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 fertility concept scale for Chinese post-00s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ma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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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 trap）风险，现有政策激励措施尚未产生预期效果，凸显了审视生育决策背后微观心理过程的必要性。分析00后（post-00s）世代的生育观念（fertility concept）对于预测
背景：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 trap）风险，现有政策激励措施尚未产生预期效果，凸显了审视生育决策背后微观心理过程的必要性。分析00后（post-00s）世代的生育观念（fertility concept）对于预测生育行为和制定针对性政策至关重要；然而，仍缺乏合适的测量工具。
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和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SNT），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 approach），结合公开网络数据收集、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认知访谈（cognitive interview）和定量研究，开发了一个适合中国00后大学生的生育观念量表。数据通过预调查和正式调查收集。量表属性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内部一致性检验、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随机分半交叉验证（random split-half cross-validation）、Bootstrap分析和测量不变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检验进行评估。
结果：最终量表包含29个条目，涵盖7个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模型拟合良好（RMSEA = 0.059, CFI = 0.934, TLI = 0.925, SRMR = 0.051），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令人满意（Cronbach's α > 0.8），重测信度良好（ICC > 0.75）。随机分半检验和Bootstrap分析支持跨样本稳定性，量表在性别间显示出测量不变性（ΔCFI ≤ 0.01, ΔRMSEA < 0.015）。
结论：该量表已初步展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维度完整性、人群适用性和文化适应性方面对现有工具有所补充。其开发过程也为针对网络活跃人群和具有显著代际差异特征的社会心理构念（sociopsychological construct）的量表建构提供了方法学指导。在进一步检验该量表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和跨样本稳定性后，该工具可用于动态监测00后大学生的生育观念，并探索其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形成的内在机制。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低生育率挑战。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平均每位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数）仅为1.0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韩国（0.72），排名倒数第二。中国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的人口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龄化率预计在40年内从10%攀升至30%，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同等水平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快速老龄化导致劳动力萎缩、社会创新活力与经济增长潜力减弱，并加剧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压力和运行负担，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为应对持续低迷的生育水平，中国自2011年起逐步放宽生育限制，并于2021年后进一步建立政策支持体系。政策实施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人群的生育潜力得以释放，出生人口在2011至2016年间呈稳步上升趋势，2016年达到1786万的高峰。此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至2025年已降至792万，为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首次跌破800万，表明政策调整尚未达成预期效果，低生育率的总体趋势并未逆转。这意味着主要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已发生显著变化，亟需关注未来主要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及其特征，以寻找政策突破口。
00后世代将在未来5至10年成为主要育龄群体，目前正处于生育观形成的关键期，其生育观念将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大学生因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价值观前卫，正成为社会观念变革的先行者。评估00后大学生的生育观念有助于精准识别公众需求、实现前瞻性应对，从而为预测生育趋势和制定针对性生育政策提供前瞻性视角。然而，针对该人群开发的标准化测量工具极少，现有量表在维度完整性、人群适用性和文化适应性方面均存在不足，制约了生育观念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理论层面，经典生育理论通过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大范式解释低生育率机制，分别对应家庭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社会态度与价值观的转变是低生育率的内在根源，代表性理论包括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理论、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理论和性别革命（gender revolution）理论。