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Research Metrics and Analytics》：From brain drain to geopolitical talent competition: scientific diaspora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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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侨民（scientific diasporas）已成为全球科学、技术与创新（STI）生态系统中日益重要的行为体。在地缘政治碎片化、技术竞争和全球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已不仅是移民议题，更是关乎发展、科学外交（science diplomacy）和国际
科学侨民（scientific diasporas）已成为全球科学、技术与创新（STI）生态系统中日益重要的行为体。在地缘政治碎片化、技术竞争和全球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已不仅是移民议题，更是关乎发展、科学外交（science diplomacy）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维度。本政策综述认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应超越传统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叙事，转而采取长期战略，将科学侨民视为跨国发展伙伴以及更广泛的“网络之网络”（networks of networks）的组成部分。基于科学侨民、全球人才竞争、科学外交和移民研究等相关文献，本综述分析了科学侨民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机构伙伴关系、能力建设、创新生态系统和政策参与为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本文审视了近期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包括日益加剧的全球人才竞争、技术民族主义（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美国科学与移民环境的变化、欧洲战略性人才政策，以及西方之外新兴科学中心的崛起。本文特别关注全球南方、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以及公平与包容性知识体系的重要性。论文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科学、技术与创新生态系统，并将科学侨民纳入国家和国际发展战略。
1 引言
科学知识日益塑造着地缘政治权力、经济韧性、技术主权和全球影响力，这一趋势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量子技术、气候技术和先进计算等领域尤为明显。在这些领域，科学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安全。科学人才已成为21世纪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之一，各国不仅在军事力量、贸易和工业生产方面展开竞争，也在吸引、留住和调动高技能研究人员、工程师、创新者和企业家方面进行角逐。
然而，科学与人才的全球化仍然极不平等。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继续主导着研究资助、科学出版、创新基础设施和高等教育排名，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则面临研究型大学资金不足、实验室基础设施有限、政治不稳定、创新生态系统薄弱以及研究人员职业机会受限等困境。2025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显示，全球人才体系的不平等持续扩大，尤其在发达经济体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大部分地区之间。这些结构性不平等塑造了全球人才流动格局，并强化了不对称的知识体系。
历史上，科学家和高学历专业人员从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的迁移被框定在“人才流失”的概念之下。人才流失指发展中国家受过教育的个体（通常由公共资源培养）永久迁移至提供更优薪酬、更强研究基础设施和更多学术机会的富裕经济体。这一视角主要将移民视为一种发展损失，削弱了国内STI体系并加深了对北方知识中心的依赖。然而，当代讨论日益挑战这一狭隘解释。数字通信、国际合作、虚拟流动和跨国网络的发展，改变了科学家与其原籍国互动的方式。今天的科学侨民并非仅仅是与祖国隔绝的海外侨民群体，而是作为跨国知识行为体，在参与全球科学体系的同时，与原籍国保持着活跃的智力、机构和情感联系。科学侨民通过研究合作、技术转移、指导、政策咨询、创业、科学外交和国际网络等方式做出贡献。Tejada和Bolay认为，科学侨民应被理解为能够促进知识交流并支持本国STI体系的发展伙伴。
本文主张，全球南方国家应将科学侨民战略性地纳入更广泛的发展、STI和科学外交议程。科学侨民不应仅被视为象征性国家资产，而应作为更广泛的“网络之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些网络连接着大学、实验室、初创企业、资助机构、大使馆、国际组织和数字科学社区。同时，本文强调，侨民参与本身无法弥补国内STI体系的结构性弱点；科学侨民在与高等教育、研究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系统和包容性治理结构的长期投资相结合时才最为有效。
2 从人才流失到网络之网络路径
科学流动从传统的“人才流失”概念向“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人才链接”（brain linkage）和跨国科学网络的演变，标志着当代STI政策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高技能专业人员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工业化经济体的迁移被视为人力资本的单向流失，强化了全球南北之间的不对称。全球化和科学的日益国际化逐渐取代了这一解读：迁移不再被理解为永久性损失，而被视为合作与知识循环的潜在来源。
