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是一名强迫症(OCD)治疗师!关于创伤和PTSD在强迫症治疗中的误区、误解和错误做法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But I’m an OCD Therapist! Myths, misconceptions, and missteps about trauma and PTSD in OC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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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9月16日
来源: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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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要点
- 创伤和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在强迫症(OCD)患者中普遍存在且具有高度影响。
- 向严格行为主义的转变导致临床从业者对考虑过去创伤持谨慎态度。
- 我们回顾了强迫症专家关于这些共病问题的常见误解。
- 我们提供了将创伤纳入认知行为疗法(CBT)的临床
## 摘要要点
- 创伤和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在强迫症(OCD)患者中普遍存在且具有高度影响。
- 向严格行为主义的转变导致临床从业者对考虑过去创伤持谨慎态度。
- 我们回顾了强迫症专家关于这些共病问题的常见误解。
- 我们提供了将创伤纳入认知行为疗法(CBT)的临床指导。
## 引言
强迫症(OCD)是一种复杂且具有致残性的精神障碍,其特征为强迫观念(即侵入性的、不想要的想法和冲动)和强迫行为(即反复行为,用于抑制强迫观念或防止恐惧后果),影响全生命周期中约2%的人群(Ruscio等,2010年)。若未获得适当治疗,强迫症与显著的功能损害和慢性病程相关(Eisen等,2006年;Visser等,2014年)。强迫症的治疗高度专业化,目前最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认知行为疗法(CBT)中的暴露与反应预防(ERP)疗法(Hezel & Simpson, 2019)。
强迫症的复杂性及其专业化治疗使许多从业者仅限于治疗强迫症及相关障碍。然而,强迫症专家遇到创伤和共病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的可能性很高。最近一项大规模、人口加权研究发现,98%的强迫症成年人报告经历过潜在创伤性事件,其中85%经历过人际创伤(即身体或性侵犯;Pinciotti等,2026年)。在寻求焦虑或情绪问题治疗的个体中,共病强迫症和PTSD的比例为23%–39%(Brown等,2001年;Fontenelle等,2012年;Gershuny等,2008年;Torres等,2016年)。创伤和PTSD与强迫症个体更严重的临床表现相关,尤其是对于那些创伤/PTSD先于强迫症发作的个体,包括更严重和慢性的强迫症症状、对强迫症症状的洞察更差、生活质量更差、更多回避和病理性怀疑,以及更多的精神共病(Fontenelle等,2012年;Ojserkis等,2017年;Pinciotti, Wetterneck等,2022年;Pinciotti, Buckland等,2026年;Pinciotti & Orcutt, 2020年;Tibi等,2020年)。
本文旨在探讨强迫症治疗中关于创伤和PTSD的常见误解、错误认知和不当做法。尽管这些反思可能并非强迫症专家所独有,但它们在强迫症治疗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系统性发生的频率要求我们必须进行讨论。这些观察来自我们自身的临床经验、现有已发表的研究,以及我们对收集的调查数据的次级分析,调查对象为208名有强迫症和/或PTSD治疗经验的精神健康从业者,其中通用型从业者为21.9%,专科型从业者为78.1%。在样本中,56.7%(n = 114)的人自认为强迫症专家。1 样本通过在线广告和个性化邮件招募,以女性为主(89.3%),认知、行为和/或认知行为取向(86.3%),有执照(78.1%),平均经验10.7年(SD = 7.5),超过三分之一报告拥有博士学位(37.2%)。样本中涵盖的治疗场所包括:社区心理健康中心(11.4%)、学术部门诊所(9.0%)、精神科住院医院(1.5%)、医疗诊所/医院(5.5%)、精神科门诊诊所/医院(13.4%)、部分住院/强化门诊项目(12.9%)、私人执业(53.2%)、康复中心/团体之家(2.5%)、学校(0.5%)、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5.5%)及其他未列出类别(9.5%)。鉴于本文的理论焦点,我们引导读者参阅使用这些数据已发表的研究以获取对研究样本和方法的详尽说明(Pinciotti, Ponzini等,2024年,2025年),并在此提供先前未发表的关于自述强迫症专家的描述性发现,以进一步补充我们的临床观察和已发表研究的综述。2
