2,499例，降幅达35%。
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是疫情期间尤为脆弱的人群。大多数患者需要继续接受维持性透析治疗并定期前往医疗机构，这增加了其暴露风险，尤其是院内血液透析（haemodialysis, HD）患者，他们频繁出入医院，且透析单元内难以实施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与此同时，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对感染易感性的潜在不良影响，给肾移植相关的临床决策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疫情对移植活动和受者结局的影响，但关于移植候选者自身如何在继续透析与接受遗体捐献移植之间进行权衡的认知研究仍然匮乏。在疫苗问世前的阶段，患者对接受移植的意愿、与移植相关的顾虑、治疗偏好及预防措施依从性的证据十分有限。鉴于SARS-CoV-2疫情期间经历的显著不确定性，该时期获得的见解可能有助于为未来大流行病的卫生政策制定和应对准备提供参考。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疫情第二波期间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名单患者对疫情的态度、相关行为以及对肾移植的认知和顾虑。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2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在土耳其一家三级医疗中心开展，该时期对应疫情第二波，且疫苗接种计划尚未启动。研究人群为在该中心完成必要评估和文件登记、年龄18岁及以上的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名单成年患者。共联系了210名符合条件的候选者，其中7人经三次尝试后仍无法联系，15人拒绝参与，最终纳入188名参与者，应答率为89.5%。调查问卷由三位具有肾移植专业知识的肾脏病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设计，内容涵盖COVID-19预防措施依从性、参与者及家属和透析工作人员的阳性感染史及接触史、疫情期间对肾脏替代治疗方式的认知、对肾移植的态度以及相关顾虑。为降低SARS-CoV-2传播风险，调查通过电话进行，由两名认证移植协调员采用标准化访谈程序以参与者母语土耳其语实施。研究获得了乌鲁达大学医学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伦理批准，因疫情期间无法获取书面知情同意，所有参与者均提供了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的口头知情同意。统计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完成，使用Shapiro-Wilk检验评估正态性，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 Wallis检验、Pearson卡方检验、Fisher-Freeman-Halton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p值小于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三、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治疗模式：188名参与者平均年龄47.3±13.1岁，男性占56.4%。肾脏替代治疗方式方面，134人（71.3%）接受血液透析，28人（14.9%）接受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 PD），26人（13.8%）在调查时未接受透析治疗。24名候选者（占研究人群的12.8%）曾接受过肾移植。肾脏替代治疗持续时间为16±32.7个月，等待名单时长为15.3±27.4个月。在134名血液透析患者中，118人（88%）参加每周三次的透析项目，且疫情期间治疗计划未发生改变。
预防措施依从性与病毒暴露情况：参与者对预防策略的依从率高达99.5%，80.9%报告遵守隔离规定。27.7%的等待名单候选者报告在疫情期间获得了生活需求方面的帮助。在院内血液透析患者中，仅11.2%需要更换指定的交通工具；85.7%的参与者停止使用中心提供的交通服务，转而使用私家车自行安排交通。从疫情暴发至研究结束期间，未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或接受居家透析方式的参与者中有93.7%没有医院就诊记录。从疫情开始至调查期间，参与者家庭成员和社交圈中的新冠阳性率为21.8%，透析中心工作人员的阳性率达35.7%。51.2%的参与者报告能够避免与家庭和社交环境中的病例接触，但仅45.7%的参与者成功避免接触检测阳性的透析工作人员。
对肾移植的态度与顾虑：关于移植认知，143人（76%）表示若未发生疫情会选择肾移植，而104人（55.3%）认为疫情期间肾移植是最有利的治疗方式。54名候选者（28.7%）在疫情前曾接到遗体捐献移植通知；疫情期间21名候选者（11.2%）收到遗体捐献肾移植邀请，且全部接受。163名候选者（86.7%）表示若接到遗体捐献通知愿意接受移植，而疫情前这一接受率为96.8%。关于疫情期间接受移植手术的顾虑，72名参与者（38.3%）报告存在担忧。最主要的顾虑依次为：与免疫抑制药物相关的病毒传播风险（51.4%）、院内病毒传播（47.2%）、遗体捐献者传播病毒（37.5%）、手术过程中传播病毒（36%）以及医院随访中断（36%）。
亚组分析：肾脏替代治疗持续时间较长和等待名单时间较长的受试者，在疫情前和疫情期间接到肾移植邀请的概率更高。相反，报告愿意在疫情期间接受肾移植的参与者，其肾脏替代治疗持续时间和遗体捐献等待名单时间均显著较短。肾脏替代治疗持续时间较短和抢先性移植候选者更频繁地认为疫情期间肾移植是更有利的治疗选择。与接受其他治疗方式的参与者相比，等待名单上的抢先性移植候选者更倾向于将肾移植视为有益的治疗选择，并对疫情期间的肾移植持更积极的态度。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疫情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本研究仍观察到移植候选者对接受肾移植的显著意愿。86.7%的参与者表示愿意在疫情期间接受遗体捐献移植，尽管这一比例低于非疫情期间的96.8%，但所有21例实际发出的遗体捐献移植邀请均被成功接受。这一发现与不同医疗体系中的证据一致，表明等待名单患者尽管面临疫情相关风险，仍保持对肾移植的强烈偏好。对肾移植的偏好从疫情前的76%降至疫情期间的55.3%，可能受到对SARS-CoV-2传播认知有限、缺乏有效疫苗、对免疫抑制治疗影响的担忧以及感染移植受者不良结局报告等因素的影响。38.3%的参与者对移植存在顾虑，主要集中于免疫抑制治疗后果、住院期间感染、供体传播、围手术期感染和移植后随访中断等方面。研究还发现，参与者对预防措施的高度依从（99.5%）与文献报道一致，但透析中心工作人员35.7%的阳性率和54.3%的接触暴露率凸显了透析中心感染控制措施的重要性。亚组分析显示，抢先性移植候选者全部愿意在获得合适器官时接受移植，而腹膜透析患者比血液透析患者更倾向于继续当前治疗。较短肾脏替代治疗持续时间的候选者对移植持更积极态度，但绝对差异较小（约1.5至2个月），需谨慎解读其临床意义。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尽管处于COVID-19疫情疫苗前阶段的不确定性之中，大多数遗体捐献肾移植候选者仍保持接受移植的意愿，并对预防措施表现出高度依从。这些发现表明，候选者在疫情相关风险与肾移植既定的长期获益之间进行了权衡。在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全面的感染控制措施、透明的沟通、个体化咨询和共同决策可能有助于维持移植项目的连续性。特别是在遗体捐献肾移植等待时间较长且移植率较低的国家，患者、移植团队和卫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努力，加上维持移植活动的有序策略，可能有助于防止中断并确保未来疫情期间移植项目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