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logical Reports》：It’s Not Just a Jok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mbiguous Perceived Hosti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 Bullying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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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欺凌受害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联已得到充分证实，但塑造这一关系的社会认知机制仍研究不足。既往研究主要关注行为频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受害者如何解读施害者的意图。本研究以认知评估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为基础，探讨不同
虽然欺凌受害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联已得到充分证实，但塑造这一关系的社会认知机制仍研究不足。既往研究主要关注行为频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受害者如何解读施害者的意图。本研究以认知评估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为基础，探讨不同水平的感知敌意（perceived hostility），从"仅是玩笑"到"始终恶意"，连同感知权力失衡（perceived power imbalance），如何预测抑郁症状。数据来源于中国东部某县一项针对4970名5至12年级青少年的大规模心理健康调查。参与者完成了奥维斯欺凌/受害者问卷（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OBVQ）和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感知敌意被分为四个水平：无、轻度（"仅是玩笑"）、模糊（"有时是玩笑有时是恶意"）和极端（"始终恶意"）。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存在非线性歧义效应。模糊敌意与抑郁的关联最强（OR = 1.73, p < 0.001），而极端敌意在全调整模型中无统计学显著性（OR = 1.35, p = 0.056）。性别分层分析揭示了不同的脆弱性模式。女学生对被界定为玩笑的轻度敌意更为敏感（OR = 1.58），而男学生在面对模糊敌意时表现出最高风险（OR = 1.94）。在控制感知敌意后，感知权力失衡并不能直接预测抑郁。这一模式对"更明显的攻击必然导致更大的心理伤害"这一既有假设提出了质疑。相反，研究结果表明，反映在判断不明确意图所需认知努力中的解释不确定性，是非西方背景下青少年抑郁的一个显著相关因素。干预措施应侧重于帮助青少年应对社会模糊性，并针对性别特定的归因倾向开展干预。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并非转瞬即逝的校园事件，而是一个具有持久心理伤害的重大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问题，其特征表现为蓄意伤害和权力失衡（power imbalance），效应包括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的升高，并可延续至成年期。尽管受害与抑郁之间的关联已被牢固确立，学术研究正日益超越对欺凌类型和频率的记录，转向审视中介其影响的社会认知机制（social-cognitive mechanisms）。这一转向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青少年对施害者意图的主观解释如何塑造其抑郁症状？
已有研究确认，公开恶意行为与更严重的抑郁相关，但关于模糊攻击（ambiguous aggression）效应的理解仍存在重要空白。此类行为涉及可被合理否认或被界定为"仅是玩笑"（just joking）的行动。这种模糊性可能制造出一种独特而隐蔽的心理脆弱性，然而其仍是欺凌体验中一个相对未得到充分探索的方面。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间接沟通和维护和谐的互动方式常被社会所重视，敌意行为可能以更具社会模糊性的形式表达，如戏弄或披着幽默外衣的批评，这增加了青少年在解读敌意意图时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学校场景对于考察模糊敌意与抑郁症状尤为相关。