早期弗洛伊德对强迫症的构想将强迫观念与潜在冲动、潜意识冲突和压抑的欲望联系起来。强迫观念被视为被压抑的攻击性和/或情欲冲动的"爆发"(Fenichel, 1945年),而强迫行为则是控制此类表达的行为。因此,精神分析鼓励患者分析其想法的意义,识别防御机制,并将认知和情感体验整合在一起,以确认其被压抑的欲望。虽然这被认为可以让人对自己的症状获得洞察,但也导致强迫症被视为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
20世纪行为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强迫症概念和治疗方式的巨大转变。Mowrer的双因素理论解释了强迫观念如何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形成(例如,无意义的想法反复与恐惧或怀疑配对后会产生条件反应),以及强迫行为如何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维持(即通过负强化;Mowrer, 1956年)。这一构想为Meyer展示了强迫症症状如何通过对恐惧刺激的暴露而改善(Meyer, 1966年),以及Foa及其同事定义和完善ERP以进行严格测试和分析奠定了基础(Foa & Goldstein, 1978)。ERP现在被认为是强迫症的金标准治疗,并有效地改变了强迫症的预后。
尽管ERP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为主义原则,但基于CBT的强迫症构想也受到重要的认知模型的影响,这些模型认为先前的人生经历会影响特定信念的发展(例如,"我有责任防止伤害"),这些信念可以在关键事件中受到激活,表面上"证明"了此类信念的本质(例如,"虐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去防止它";Salkovskis等,1999年)。这些被激活的信念导致中和行为,最终形成一个循环,通过确认侵入性想法是重要的、危险的且必须处理来维持强迫症症状,同时中和行为带来的即时焦虑减轻起到了负强化的作用(Salkovskis等,1999年)。因此,早期的塑造性经历和创伤等关键事件被认为为某些强迫性想法或恐惧后果比其他更具显著性奠定了基础。
在更广泛的CBT框架中,功能分析被用来识别行为的基本功能,包括行为如何可能因不良经历而发展。治疗过程中的行为改变和认知改变同步发生,抵制参与问题行为会导致对恐惧后果的强度和可能性的认知重新评价,而重构问题性认知则减少了对参与问题行为的感知需求。与创伤相关,这可能意味着,例如,减少对创伤线索的回避以促进学习创伤记忆是危险的,同时通过挑战个体认为自己不值得恢复的根深蒂固信念来促进主动应对。虽然创伤聚焦干预方法很容易将过去的经历纳入当前问题的构想中,并使用认知技术系统地挑战与创伤相关的信念,但ERP的行为主义重点导致了强迫症CBT的较窄应用,在某些情况下忽视了其关于先前学习和意义建构的核心原则。
虽然从精神分析向行为主义的转变对强迫症的概念和治疗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关注"为什么"(症状为何发生?)转向"怎样"(症状能否被治疗?)以及从童年经历转向当前,引发了一个疑问: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当考虑到同时患有强迫症和创伤的个体时,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我们当前基于ERP的强迫症治疗方法未能提供系统性地考虑过去经历——特别是与创伤相关的经历——如何影响症状的发展和维持的途径。此外,尽管CBT强调认知和行为功能,但许多强迫症专家被训练为避免讨论症状背后的"为什么",担心此类探索会导致患者陷入无尽的仪式化行为,进一步恶化强迫症症状。虽然这种风险确实对某些患者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或可推广到所有患者。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中,患有与创伤相关的强迫症的个体通常欢迎建立这种联系的机会,并发现这种洞察具有确认性和临床价值。遗憾的是,这种犹豫因标准ERP缺乏将创伤史纳入构想和治疗的框架而得到加强。也许我们作为认知行为主义者需要从我们的过去中吸取教训以向前发展——一种整合性的构想,探讨创伤经历如何影响强迫症以及治疗如何应对这种重叠,尤其是对那些共病强迫症和PTSD的个体而言。