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人才循环：迁移日益涉及知识、专业知识和资源的跨国多向流动，侨民科学家无论是否实际回归，均可做出贡献。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具体说明了这一转变：中国的“海归”（Sea Turtles）科学家和企业家帮助建设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究机构；印度利用其在硅谷的侨民群体强化了班加罗尔的技术生态系统；墨西哥海外科学家维持了强大的国际研究联系，增强了而非削弱了国内的科研可见度。南南合作则增添了另一层面：金砖国家（BRICS）日益借助共享研究基础设施减少对北方知识中心的依赖，而迪拜、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各自推行独特的人才战略。
创新系统文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述：创新通过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学习而产生，并在日益跨国化的生产与知识网络中展开。西班牙的RAICEX网络——一个由海外西班牙科学家自下而上组成的协会——体现了“网络之网络”模式的实践，将侨民平台与国家人才与创新战略中的咨询角色相结合；类似的结构正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兴起。然而，这些发展并未解决结构性不平等——薄弱的基础设施、资金不足的大学、有限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仍在塑造全球科学流动；侨民参与是对国内STI能力持续投资的补充，而非替代。
3 科学侨民作为科学外交与全球南方发展中的网络化行为体
科学外交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创新与全球治理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而显著演变。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对技能人才的竞争，同时科学决策重要性认知的提升促使许多国家将科学专业知识嵌入外交部系统。瑞士的Swissnex、德国的DWIH和英国的科学与技术网络（STN）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也日益将科学外交作为全球参与工具和发展机制。这些国家通常将科学外交视为加强本地能力、支持创新和提升参与全球研究网络的手段，而非主要强调软实力。
在此架构中，科学侨民作为连接本地与全球知识系统的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作用：他们同时在多个制度、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运作，可视作跨国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对发展导向的科学外交和科学合作本身均做出贡献。科学侨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与知识生产范式的更广泛转型密切相关。Gibbons等人认为，知识生产已变得日益跨学科、社会分布化和应用导向，超越了孤立的学术机构。Nowotny等人进一步强调，科学越来越多地在充满不确定性、全球性和社会需求驱动的复杂语境中生产。
科学侨民在科学外交架构中扮演多种战略角色：能力建设方面，侨民科学家在加强原籍国高等教育和研究能力方面贡献显著，支持研究生项目开发、高级科学培训、联合指导机制和机构伙伴关系。技术与知识转移方面，侨民科学家常作为先进技术、科学专业知识、创新实践和国际资助机会的重要通道，其跨国专业网络可促进合作研究项目、创业和技术转移。信任建设与调解方面，侨民科学家因在多个国家间保持专业、制度和文化联系，可扮演重要的外交和调解角色，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提供非正式的“倾听通道”。政策建议与循证治理方面，海外高技能专业人员日益被纳入国家科学咨询机制、专家委员会和战略STI政策讨论，提供有价值的比较视角。
4 全球人才竞争
全球科学人才竞争近年来显著加剧，各国日益将高技能研究人员、创新者和企业家视为与经济竞争力、技术主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相关的战略资产。美国曾凭借其大学、风险投资生态、科学基础设施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环境主导全球人才吸引，移民科学家在美国创新体系中继续发挥着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然而，近期的地缘政治和国内发展引发了对美国对国际人才长期吸引力的担忧：限制性移民辩论、联邦研究资助大幅削减、资助机构重组、研究型大学支持下降、研究安全顾虑增加以及政治极化加剧，都可能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
2025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显示，新加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领先的人才经济体，反映了亚洲创新生态系统和战略性人才政策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美国从2023年排名的第3位下降至2025年的第9位，尽管其在高等教育、研究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方面仍具优势。欧洲在人才竞争力的多个维度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经合组织（OECD）人才吸引力指标则显示，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在吸引高技能工作者和企业家方面排名靠前。这些发现表明，全球人才竞争越来越取决于治理环境、流动系统、开放性和长期融入政策，而非仅取决于科学卓越和经济表现。
5 欧洲、国际科学合作与“网络之网络”路径的扩展
欧盟通过其科学外交、研究与创新框架，已成为支持跨国科学合作和“向世界开放”路径的全球最活跃行为体之一。通过“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研究与创新计划、玛丽·居里行动（MSCA）、欧洲研究委员会（ERC）资助、COST行动、伊拉斯谟+（Erasmus+）以及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战略等多项举措，欧盟将STI定位为竞争力和国际合作的双重战略组成部分。