情感反应较少取决于客观事件本身，而更多取决于个体对其意义的主观解释，这一原理构成了认知评估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的核心。在欺凌情境中，受害者对施害者意图的感知——即该行为是否被解读为敌意——比行为本身的客观特征更能预测心理困扰。解释这一动态的关键机制是敌意归因偏差（hostile attribution bias），即倾向于将模糊社会线索解读为故意伤害。模糊攻击可能对青少年尤为有害，当此类行为被界定为玩笑却被感知为敌意时，可能引致情绪失调（emotional dysregulation）、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以及求助意愿的降低。由于这些经历常被同伴和成人忽视，受害者丧失了外部验证或干预的机会，形成一种"高风险、低可见度"的情感负担。
此外，性别作为一个关键调节因素，女孩因对人际线索更敏感和更倾向于内化负面经历，似乎对模糊攻击或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尤为脆弱。权力失衡作为欺凌的定义性特征，不仅增加了受害风险，也塑造着受害者对施害者意图的解读方式。社会边缘化的青少年更可能在面对关系攻击时产生自我归咎等内化问题。然而，关于感知敌意意图的差异化影响——特别是模糊敌意与外显敌意在不同欺凌形式中的比较——受到的关注仍然较少。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拓展既往研究，考察主观感知与结构性因素在欺凌-抑郁关联中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研究试图探明青少年对敌意意图的认知评估（cognitive appraisal）和权力不对称感知如何共同预测抑郁症状。研究提出了四项假设：H1，更高水平的感知敌意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相关；H2，感知敌意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H3，感知敌意对抑郁症状的预测效应在不同欺凌类型（言语、关系、躯体、网络）中存在差异；H4，权力失衡对感知到敌意的校园欺凌受害者的抑郁症状具有直接效应。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将解释性歧义作为同伴受害的一个维度纳入理论审视，为超越仅关注外显攻击的干预框架提供了依据。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数据来源于2023年10月在中国东部某县开展的大规模心理健康调查。样本涵盖5至12年级学生，来自35所小学、27所初中和6所高中，包括城乡公立与私立学校，最终纳入有效数据的欺凌受害者样本为4970名青少年。感知敌意通过单一项目评估，参与者对"欺负我的同学是故意的，且欺凌是以恶意方式进行的"这一陈述做出选择，四个选项分别为"他们并非故意伤害"（无）、"他们仅是开玩笑"（轻度）、"他们有时是玩笑有时是恶意"（模糊）、"他们始终是恶意的"（极端）。欺凌频率和类型采用奥维斯欺凌/受害者问卷（OBVQ）中文版，并增加加州欺凌受害量表（CBVS）中一项评估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共七项条目。抑郁症状评估采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中文版，以总分≥10分为显著抑郁症状的划分标准。权力失衡从社会地位（更受欢迎）、体格力量（更强壮）和学习成绩（更好）三个维度评估。统计分析采用R软件（版本4.5.1）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并进行了性别和欺凌类型的分层分析，多重共线性经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均满足阈值（VIF <1.5）。
**四、研究结果**
*感知敌意在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中的分布差异：* 在4970名欺凌受害者中，1824名被归类为抑郁。非抑郁组中报告"从未被欺负"的比例更高（45.8% vs. 28.9%），而抑郁组中感知欺凌"有时是玩笑有时是恶意"的比例显著更高（25.8% vs. 15.2%）。躯体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在抑郁组中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非抑郁组，而言语欺凌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感知敌意对抑郁的潜在效应：* 在全样本Logistic回归分析中，控制性别、年级、自评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后，与未感知欺凌的参照组相比，感知欺凌为"仅是玩笑"的组别抑郁风险为1.32倍（OR = 1.32），具有统计显著性；感知欺凌为"有时是恶意"的组别风险最高，为参照组的1.73倍（OR = 1.73）；而感知"始终是恶意"的组别风险虽有升高，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性（OR = 1.35, p = 0.056），呈现出非线性关系。性别分层分析显示，在男学生中，模糊敌意的风险最为突出（OR = 1.94），而"仅开玩笑"无显著效应（OR = 1.17, p = 0.113）；在女学生中，"仅开玩笑"即已显著（OR = 1.58），且模糊敌意亦显著（OR = 1.42），呈现不同的脆弱模式。