Stanley Rachman将共病精神问题构想为静态的和动态的——静态的指功能性独立的共病问题,动态的指功能性相连或重叠的共病问题(Rachman, 1991年)。他认为,患者对某些症状或反应的倾向性会增加其对共病精神疾病的脆弱性,在这些疾病中这些症状或反应可能发生重叠(如强迫症和PTSD;Pinciotti, Fontenelle等,2022年;Pinciotti, 2023年;Pinciotti, 2025年),并且正确地对精神问题之间的连接程度进行分类可以为治疗方法和预后提供信息。"如果问题A被成功治疗,"他提出,"问题B会消失还是持续存在?"(第462页;Rachman, 1991年)。连接程度可以通过功能评估(例如行为共同的基本功能)、个体自身对连接性的主观估计、对引发刺激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的相似性,以及每种问题的意义或认知表征(例如核心恐惧)的相似性来评估。
动态的强迫症和创伤/PTSD表现是常态而非例外。这类案例在已发表的案例研究中已被详细记录(Fletcher等,2020年;Gershuny等,2002年;Pinciotti, 2023年;Sasson等,2005年),最近一项实证研究发现,88.5%的共病强迫症和创伤/PTSD的个体报告了动态共病,而只有11.5%的人报告没有重叠(Pinciotti, Wadsworth等,2025年)。常描述的重叠包括使用强迫症症状来应对创伤(例如,缓解创伤后应激症状;提供安全感、控制感或确定性),以及预防未来的创伤(Wadsworth等,2025年),这与已发表的其他临床和实证推断观察一致(Pinciotti, 2023年,待发表;Pinciotti等,2021年;Pitman, 1993年)。
不仅动态表现在患有强迫症的创伤经历个体中最为常见,而且还与显著恶化的症状学相关。与静态表现相比,患有动态强迫症和创伤表现的个体报告更严重的整体强迫症症状——尤其是关于强迫行为的(中等程度差异)——以及更严重的创伤侵入——尤其是关于线索引发的情感和生理反应性的(中等程度差异;Pinciotti, Wadsworth等,2025年)。结合现有研究考虑这些发现,显而易见的是,先前关于创伤和PTSD与严重临床表现相关的证据实际上是在捕捉动态现象,突显了动态相关症状的影响和频率。然而,该领域内从病因学和发展性考量转向以当前为重点的行为模型的理论转变,促进了创伤相关强迫症日益表面化的构想,导致了肤浅和狭窄的治疗方法,不足以应对以这种表现为特征的根本性复杂动态过程。
强迫症专家中的一种常见观点是,强迫症的主题表现并不重要,因为"强迫症就是强迫症",暗示ERP对所有强迫症表现都同等有效。也许ERP最大的陷阱之一是,当从业者面对回避刺激时表面上直接应对,而忽视了识别表面症状背后的核心恐惧(Gillihan等,2012年)——即关于自我的根深蒂固的核心恐惧,强迫观念、强迫行为和恐惧后果均源于此,以试图预防或逃避核心恐惧。虽然并非详尽无遗,但临床上观察到的核心恐惧包括被遗弃或被拒绝的恐惧、受损或不可爱的恐惧、不道德或"坏人"的恐惧、不真实的恐惧、危险或粗心的恐惧、承受永恒痛苦的恐惧,以及孤独死去的恐惧(Gillihan等,2012年;Quick, 2023年)。
我们也许可以谦逊地承认,我们的分析学同行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说明早期经历如何塑造我们对恐惧后果的反应性,使某些后果比另一些更具显著性或现实性,并为我们的独特核心恐惧奠定基础。当然,仅凭洞察并不构成充分的治疗干预——Malan本人就反对仅使用精神动力学疗法治疗强迫症,他主张将洞察与行为疗法相结合(Malan, 1995年)——但没有洞察的干预是空洞的。阻止一个强迫行为可能会暂时减少特定回避表现或挑战恐惧后果的感知强度或可能性,但如果潜在的核心恐惧未得到解决,它可能会以具有相同功能的新强迫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Gillihan等,2012年)。
因此,核心恐惧不仅必须被共同识别并视为一个核心治疗靶点,而且在相关时,还应将其与可能塑造或加强了该核心恐惧的创伤经历或其他早期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图1将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描绘为OCD冰山可见的"表面",其背后是被压抑的潜在核心恐惧所驱动。运用苏格拉底式对话,临床医生与患者可以识别出:如果所恐惧的结果发生,其所代表的正是核心恐惧的一个侧面。在这个例子中,"有缺陷且不可爱"的核心恐惧,正是由童年虐待这条海洋"暗流"所塑造的。更具体地说,童年虐待通过早期的学习与意义建构过程,为"缺陷感"与"不可爱"之恐惧扎根奠定了基础,而在该虐待背景内外持续经历的、被感知或真实发生的拒绝,则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这一核心恐惧。在认知加工疗法(CPT,一种用于治疗PTSD的经验证实有效的疗法)中,"卡点"(stuck points)描述的是关于自我、他人或世界的持续性负性信念,这些信念位于回避行为模式之下,阻碍了对创伤经历的加工与恢复(Resick等, 2024)。最终成为卡点的想法,在急性创伤阶段可能是适应性的(例如"我在这个战区中不安全"),但在创伤之后却服务于维持症状。