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creativ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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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creativity)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项核心能力已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与日常创造性思维(everyday creative ideation)相关的心理过程仍未得到充分理解。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创造力(creativity)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项核心能力已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与日常创造性思维(everyday creative ideation)相关的心理过程仍未得到充分理解。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和创造力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 CTC),本研究以1067名中国本科生为样本,考察了自主性(autonomy)、胜任力(competence)、关系需求(relatedness)、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与创造力(操作性定义为自我报告的日常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将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结构模型。结果表明,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均与内在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分别为β = 0.299,p < 0.001;β = 0.218,p < 0.001;β = 0.370,p < 0.001),内在动机与日常创造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β = 0.252,p < 0.001)。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也与日常创造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分别为β = 0.252,p < 0.001;β = 0.209,p < 0.001;β = 0.198,p = 0.002)。进一步分析表明,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通过内在动机与日常创造性思维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关系(分别为β = 0.075,p = 0.002;β = 0.055,p = 0.004;β = 0.093,p = 0.002)。基于模拟的敏感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些间接关系在中等程度的潜在未测量混杂下仍保持相对稳健。上述发现为理解高等教育情境中基本心理需求满足(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内在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关联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洞见,其实践启示主要涉及支持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技术快速进步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以支撑国家创新战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力(creativity,即产生既新颖又适当的成果的能力)是大学生应对复杂问题的关键能力,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创造性学习环境与大学生的创造力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创造力的发展密切依赖于认知资源和情感体验的交互作用。在认知资源方面,知识整合能力、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和问题解决能力均已被证实与学生的创造性表现相关。在动机和情感因素方面,情绪调节、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指因活动本身的内在兴趣和满足感而从事该活动)、自主性(autonomy,指个体体验其行为与自我感受相一致的程度)、胜任力(competence,指个体感到有能力应对挑战并成功完成任务的心理体验)和关系需求(relatedness,指个体感到与他人积极联结并获得尊重和接纳的心理状态)在学生创造性活动中的持续投入和探索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研究对认知资源的关注更为广泛,而对动机和情感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系统考察仍然有限。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认为,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是个体心理成长和动机发展所必需的基本心理需求(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这些需求的满足能够支持学生实现其创造潜力并产生新颖的想法。创造力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 CTC)则进一步强调内在动机在创造力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当个体主要由任务本身固有的兴趣和挑战所驱动时,更有可能表现出创造性行为。尽管已有研究分别考察了自主性、胜任力、关系需求、内在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两两关系,但在统一理论框架下联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本研究以中国本科生为样本,基于SDT和CTC提出一个有理论导向的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考察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与创造力的关系,以及内在动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二、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在河南省五所公立大学开展,样本覆盖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包括一所211工程大学、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三所普通省级大学,涵盖综合类、师范类和理工类院校。研究对象为1067名18至23岁的全日制本科生(男性513名,女性554名)。研究方案经马来亚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数据通过在线调查于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间以便利抽样方式收集。测量工具包括:基本心理需求量表(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Scale, BPNS;Deci和Ryan,2000;Gagné,2003)的改编版(21项改为5点计分,反向题改为正向表述),用于评估自主性(α = 0.781)、胜任力(α = 0.743)和关系需求(α = 0.835);内在动机量表(Intrinsic Motivation Inventory, IMI;Ryan,1982)的兴趣/享受分量表(7项,α = 0.856);Runco创造性思维行为量表(Runco Ideational Behavior Scale, RIBS;Runco等人,2001)(23项,α = 0.908),用于评估自我报告的日常创造性思维而非客观创造性表现。所有量表均经过标准翻译-回译程序,并在20名本科生中进行了试点测试以评估语言清晰度。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创造力的两个一阶维度构建反映性-反映性高阶构念,采用两阶段方法估计,以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并通过Tingley等人(2014)提出的中介敏感性分析方法评估间接效应在潜在未测量混杂下的稳健性。
