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ep Medicine》：New mothers’ perceptions of navigating fatigue and driving risks: a qualitative pilo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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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定性试点研究（qualitative pilot study）方法，旨在探索新妈妈如何感知并管理疲劳驾驶（fatigued driving）相关风险。研究人员采用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与主题分析（them
本研究通过定性试点研究（qualitative pilot study）方法，旨在探索新妈妈如何感知并管理疲劳驾驶（fatigued driving）相关风险。研究人员采用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与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对12名澳大利亚新妈妈进行深入调查。结果显示，新妈妈普遍经历睡眠中断与不足，并在疲劳状态下频繁驾驶，部分报告了驾驶失误、险情（near misses）甚至碰撞事故。新妈妈常使用不符合循证证据的应对措施（countermeasures），如听音乐、开窗通风等，而较少采用已被证明有效的策略（如小睡、停车休息）。此外，参与者表示几乎没有接受过专门针对新父母的疲劳驾驶教育，但普遍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形式获得实用、可及的相关资源。研究表明，新妈妈是疲劳驾驶的高风险人群，亟需开发并评估针对该群体的教育与干预措施，以提升驾驶安全。
随着初为人父母这一人生阶段的到来，睡眠剥夺成为普遍且严峻的问题。婴儿不规律的睡眠模式、夜间频繁喂奶和长时间照护，叠加产后激素变化、焦虑情绪以及社会文化因素，使新妈妈成为疲劳的高发群体。与此同时，疲劳驾驶已被证实会显著损害驾驶表现与道路安全，而澳大利亚每年因疲劳驾驶导致的伤亡事故不容忽视。已有调查显示，超过半数澳大利亚母亲在产后曾处于高疲劳状态下驾驶，但针对这一特殊人群的疲劳驾驶风险认知与应对策略研究极为有限，尤其缺乏定性层面的深入探讨。既有干预建议如“驾驶前获得整夜睡眠”或“摄入咖啡因”对新妈妈而言往往不现实或不适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了解新妈妈如何体验睡眠与疲劳驾驶、识别风险原因、采用何种应对措施，以及她们更偏好何种支持与教育形式，为未来开发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定性试点研究，招募了12名澳大利亚新妈妈作为受访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其在睡眠、疲劳驾驶、风险应对及教育偏好方面的主观经验，并采用主题分析对数据进行编码与归纳。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新妈妈普遍存在睡眠不足和日间疲劳，且经常在疲劳状态下驾车，由此导致驾驶失误、险些碰撞甚至交通事故；她们虽会采用多种策略减轻疲劳风险，但部分策略缺乏循证支持；同时，她们极少接受过针对新父母的疲劳驾驶教育，但对此类教育的需求强烈，并偏好面对面、互动式的信息传递方式。该研究为识别新妈妈群体的特殊需求、开发与评估循证干预措施提供了开创性依据。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通过Zoom平台进行，访谈时长15至37分钟，由研究团队成员主导，并使用统一的访谈提纲引导话题；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遵循Braun和Clarke提出的六阶段流程，先由第一作者逐字转录并逐行编码，随后由第二研究者独立编码部分访谈记录，再经团队讨论与交叉验证以形成一致的主题结构。样本来源于澳大利亚，参与者均居住于澳大利亚境内，通过社交媒体及研究团队社交网络招募，符合条件者为18岁以上女性、育有12个月以下孩子且日常有驾驶行为。最终纳入12名新妈妈，年龄25至40岁，其最小子女年龄为2至11个月。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五个主要主题，分别对应研究问题。首先，针对“新妈妈在睡眠和疲劳方面有何经历”，主题一“睡眠模式与挑战”包含两个子主题：“睡眠时间和质量”与“睡眠中断”。参与者普遍报告入睡延迟、睡眠质量差或时长不足，且夜间频繁被婴儿唤醒，导致日间困倦、精力下降和认知模糊。主题二“外部因素对睡眠的影响”包含“工作承诺”和“育儿和家庭责任”子主题。半数参与者反映工作与照护婴儿并存使睡眠恢复感降低，多数参与者则指出家庭事务、年长子女看护以及对婴儿的夜间警觉进一步挤压了休息时间。其次，针对“新妈妈疲劳驾驶经历”，主题三“疲劳与驾驶”包含“驾驶模式”和“驾驶表现”子主题。所有参与者均承认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且出于接送孩子、通勤、办事等日常必需而难以避免；大多数参与者报告了注意力涣散、反应迟缓、自动导航等现象，并部分出现了急刹车、交通信号灯处入睡、偏离车道等错误，个别发生了侧视镜碰撞或高速公路微睡眠事故。再次，针对“新妈妈采用何种应对措施”，主题四“应对措施”包含“睡眠策略”“驾驶策略”和“支持系统”三个子主题。参与者尝试通过固定睡前例行程序、小睡等方式补偿睡眠不足；在驾驶中则使用空调、听音乐、进食饮水、使用咖啡因或导航等技术，少数人选择停车休息或避免在疲劳时出行。此外，来自伴侣与家人的照护分担、代替驾驶等支持被认为有助于减少疲劳驾驶，但支持缺乏时风险明显升高。最后，针对“新妈妈偏好何种支持方式”，主题五“支持系统和教育”包含“先前学习和教育”和“教育和参与偏好”子主题。多数参与者表示从未在成为新父母后接受过有关疲劳驾驶风险的教育，少数人经由工作场所或亲属接触有限信息；绝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此类教育重要，并偏好面对面、互动性强的形式，如育儿课程或亲子小组，而非医院宣传册；同时她们希望信息内容简短易懂并可与家人分享。
讨论部分指出，新妈妈所使用的某些应对措施（如听音乐、开窗）在循证层面仅产生极小或无效的降低风险作用，而像避免驾驶、停车休息和小睡则被证明有效，但使用不足。这种认知与证据之间的差距凸显了针对性教育的必要。参与者普遍支持通过面对面方式获取教育，但大规模实施面临成本、场地和照护安排等现实障碍。将疲劳与驾驶安全内容整合至现有产前育儿课程或社区健康服务中，可能是更具可行性且经济的方式。此外，仅针对新妈妈个体的教育可能不足以改变行为，结构性支持（如家庭成员参与照护）同样关键，未来干预应采用共同设计方式并扩展至支持网络。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以女性为主、地域集中于澳大利亚都市区以及社会经济多样性不足等，但作为试点研究，其发现为后续更大范围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新妈妈报告了多种用于缓解疲劳驾驶的应对措施，但其中许多策略并非基于证据，有些已被证明无效。虽然新妈妈表达了对针对性教育干预的需求，但此类干预措施尚未被开发。这些见解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未来研究人员、医疗保健人员及政策制定者奠定基础，以制定旨在促进这一重大人生转变期间新妈妈安全驾驶行为的循证策略，并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