患者会探索卡点最初形成和/或此后被加强的情境,以及该卡点如何(虽然功能失调地)起到保护患者免受持续创伤的作用。通过更好地理解卡点的情境与功能,患者便能系统地将其重构为更具功能性的信念,最终促进恢复。重要的是,CPT作为一种CBT干预,明确地将过往经历的洞察整合进当下的功能失调之中;而在暴露与反应预防(ERP)中,对过往经历及其与当前OCD痛苦之间联系的明确探索往往有限,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被劝阻的。虽然围绕症状的洞察构建应当慎重且有意图地进行,但帮助患者理解某些恐惧与信念如何从过往经历中发展而来,能够使他们放下过时的保护性行为,为未获满足的需求或创伤发展更具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培养更强的自主感,并有意而非反应性地回应冲动(Greenburg, 2022)。此外,当患者无法洞察驱动强迫行为背后的动机——尤其是那些被视为不合逻辑且令人羞耻的动机——时,这会延续无助、羞耻与自责之感。洞察构建过程若与反应预防相结合,可为患者的强迫冲动提供更充分的背景,并可能提高其抗拒强迫行为的投入度,从而促进基于自我理解与共情的、更为持久的改变,而非仅仅是对治疗指令的顺从。发展出对OCD症状背后核心恐惧的洞察,尤其是那些与创伤相关的核心恐惧,能让患者找到更具功能的出路以满足需求,并且(理论上)可能限制症状日后的重新出现。
"如果我因为同辈压力在15岁时开始吸烟,那么到35岁时,无论怎么解决同辈压力问题,都没能帮助我戒烟。"
这一类比常被用来论证:当存在创伤时,应完全专注于OCD症状本身。其论点是,导致OCD形成的机制与当今维持OCD的行为与思维模式无关,因此与治疗无关——这反映了日益偏离经典CBT、一味执着于"此时此刻"的表层应用倾向。这一观点错误地假定,创伤与OCD唯一相关的交集只是病因学上的,并且它当前对症状表现不再具有任何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显然,不难想象,一个足以"引发"OCD的重大事件,很可能持续交织在其现象学特征之中。事实上,如果同辈压力到35岁时仍在影响一个人吸烟的理由,那它无疑仍是相关的治疗靶点。同理,那些为应对或预防创伤而发挥作用的强迫行为,在OCD治疗中仍高度相关。更广泛的说法——"OCD从何而来无关紧要",因为ERP聚焦于当下症状且不需要病因学背景——在OCD界中普遍存在,并常在临床培训早期便被灌输(Pinciotti, McCarty等, 2026)。
吸烟类比最终只代表了创伤与OCD众多交集方式中的一种过度简化视角。尽管如此,正如同辈压力可能影响吸烟行为的起始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创伤暴露也可促成OCD的发展(Murayama等, 2020; Pinciotti和Fisher, 2022; Pol-Fuster等, 2026)。在遭受身体或性侵害后的两到三个月内,OCD风险高出近250%,而在这些创伤经历后第一年内,风险仍维持升高的131%(Pol-Fuster等, 2026)。另一项研究显示,61.2%的OCD成人患者在OCD发作前经历过压力性生活事件,其中56.9%的人在发作前一个月内发生过事件(Murayama等, 2020)。同样地,在45名强化住院患者中,44.4%将自己的OCD归因于一个可识别的事件,其中包括13.3%的人明确描述了符合A标准的创伤(Pinciotti & Fisher, 2022)。关键在于,这种归因在临床意义上的意义远超单纯的病因学概念化:承认创伤性病因的患者还报告了明显更多的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尤其是与对称、重复和排序相关的。这些发现表明,创伤的影响往往远远超出发作那一刻,塑造了OCD的临床表现及其持久严重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创伤已被充分证明参与情绪障碍、物质使用障碍、焦虑障碍、进食障碍、人格障碍等的起始与维持(Najavits, 2014),而这些领域的专家很少否认创伤对这些疾病病因学或持续影响的作用。然而,在我们样本中近五分之一(19.6%)的OCD专家否认创伤"有可能"引发OCD,这与更广泛的精神卫生领域(该领域 readily 将创伤整合进病因与症状维持概念化)形成了鲜明反差。因此,ERP中单独聚焦"此时此刻",有掩盖创伤持续塑造并维持OCD症状的持久过程的风险。
OCD与PTSD均以不受欢迎且痛苦的侵入性症状为特征,涉及参与"安全行为"以防止、抑制或以其他方式应对侵入症状和/或预防所恐惧的结果,以及临床显著性焦虑或恐惧(Pinciotti, Fontenelle等, 2022; Pinciotti, 2023; Pinciotti, 2025)。由于两种疾病均涉及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Olbrich等, 2022; Schneider和Schwerdtfeger, 2020),高唤醒症状如过度警觉威胁线索、冒险/试探行为、记忆障碍和睡眠障碍也很常见(尽管这些并非OCD的诊断标准;Fenlon等, 2024)。当仅有一种疾病存在时,鉴别诊断可通过评估病因(例如症状源于创伤)、形式(例如创伤相关内容)与功能(例如追求确定或完整感 [OCD] 与逃避创伤求安全 [PTSD] 的驱动力;Pinciotti, 2025, 待发表)来完成。