生育观念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构念，反映了个体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对生育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既是生育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也是生育行为变迁的关键力量。多数研究者将其概念化为涵盖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生育态度（fertility attitude）和生育动机（fertility motivation）的复杂多维整体构念。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认为行为意向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核心因素决定的社会认知理论）为此类多维心理构念的操作化和测量提供了成熟框架。
现有生育相关测量工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针对已婚人士、已育者或在职成年人等正面临生育决策的人群，如Billari等人基于TPB开发的生育意愿量表；另一类则直接组合使用现有量表，文化适应性不足，且未能捕捉未婚未育人群的特定特征。Qiao等人虽专门针对中国女大学生开发了生育意愿量表，但存在维度重叠、覆盖不全的问题，且部分题目与大学生的实际经验脱节。在方法学层面，量表开发方法日趋程式化，传统定性方法（如文献综述、访谈或专家咨询）在面对互联网活跃人群和代际差异显著的社会心理构念时，其适用性和效率受到挑战。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00后大学生生育观念的代际独特性尚未得到系统阐释；第二，现有测量工具文化适应性不足，存在维度缺失和重叠，未能深入探索中国00后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多维构成；第三，量表开发方法已趋于程式化，未能应对新兴研究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情境的演变挑战。因此，完善生育观念测量工具对于明晰中国00后大学生生育观念的演变轨迹、代际特征和内在结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目的与总体设计**
本研究基于TPB和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SNT，关注个体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理论）的整合理论框架，旨在开发一个适合中国00后大学生的生育观念量表，刻画其生育观念的多维结构，弥补现有测量工具在维度完整性、人群适用性和文化适应性方面的不足，为探究生育意愿形成机制提供整合性测量框架和标准化基础。
**三、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核心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TPB与SNT的整合理论框架构建；（2）从抖音、小红书、知乎和B站四个代表性中文社交媒体平台收集公开网络数据（共计1910条帖子，清洗后获得85691字有效文本）；（3）采用主题分析法，由两名编码员使用NVivo 11 Plus独立编码并提取主题，以Kappa系数评估编码一致性；（4）通过两阶段认知访谈（30名来自四川省高校的本专科学生参与）评估条目与目标人群认知框架的匹配度；（5）以四川省为抽样框，采用分层抽样与PPS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16所高校（含2所双一流高校、7所本科院校和7所专科院校），通过预调查（有效问卷217份）和正式调查（有效问卷1204份，覆盖31个省份的生源）收集数据；（6）运用EFA和CFA评估量表结构效度，以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评估内部一致性，以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评估重测信度，以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和Fornell-Larcker标准评估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7）通过随机分半交叉验证、Bootstrap分析（5000次重抽样）和基于性别的多组CFA测量不变性检验评估模型稳健性。
**四、研究结果**
**（一）量表初始版本的开发**
通过主题分析，研究人员从网络文本中识别出31个初始编码，编码一致性检验显示高度一致（Kappa = 0.92）。对保留原始材料进行的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信息，确认编码已达饱和。基于初始编码提取出7个主题：价值优先排序（value prioritization）、子女价值（value of children）、家庭与邻里规范（family and neighborhood norms）、同伴与网络规范（peer and internet norms）、自我感知能力（self-perceived ability）、压力与成本（pressure and cost）以及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同时，通过文献综述和焦点小组讨论，明确了主观规范中"重要他人"的具体范围（包括父母、亲戚、邻居、朋友和网络来源），并开发了生育意愿维度的测量条目。最终形成含34个条目的量表初稿。
**（二）量表条目的优化**
预调查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范围为0.513至0.863，KMO值为0.824，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 < 0.01）。采用斜交旋转的共同因子分析提取出7个因子。尽管部分条目（D2、H2等）的因子载荷或共同度略低于常规阈值，但由于目标人群在认知访谈中确认这些条目具有显著的语义相关性和理论内涵对应关系，基于理论优先原则予以保留。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虽仅支持保留三个主因子，但剩余维度因具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和独特测量意义而被全部保留。依据EFA和信度分析结果，结合焦点小组讨论和认知访谈，研究人员对条目进行了修订优化，修订原则包括：删除或修改因子载荷低于0.32且无法归入有效维度的条目；修订Cronbach's α系数较低维度内的条目措辞；优化维度归属不清晰的条目表述以增强概念对齐；采用更中性、更易理解的语言以提高应答质量。