**三、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Harman单因素检验显示,第一个未旋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35.439%,低于40%的常用阈值。PLS-SEM框架下的完全共线性评估显示,所有构念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在1.830至2.550之间,均低于3.3的阈值,表明数据未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3.2 描述性统计**:五个核心变量的均值在3.415至3.568之间。关系需求均值最高(M = 3.568),其次是胜任力(M = 3.557)和内在动机(M = 3.468),日常创造性思维(M = 3.423)和自主性(M = 3.415)略低。所有变量的偏度(|偏度| < 3)和峰度(|峰度| < 10)均在可接受范围内,未见严重的单变量非正态性。
**3.3 性别和年龄差异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自主性、胜任力、关系需求、内在动机和日常创造性思维在性别上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所有p > 0.05)。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龄组在胜任力(F = 3.437,p = 0.004)、关系需求(F = 3.751,p = 0.002)和日常创造性思维(F = 2.736,p = 0.018)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各年龄组的均值未呈现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年龄差异更可能反映组间波动而非线性发展模式。
**3.4 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自主性(r = 0.730)、胜任力(r = 0.677)和关系需求(r = 0.697)均与日常创造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自主性(r = 0.682)、胜任力(r = 0.630)和关系需求(r = 0.705)均与内在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内在动机与日常创造性思维也呈显著正相关(r = 0.709),为后续结构模型和中介分析提供了初步基础。
**3.5 测量模型评估**:基于统计和内容评估标准,初始21项BPNS中6项被删除,保留15项进行后续分析。一阶测量模型中,各构念的Cronbach's α值在0.743至0.887之间,组合信度(CR)在0.838至0.909之间,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在0.527至0.585之间,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低于0.85,表明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高阶创造力构念的Cronbach's α为0.787,CR为0.903,AVE为0.823,第一因素和第二因素在高阶构念上的载荷分别为0.929和0.884。
**3.6 结构模型分析**:模型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为0.060,低于0.08的参考标准。结构模型VIF值在1.017至2.394之间,表明无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解释了内在动机58.2%的方差(R
2 = 0.582;调整R
2 = 0.580)和日常创造性思维59.6%的方差(R
2 = 0.596;调整R
2 = 0.594)。PLSpredict分析显示内在动机和日常创造性思维的Q
2predict值分别为0.572和0.560,均大于零,表明两个内生构念具有样本外预测相关性。路径分析显示,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均与日常创造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β = 0.252,p < 0.001;β = 0.209,p < 0.001;β = 0.198,p = 0.002),支持假设H1;三者均与内在动机呈显著正相关(β = 0.299,p < 0.001;β = 0.218,p < 0.001;β = 0.370,p < 0.001);内在动机与日常创造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β = 0.252,p < 0.001)。控制年龄和性别后,两个控制变量均未与内在动机或日常创造性思维显著关联(所有p > 0.05)。效应量f
2显示,关系需求对内在动机的影响达到中等水平(f
2 = 0.177),其余主要路径效应量为小。
**3.7 中介分析**:在控制年龄和性别后,自主性通过内在动机与日常创造性思维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系数 = 0.075,p = 0.002,占总效应的22.94%);胜任力的间接效应显著(系数 = 0.055,p = 0.004,占20.83%);关系需求的间接效应也显著(系数 = 0.093,p = 0.002,占31.96%)。三个间接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支持假设H2。然而,间接效应量适中,表明内在动机仅构成这些关联的一部分而非主导性解释机制。
**3.8 敏感性检验**:中介敏感性分析以中介模型和结果模型残差之间的相关系数ρ为敏感性参数。结果显示,自主性路径(AU → IM → CRE)的间接效应在ρ约达到0.42时趋近于零;胜任力路径(CO → IM → CRE)在ρ约达到0.49时趋近于零;关系需求路径(RE → IM → CRE)在ρ约达到0.43时趋近于零。这表明三条间接路径在中等程度的潜在未测量混杂下均保持相对稳健。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近期高等教育领域关于基本心理需求、内在动机与创造力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这些构念纳入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将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作为独立维度同时纳入单一结构模型,估计了三者对内在动机和日常创造性思维的各自直接关联及其通过内在动机的间接关联,从而提供了一个更为细化的理论解释。第二,在中国教育情境中,关系需求与内在动机的关联估计值在三个基本心理需求中数值最大,其通过内在动机与日常创造性思维的间接关联也数值最大。这一模式可能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中人际关系在学生学习动机体验中的相对突出性。研究还发现性别差异在所有五个核心变量上均不显著,与性别相似性假说一致;年龄组差异虽在胜任力、关系需求和创造力上显著,但不呈线性趋势,更可能反映组间波动。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提示,学生的日常创造性思维可与其在创造性活动中的自主性、胜任力、关系需求体验及内在动机一并予以关注。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可考虑提供适当的选择空间以支持自主性,通过清晰的反馈和适度挑战性任务支持胜任感,通过小组讨论和同伴反馈促进关系需求的满足。然而,鉴于间接效应量适中且研究采用横截面设计,这些启示应理解为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的潜在支持条件,而非已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横截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顺序,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测量偏差,样本局限于单一省份的五所大学,BPNS的应答格式和条目措辞进行了修改,且创造力测量基于自我报告的思维行为而非客观创造性表现。
研究结论如下:以中国本科生为样本,本研究考察了自主性、胜任力、关系需求、内在动机与自我报告创造性思维行为所反映的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需求均与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与SDT和CTC的基本主张一致。人口学分析显示五个核心变量无显著性别差异,而胜任力、关系需求和创造力在年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均值未呈现一致的升降趋势。控制年龄和性别后,主要发现保持稳定。基于模拟的敏感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三条间接关系在潜在未测量混杂下均表现出相对稳健性,尽管效应量适中。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所抽样高等教育情境中中国本科生自主性、胜任力、关系需求、内在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个有理论导向的模型,但鉴于数据的横截面性质,所观察到的关联不应被解释为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