然而,当OCD与PTSD共病时,区分两种疾病——或判断某一OCD症状是否创伤相关——可能会很困难,因为症状可能共享相同的创伤病因("来源"),包含创伤相关内容("形式"),并服务于创伤相关功能("功能";例如利用强迫行为预防未来创伤;Pinciotti, 2023; Pinciotti, 2025; 待发表)。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找到接缝"(Finding the Seam)(Pinciotti, 2025; 待发表),即识别出一个重叠症状中哪些特征(基于其形式与功能)最好被理解为OCD驱动,哪些则是创伤驱动。请想象一个棒球是一个整体,但被一条接缝分割;同样,一个症状在概念上也可被分割,接缝的一侧代表OCD相关的形式与功能,另一侧则代表创伤相关的形式与功能(见图2)。尽管已有若干已发表的资源(Fletcher等, 2020; Pinciotti, Fontenelle等, 2022; Pinciotti, 2023; Pinciotti, 2025)和评估工具(例如,创伤后强迫量表;Pinciotti, 2025)近期发布,以协助功能评估与鉴别诊断,但对于创伤与PTSD不够熟悉的OCD专家仍可能出现诊断失误。
在我们样本中的OCD专家中,超过五分之一(22.4%)从未使用过PTSD评估工具,超过半数(54.2%)在其实践中从未使用过创伤评估。当考虑干扰每位OCD专家"理想"方式评估疑似OCD与PTSD共病的障碍时,OCD专家报告的障碍范围包括缺乏时间、培训与资源、组织障碍,以及存在竞争性评估优先事项(例如仅需评估主要问题)。见图3。相关地,16.5%的OCD专家认为,鉴于治疗的高度专业性,共病症状只有在患者主动提出时才应被评估。
尽管对创伤与PTSD的充分评估明显不足,我们样本中的OCD专家在能够对疑似OCD与PTSD共病的患者进行并解读评估的能力方面,比样本中其他临床医生更有信心,t(100.30) = 3.73, p < 0.001, d = 0.66,符合中等效应。样本中四分之三(76.6%)的OCD专家感到在该领域具备中等到极度的胜任力,而样本中其余临床医生仅有48.3%认为自己在该领域具备中等到极度的胜任力。这凸显了OCD专家中存在过度自信的模式,可能是源于一种错误信念:以OCD为中心的评估与概念化方法可以广泛适用于任何以焦虑或恐惧为基础的疾病,而无需考虑重要的创伤相关细节。
此外,当被要求估计有OCD的人中出现创伤或共病PTSD的比例时,我们样本中的OCD专家所给出的患病率估计始终低于通才、PTSD专家,以及同时治疗OCD与PTSD的专家(Pinciotti, Ponzini等, 2025)。特别是,与OCD/PTSD专家提供的估计相比,OCD专家报告的创伤暴露感知率明显偏低——低了20.3个百分点,属于大差异(d = -0.98)——共病PTSD的估计患病率也明显偏低——低了12.2个百分点,属于中到大差异(d = -0.71)。在OCD群体中对创伤与PTSD的低识别既是评估不足的原因,也是其后果。当服务提供者未能充分评估创伤相关经历时,他们无意间强化了自己关于这类经历罕见或临床上无关紧要的假设,形成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其中评估不足维系着误解与偏见。
诊断遮蔽指的是当患者同时患有表面上更显眼的其他疾病时,临床医生倾向于低估或不足治疗精神症状的倾向。鉴于临床医生倾向于将创伤相关症状误判为PTSD,两项案例研究在创伤背景下评估了诊断遮蔽,并发现将其应用于OCD患者时存在有意义的证据(Becker-Haimes等, 2023; Wislocki和Zalta, 2024)。在两项研究中,有创伤史的患者被正确诊断出OCD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被错误诊断为PTSD的可能性增加,参与临床医生推荐ERP作为适当治疗的可能性也降低——即使没有提示OCD-创伤动态交叉的迹象。这些效应为中等到大,且最强的效应始终出现在性创伤(相对于身体创伤或无创伤)中。3 尽管这些研究并非专门针对OCD专家,但我们在自己的OCD专家样本中观察到类似模式,其中与应对或预防创伤相关的模糊症状被严格归为PTSD——42.1%和24.1%的OCD专家同意,一种为预防创伤而发挥功能的安全行为,或一种用于应对创伤的安全行为,分别必定是PTSD症状而非OCD症状,尽管OCD症状在创伤暴露个体中常见地发挥着预防或应对创伤的功能(Wadsworth等, 2025)。
我们提出,OCD专家不仅可能易受创伤对OCD的遮蔽影响,也可能易受OCD对创伤的遮蔽影响。