*不同欺凌类型中感知敌意对抑郁的影响：* 模糊敌意（"有时是玩笑有时是恶意"）在全部四种欺凌类型中均与抑郁显著正相关。其中，在躯体欺凌中OR = 1.74，在关系欺凌中OR = 1.45，在网络欺凌中OR = 2.07。而言语欺凌表现出独特模式：除模糊敌意外，"仅是玩笑"亦显著关联抑郁（OR = 1.42），"始终恶意"具有边缘显著性（OR = 1.41, p = 0.049）。
*权力失衡对抑郁的独立效应：* 在感知到敌意（选择"有时玩笑有时恶意"和"始终恶意"）的1248名受害者子样本中，抑郁受害者中权力失衡的流行率更高，尤其体现在受欢迎程度失衡和学习成绩失衡方面。但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权力失衡在整体上并未显著预测抑郁症状（OR = 1.10, p = 0.509），对三种权力失衡类型（社会、学业、体格）分别分析及权力失衡数量分析均未显示显著预测效应。然而，欺凌频率在所有模型中始终保持显著（OR = 1.46, p < 0.001）。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发现揭示，青少年对敌意意图的解读与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感知欺凌为"有时是玩笑有时是恶意"的青少年报告抑郁症状的几率接近两倍，而公开敌意（"始终恶意"）在全调整模型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模式表明，模糊性的心理负担可能在于受害者必须进行的解释性工作——试图评估行为是善意还是恶意。关于意图的不确定性可能与"我是不是太敏感了？""他们只是在开玩笑吗？"等内在的自我怀疑相伴生，这与社会认知评估理论的核心观点一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面子（mianzi）和人际和谐等社会规范可能进一步加剧了模糊敌意的负担：文化对维持和谐的期望鼓励间接沟通和回避公开冲突，使受害者难以质疑被界定为玩笑的伤人之语，情感不适被压抑和内化处理。
模糊敌意在所有欺凌类型中一致预测抑郁症状，其中以网络欺凌的关联性最强（OR = 2.07）。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仅是玩笑"仅在言语欺凌中与抑郁症状相关（OR = 1.42），在躯体、关系和网络欺凌中未出现此模式。对于关系和网络攻击，伤害本身往往已具有固有的隐蔽性和模糊性，"玩笑"的辩护可能成为多余的标签，而受害者已在进行解码不明确社会信号的艰难工作，这些难以证明的情境中缺乏外部验证会加重孤立感和心理困扰。
极端且公开的敌意（"始终恶意"）在我们的模型中与抑郁症状无显著关联。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可从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角度理解：当攻击是明确的，受害者可更轻易地进行外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将责任归于施害者而非自身，这一过程可作为心理缓冲，保护受害者免受与抑郁密切相关的腐蚀性自我归咎和内化的影响。此外，公开敌意行为的清晰性虽带来急性痛苦，但也可能澄清应对路径，激活更直接的求助行为并减轻长期伤害。
性别差异同样值得关注：女孩对界定为"仅是玩笑"的敌意更为敏感（OR = 1.58），而男孩在模糊敌意下表现出最高风险（OR = 1.94）。这种差异可能根植于性别社会化及其对归因风格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性别角色期望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一分化，常鼓励女孩优先考虑人际和谐与情感克制，而男孩则被期望表现出情感韧性和自我依赖。对于女孩，对人际线索的高度敏感性结合更强的内化倾向，使伪装为幽默的轻度敌意触发自我归咎和反刍（rumination）过程；对于男孩，社会化鼓励的情绪压抑和求助回避使他们掌握较少的工具来应对情感复杂的情境，模糊敌意的不确定性可能绕过其典型应对机制，导致内化困扰或社交退缩。
最后，权力失衡的角色呈现出更复杂的图景。与先前部分研究不同，权力失衡感知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在校正后不再显著。这并非表明权力无关紧要，更合理的解释是权力的心理关联可能通过间接途径发挥——权力较低的青少年遭遇欺凌的频率更高，而这种更大的暴露而非权力本身更贴合抑郁症状。
研究结论指出：与公开攻击相比，模糊敌意与抑郁症状展现出更一致的关联，表明围绕敌意意图的不确定性本身可能成为心理困扰的来源，超越攻击行为的客观特征。解释性歧义不仅是欺凌的情境特征，更是连接同伴受害与内化结果的重要路径。研究结果还揭示了性别差异化的脆弱模式。这些发现将解释性歧义作为同伴受害的一个维度纳入理论审视，并具有实际启示：学校识别工作不应局限于公开攻击，因为被界定为玩笑或社会模糊的同伴互动可能携带可测量的心理风险，同时却最可能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