COST计划是“网络之网络”模式最清晰的例证之一。COST行动自1971年以来作为开放灵活的国际研究网络，连接欧洲及全球的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产业界和公民社会。近期COST活动日益整合科学外交、知识共创、政策参与和与全球南方伙伴的国际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AccelNet项目则代表了一种前瞻性的国际科学合作模式，强调发展可互操作的国际研究生态系统，以维持长期合作和科学能力建设。CERN作为大型科学基础设施枢纽，催生并巩固了全球互联的科学侨民网络，超越了高能物理领域的角色，成为科学交流的跨国中心。
欧洲日益将国际科学合作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和人才吸引战略。欧盟关于合法移民与人才吸引的政策框架明确承认，全球高技能工作者竞争正成为欧洲经济复苏、数字化转型和技术主权议程的核心。EU人才库、EURAXESS和EU签证战略等举措旨在提升欧盟对国际研究人员的吸引力。然而，这些国际合作框架中仍存在重要不对称：欧洲机构拥有更强的资助能力、研究基础设施和制度协调机制，参与大型欧洲研究项目往往需要大量行政能力、资助管理专业知识和国际可见度，这可能使资源较少的机构处于不利地位。
6 挑战与新兴机遇
尽管科学侨民在全球STI体系中日益重要，但其长期影响取决于更广泛的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条件。
政治与制度不稳定：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治理挑战、不一致的STI政策、有限的研究资助和制度不稳定。侨民倡议往往依赖临时政治支持、短期项目或个人领导，许多合作机制因此变得碎片化或难以持续。
限制性流动与地缘政治紧张：围绕新兴技术、研究安全、移民控制和技术主权的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越来越影响科学流动和国际合作。签证限制、行政障碍和地缘政治紧张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充分参与全球科学生态系统的机会。
持续存在的全球知识不对称：科学侨民仍在高度不平等的全球知识体系中运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在研究基础设施、发表可见度、资助获取、数字能力以及参与国际议程设置过程方面面临结构性劣势。
协调与可持续性挑战：许多科学侨民网络仍由志愿者驱动，依赖非正式结构或临时资助计划，维持长期参与、机构记忆和战略协调因此变得困难。
数字科学合作与虚拟网络方面，虚拟实验室、在线研究平台、AI支持的网络工具和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展，使侨民科学家无需永久回国即可贡献力量。国际社会对科学外交日益增长的关注为侨民科学家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政策对话创造了机遇。区域性合作扩展方面，地平线欧洲、COST行动和全球门户等计划支持更广泛的“网络之网络”路径。印度、中国、巴西、南非、新加坡和海湾国家等日益成为新兴科技中心，为南南合作和多向流动创造了新机遇。
7 政策建议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建议：短期内应系统性地绘制科学侨民地图，利用数字平台、出版数据库、专业网络和AI支持工具识别侨民专业知识并与国家优先事项对接。应创建务实的“人才链接”机制，如联合研究、虚拟指导、研究生联合指导、短期访问、政策咨询和合作资助申请。中长期则需要将科学侨民参与制度化，纳入国家STI和外交政策体系，包括在科学部委设立侨民专门单位、在外交部设立科学外交办公室，以及在主要研究枢纽城市设立科学随员。长期政策必须聚焦国内吸收能力，投资于大学、实验室、研究管理办公室、数字基础设施、竞争性资助体系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
对发达国家的建议：应认识到人才吸引政策若仅为从较弱体系中提取高技能研究人员，可能无意中加深全球不平等。短期内应使研究流动更具可预测性且减少负担，同时在流动政策中纳入加强与原籍国伙伴关系的机制。应支持更公平的研究伙伴关系，资助机构应鼓励共同设计项目、共享领导权和公平署名。长期而言，应将人才吸引与“负责任科学外交”相对齐，以相互知识循环而非人才提取为目标。
对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OECD、非盟、欧盟、东盟、美洲国家组织（OAS）、金砖国家和区域开发银行等可支持区域“网络之网络”，连接各国科学侨民。短期内可开发共享平台用于侨民映射、良好实践交流和政策学习，支持科学外交和研究管理的区域培训项目。长期应支持公平的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包括虚拟实验室、开放数据枢纽和协作平台，尤其对受冲突影响或气候脆弱的国家尤为重要。
跨领域建议：核心原则是平衡——平衡流动与留用、国家利益与全球合作、人才吸引与能力建设、研究安全与开放、卓越与公平。最有效的方法并非阻止移民或完全依赖回归移民，而是构建使知识、人员和机构在跨国界保持连接的系统，这正是“网络之网络”路径的核心价值。
8 总结
本文认为，传统的“人才流失”框架已无法捕捉当代科学流动的多向性、网络化特征。全球STI格局的重构要求重新思考高技能人才如何被理解和参与。本文提出“地缘人才”（geotalent）一词，用以描述其流动与跨国网络日益受地缘政治、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塑造的高技能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国际学生、企业家和科学侨民成员。前缀“geo”被刻意选择以标示该流动所展开的多重维度：地理意义上不断变化的路线、目的地和科学活动中心；地缘政治上人才流动日益受战略竞争、联盟结构和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地缘经济上创新生态系统为人力资本展开竞争；地缘环境上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成为科学迁移与重新安置的新驱动因素。在战略竞争和科学卓越中心转移的背景下，这些个体不仅是全球知识体系的参与者，更是科学、创新、外交与国际关系交汇处的关键行为体。因此，识别、吸引、留住和调动地缘人才应成为各国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战略优先事项。本文将“地缘人才”作为一个分析基础而非完全发展的框架加以引入；该概念更广泛的理论化——包括其地理、地缘政治和地缘环境维度——拟在作者后续研究中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