对ERP框架的强烈认同可能导致临床医生将所有患者报告的痛苦或回避行为都解读为过度且不切实际的,从而无意中低估了创伤的潜在影响以及一个独特考量——即患者与创伤暴露相关的最坏情况确实已经发生。持续的数据收集旨在进一步阐明这一现象及其对评估和治疗的意义。然而,OCD可能掩盖创伤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归因于OCD专家中缺乏将"纯粹"的(或与创伤无关的)OCD症状与创伤相关的症状区分开来的认知需求(Pinciotti,2025,待发表)。在我们的OCD专家样本中,25.9%和13.6%的人分别认为将重叠的OCD症状与PTSD症状区分开来不重要或不可能。这种偏见进一步反映了"OCD就是OCD"的心态,强化了这样的假设:所有焦虑或恐惧相关的症状都可以通过强调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和减少安全行为的暴露疗法来统一处理。未能"找到分界线"因此可能掩盖症状形式和功能上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导致治疗策略与维持这些症状的机制不匹配。
在我们的OCD专家样本中,关于OCD是否是能导致PTSD的"创伤"这一问题,观点出现了分裂。50.0%的人同意OCD的发作具有创伤性,46.7%的人认为侵入性想法具有创伤性,38.6%的人认为OCD会导致PTSD。这种分歧反映了对"创伤"一词的根本性辩论。DSM-5将创伤在诊断上定义为直接经历、目睹、了解到近亲或朋友的经历,和/或通过工作反复暴露于涉及死亡、严重伤害或性暴力的厌恶细节(即标准A;《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2013)。标准A是PTSD诊断的基本标准,这意味着PTSD诊断只能源于符合这些体验标准的事件或事件群,任何其他对不良经历表观上具有创伤性的反应都必须在诊断上另行归类(例如,适应障碍),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根本不予诊断(Bonanno & Mancini,2012)。因此,OCD的体验本身不能被归类为创伤,也就不能作为诊断PTSD症状的锚点。对于OCD症状导致重大生命威胁的案例(例如,强迫性地摄入漂白剂),符合标准A的不是OCD疾病本身,而是由强迫行为所导致的对生命或身体完整性的重大威胁,这可能随后导致PTSD。
然而,标准A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且难以捉摸的移动目标(Gradus and Galea,2023;Marx等人,2024)。应激经历(例如,非暴力或可预见的亲人死亡、歧视)可能产生类似PTSD的症状(Gold等人,2005;Holmes等人,2016),促使一些人认为当前定义过于狭窄。另一些人则引用神经生物学反应方面的差异以及PTSD条件性风险的差异,作为当前标准A边界的依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2013;Shalev等人,2017)。标准A的支持者警告说,不断扩大定义将导致滑坡效应,直到丧失临床意义:"如果一切都是创伤,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创伤。"
尽管如此,许多OCD患者将他们的OCD描述为主观上具有创伤性的,尤其是在起病突然或治疗延迟时,临床医生也可能反过来使用这种语言来指导诊断和治疗决策(Nicely,2022)。持续的自我不协调想法可能侵蚀自我概念(例如,坚信反复出现的关于恋童癖的可怕强迫想法表明自己是恋童癖),扭曲记忆(例如,质疑自己是否无意中访问了儿童性虐待材料),并导致极端或危险的行为,如寻求惩罚性后果或向执法机构自首以解决这些想法引发的痛苦和羞耻感(例如,向警方自首)。一些人还报告了与疾病起病或高峰期相关的类似PTSD的侵入性想法和回避行为。这些刺激物可能因与这些时刻相关的情绪感受而被"污染"(即情绪污染;"Emotional Contamination",无出版年份)。重要的是,情绪污染常常与魔幻思维和迷信行为同时出现,这进一步将其与真正的PTSD相关回避区分开来。这种区别具有临床意义,因为情绪污染可能导致刚性的回避模式,这些模式类似于PTSD但可能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对创伤聚焦干预产生反应。相反,情绪污染及相关回避应通过针对所恐惧的情绪或意义传播的ERP来处理,帮助患者认识到情绪状态实际上不可能仅仅通过与"被污染"刺激的接触就"传播"或导致复发。
因此,定义创伤不仅是语义问题,更是实现适当治疗的关键。由于循证创伤治疗是针对标准A事件开发的,那些认为自己因OCD而患上PTSD的个人可能寻求创伤聚焦治疗来处理OCD的主观创伤性体验,而不是直接针对OCD症状的经验支持治疗(例如ERP),从而进一步延长痛苦。因此,我们陷入了一种令人不满意的僵局:当前的DSM-5定义导致假阴性,而通俗定义则导致假阳性。我们支持努力澄清一个更具临床实用性的创伤定义(Marx等人,2024),同时确保患者能够处理OCD的主观创伤性方面,而不贴上诊断标签并施加与DSM-5不一致的潜在无益治疗。