**（三）修订版量表的结构与条目**
修订后的量表包含29个条目，涵盖7个维度。价值优先排序维度评估个体在"自我实现与个人满足"和"履行生育责任"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权衡；子女价值维度评估对子女工具性价值和情感性价值的认知；家庭与邻里规范维度捕捉来自父母、长辈和邻居的生育期望与压力；同伴与网络规范维度反映来自同伴、朋友、亲戚以及网络舆论的规范性影响；自我感知能力维度评估个体对未来职业前景和经济能力的主观判断；压力与成本维度测量与生育和育儿相关的感知负担；生育意愿维度评估生育意向的强度，包括总体意愿、期望子女数量和期望生育时间。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双因子模型法进行检验。基线七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加入全局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指数的变化为：ΔCFI = 0.026，ΔTLI = 0.026，ΔRMSEA = 0.011，ΔSRMR = 0.015，均符合ΔCFI和ΔTLI < 0.10、ΔRMSEA和ΔSRMR < 0.05的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
**（五）验证性因子分析**
构建了包含7个潜变量、29个观测变量和29个残差变量的CFA模型，所有条目的标准化权重均大于0.5。核心稳健拟合指数表现优异：RMSEA = 0.059，CFI = 0.934，TLI = 0.925，SRMR = 0.051，均达到优良拟合水平。GFI = 0.898（略低于0.9标准，但鉴于GFI对大样本和多维模型的高敏感性可予接受）和χ2/df = 5.203（略高于5，卡方值在大样本中对微小模型偏差高度敏感）的偏离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合理解释。各维度AVE值均超过0.5，表明收敛效度良好；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区分效度令人满意。竞争模型比较显示，七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均优于单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
**（六）信度分析**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3（N = 1204），所有维度均超过0.8；各维度CR值均大于0.8。初测6个月后，对50名00后大学生进行便利抽样重测（间隔2周），量表重测信度为0.917，各维度ICC介于0.767至0.857之间，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时间稳定性。
**（七）模型稳定性检验**
随机分半交叉验证结果显示，子样本1和子样本2的χ2/df分别为3.373和3.128，均低于全样本的5.203，证实了该指标对样本量的固有敏感性；两个子样本的RMSEA、CFI、TLI和SRMR均达到良好拟合标准，表明七因子模型在随机分半子样本中具有良好的跨样本稳定性。Bootstrap分析针对条目e1在子样本1中因子载荷略低于0.5的情况（0.483），以5000次有放回重抽样进行检验，结果显示95%置信区间存在重叠，且载荷差异的95%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该波动可归因于抽样误差，条目e1具有可接受的跨样本稳定性。基于性别的多组CFA测量不变性检验显示，相邻嵌套模型间拟合指数变化均满足ΔCFI ≤ 0.01和ΔRMSEA < 0.015的标准，表明量表在男性和女性群体间具有完全测量不变性，测量结果适用于跨性别比较。
**五、讨论总结**
本研究揭示的七因子结构并非与原始TPB的三个核心构念完全对应，而是该理论在特定人群和领域中的情境化拓展——当TPB被专门应用于00后大学生生育观念时，理论呈现出更为精细的结构。与使用总分量化个体生育倾向的量表不同，该量表侧重于分析核心构念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揭示了生育观念的多维结构，为剖析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奠定了基础。
该量表较好地反映了00后大学生生育观念的代际独特性：（1）价值优先排序维度体现了该群体对自我价值的高度重视，是与前代人群区分的关键特征，而子女价值维度中工具性价值和情感性价值的共存与互动则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持续影响；（2）将主观规范区分为家庭与邻里规范（与传统规范密切关联）和同伴与网络规范（与现代规范密切关联），弥补了以往研究聚焦于单一规范来源的不足，尤其是纳入网络规范，回应了00后作为"数字原住民"的现实；（3）自我感知能力维度强调学生对未来生育潜力的主观评估，比客观可用资源的测量更适合处于职业规划阶段、尚未面临实际生育决策的大学生群体；（4）压力与成本维度纳入了生育与职业发展、休闲活动及生活方式偏好之间的权衡等当代经济与社会背景下的核心关切；（5）生育意愿维度采用从"非常弱"到"非常强"的统一应答选项设计，以生育意愿强度为测量焦点，有助于减少预设子女数量或生育年龄带来的认知偏差。
在方法学层面，本研究探索了一种以受访者为中心的量表开发路径：通过网络数据收集与主题分析生成初始条目，再通过目标人群认知访谈优化条目。网络文本方法克服了传统面对面访谈在样本覆盖面和同质性方面的局限，匿名网络环境中的自发表达规避了访谈情境下的社会期望偏差，符合00后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的行为特征。认知访谈直接考察受访者的理解过程、应答逻辑和解释偏差，系统验证了条目解释与构念定义之间的一致性，有效减少了因歧义和措辞偏差导致的系统测量误差。这种路径对于具有显著代际差异的社会心理构念和高度活跃的网络人群的量表开发具有方法学借鉴意义。
研究局限性包括：作为初步验证研究，未纳入婚姻态度、性别角色态度、家庭生育期望或成熟生育量表等外部效标，外部效度证据不足；样本虽覆盖31个省份生源，但以四川省为主，地域分布不均衡；网络数据来源中评论者人口学特征无法核实，可能存在非目标人群的纳入和社交媒体活跃度较低学生的排除，平台算法可能放大情绪化或极端观点；横断面设计限制了捕捉生育观念在政策变化、社会经济转型和个体生命历程各阶段动态变化的能力。
**六、研究结论**
在TPB和SNT整合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初步开发了面向中国00后大学生的生育观念量表。基于四川省高校学生样本的初步验证，该量表展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维度完整性、人群适用性和文化适应性方面有效补充了现有工具。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检验量表的外部效度和跨样本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该量表可为中国00后大学生生育观念的常规监测和动态追踪提供测量工具基础，建立整合性测量框架，并为未来生育意愿形成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