案例研究揭示了使用CBT治疗共病OCD和创伤/PTSD的挑战(Gershuny等人,2002;Pinciotti,2023;Sasson等人,2005)。有创伤暴露史的OCD患者——尤其是目前或终生患有PTSD者——随着时间推移报告更严重且慢性的OCD(Ojserkis等人,2017;Tibi等人,2020、2023),并且更可能被标记为"治疗抵抗"(Gershuny等人,2008;Semiz等人,2014)。共病PTSD似乎会降低OCD治疗的有效性(Gershuny等人,2002;Pinciotti, Van Kirk等人,2024;Pinciotti & Riemann,2020),尤其是通过延长治疗时间(Gershuny等人,2002;Pinciotti, Van Kirk等人,2024),表明需要更大的治疗剂量才能达到与无共病PTSD者相当的改善。关于创伤相关治疗结果的文献则更为复杂。一些研究发现创伤并不会调节治疗期间的症状改善(Boger等人,2020),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创伤可能影响解离(Semiz等人,2014)或可能使个体倾向于某些强迫行为,进而影响治疗效果(Pinciotti, Horvath等人,2025)。因此,创伤可能发挥更微妙的影响,即使短期治疗效果看似相似,也可能增加复发风险。
PTSD的暴露疗法(延长暴露疗法[PE])和OCD的暴露疗法(ERP)基于相同的理论基础并使用相似的治疗成分来激活情绪参与并促进习惯化和自我效能感(Foa & Kozak,1986),但两者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差异(见表1;Pinciotti,2023;Pinciotti, Ponzini等人,2025)。这些治疗可以被可行且有效地整合(Pinciotti,2023;Pinciotti, Post等人,2022),但需要彻底的概念化和功能评估来确定对每位患者最合适的序列和方法。例如,已发表的治疗建议鼓励对动态案例采用整合或并发治疗方式,对静态案例(其中一种疾病明显为主要)采用序贯治疗方式(Pinciotti,2023;Pinciotti, Fontenelle等人,2022)。因此,彻底概念化共病问题并确定功能损害和临床显著痛苦的来源将指导推荐的治疗序列。同样,由于表1中描述的重要细微差别,治疗应根据"找到分界线"进行调整——例如,了解患者和治疗提供者应如何响应同时受到不确定性需求(ERP重点关注鼓励容忍不确定性)和安全需求(PE重点关注鼓励正常化的安全行为以及在创伤后验证现实安全需求)驱动的行为(Pinciotti,2023、2025;Pinciotti, Ponzini等人,2025)。关于这种区别如何指导对同时涉及OCD和创伤相关功能的行为的治疗响应,请参见图4。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受训人员根据教师的专长或项目设置发展亚专科领域的技能。研究生课程中OCD专业知识的稀缺性产生了"孤岛效应",即OCD特定培训——当存在时——以高度专业化的方式提供,较少关注共病问题。这种划分持续存在于专门的OCD实习项目和职场中,OCD诊所和培训项目的数量有限,且往往与其他通科或专科护理诊所相互隔离。例如,国际OCD基金会编制的一份提供OCD专门培训的机构清单仅包含十个研究生项目和寥寥数个临床培训站点("以OCD为重点的教育与培训项目",无出版年份)。在培训和督导中对OCD的集中关注虽然有助于建立OCD和ERP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可能阻碍学习OCD复杂和共病表现的机会。因此,OCD专家往往缺乏创伤聚焦培训。
"孤岛效应"不仅存在于培训和职场中,也存在于治疗实施中。尽管没有支持证据表明存在普适的治疗序列,我们样本中16.7%的专家仍认为共病的OCD和PTSD必须逐一治疗。在我们自己的培训和督导中,我们频繁遇到临床医生对所有共病OCD和PTSD的患者坚持一条"黄金法则",通常认为必须先治疗创伤/PTSD才能对OCD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事实上,35.9%的OCD专家相信PTSD必须在OCD之前治疗,而只有7.7%的人认为OCD必须在PTSD之前治疗。另一些人认为患者应为OCD和创伤配备不同的提供者——20.5%的OCD专家同意OCD专家不应与患者谈论他们的创伤或PTSD,尽管研究表明具有动态共病问题的患者更倾向于整合治疗(Ecker等人,2023;Ponzini等人,2026),且当前最佳实践支持对动态相关症状使用并发治疗(Pinciotti,2023;Pinciotti, Fontenelle等人,2022;Pinciotti, Post等人,2022)。
关于需要"孤岛式"治疗的需求存在的误解似乎主要源于对创伤/PTSD患者的脆弱化。与PTSD专家相比,OCD专家对创伤聚焦治疗表现出中等程度的更多顾虑(Pinciotti, Ponzini等人,2025),包括认为PTSD治疗必须从"较容易"的创伤开始,然后再逐步处理"更难"的创伤(32.1%),因为患者无法承受从最难的创伤开始(20.0%),PTSD患者比无PTSD者更脆弱(20.1%),以及大多数共病OCD和PTSD的患者无法承受并发治疗(10.4%)。尽管这些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暴露疗法方法上的差异(即ERP比PE进行得更渐进),但它们也表明了对大多数有创伤暴露经历者的韧性的更大误解,并削弱了暴露疗法的主要目标之一——建立自我效能感。向患者示范他们"无法承受"谈论自己的创伤,只会强化患者自身缺乏自我效能感的认知,与其回避行为共谋,且与共病OCD和创伤/PTSD的当前最佳实践不一致(Pinciotti,2023)。
一些OCD专家认为不需要PTSD特定培训或督导,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将ERP原则应用于PTSD。虽然ERP和PE可以有效整合(Pinciotti, Post等人,2022),且在其中一种方法上的精通可以促进另一种方法的学习,但治疗方法和实施方式的细微差别要求进行创伤导向的调整(Pinciotti,2023)。我们样本中相当一部分OCD专家认同了关于PTSD治疗的误解,反映了这些不准确的调整——32.6%的人同意有OCD的患者永远不应给予 reassurance,即使其恐惧是PTSD相关的;33.7%的人认为在共病OCD和PTSD的患者治疗中永远不应使用导致reassurance的认知重构;20.0%的人认为治疗者对安全行为的回应应保持一致,无论其功能如何。这种做法与在确定适当治疗回应之前应区分这些行为功能的建议相矛盾("找到分界线"),在这种方法中,与创伤相关的reassurance可以重新校准威胁检测系统,认知重构可以挑战与创伤相关的扭曲认知,而临床医生对安全行为的回应应基于其潜在功能来确定(Pinciotti,2023,待发表;Pinciotti, Ponzini等人,2025)。
此外,严格阻止任何形式的自我保证行为与近期研究结果相矛盾。这些研究表明,对于有创伤史的强迫症(OCD)患者,参与自我保证的强迫行为与其出院时的症状严重程度较低相关,而对于没有创伤史的患者则与治疗结果无关联(Pinciotti, Horvath, et al., 2025)。值得注意的是,本样本中有创伤暴露史的患者参与自我保证行为的可能性也较低,包括积极自我对话、肯定语和认知重构(Pinciotti et al., 2023)。综合来看,这些发现似乎与创伤暴露(PE)方法所倡导的暴露疗法原则趋于一致,即鼓励参与与自我价值感或自我信任相关的保证行为,这些行为有助于重新校准创伤相关的威胁检测,或挑战关于自己、他人或世界的与创伤相关的不良信念,同时也挑战了在强迫症语境下安慰性保证必然有害的根深蒂固观念。尽管存在这些频繁的错误和误解,强迫症专家认为自己对治疗共病的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能力信心过高。近五分之一(18.4%)的专家认为,共病的强迫症和PTSD在治疗上并不比单独患有其中一种疾病更复杂。我们的强迫症专家报告的创伤暴露(PE)平均感知胜任力与我们的PTSD专家相当,这种差异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效应量为小到中等,t(66) = -1.75, p = 0.04, d = -0.48。相比之下,PTSD专家报告的暴露与反应预防(ERP)感知胜任力远低于强迫症专家,这一差异符合巨大的效应量,t(17.92) = 8.24, p < 0.001, d = 3.52。见图5。这些数据与我们临床观察结果相符,即许多强迫症专家认为ERP原则可以广泛适用于任何基于恐惧或焦虑的疾病(即"暴露就是暴露"),尽管有相反的证据。
**结论**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们在理解和治疗强迫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洞察和创新为如今能够获得有效治疗的数百万患者带来了希望——而这一疾病曾一度被认为"无法治愈"。这些成果得益于ERP的开发、完善和推广,代表了现代治疗领域的重大成功。然而,正是使这些进步得以实现的专业化,也导致我们在理解、评估和治疗特定情境下的强迫症方面出现了盲点。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Caitlin M. Pinciotti:无。Gabriella T. Ponzini:审稿与编辑、原创草案撰写。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2013),教育与培训项目(重点关注强迫症)(无日期),情感污染(无日期),Pinciotti, xxxx, Pinciotti et al., 2022, Pinciotti et al., 2026, Pinciotti et al., 2025, Pinciotti et al., 2026, Pinciotti et al., 2025, Pinciotti et al., 2024, Pinciotti et al., 2022, Pinciotti et al., 2020, Pinciotti et al., 2024, Pinciotti et al., 2025, Pinciotti et al., 2022, Tibi et al., 2023。
Caitlin M. Pinciotti | Gabriella T. Ponz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