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创伤与年轻成人心理症状：易感自恋的中介作用与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Childhood trauma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young adults: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vulnerable narcissis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摘要

引言：童年创伤与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密切相关，但与这些关联相关的自我相关过程及适应性资源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检验了易感自恋在统计学上是否中介了童年创伤与上述三个症状领域之间的关联，以及心理韧性是否调节了易感自恋与这些症状之间的关联。

方法：研究通过在线方式从土耳其招募了571名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的年轻成人作为横断面方便样本。其中76.7%的参与者为女性，且样本主要由接受大学教育的个体构成。参与者完成了童年创伤问卷-33（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33, CTQ-33）、八条目易感自恋量表（Vulnerable Narcissism Scale, VNS）、简易心理韧性量表（Brief Resilience Scale, BRS）以及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21, DASS-21）。研究采用基于回归的中介及有调节的中介分析，使用5,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 samples）及异方差一致性标准误（heterosc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结果：童年创伤和易感自恋与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呈正相关，而心理韧性与上述三个症状领域均呈负相关。童年创伤通过易感自恋对抑郁、焦虑和压力的间接关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且相应的直接关联依然显著。然而，心理韧性既未调节易感自恋与三个症状领域中任一领域之间的关联，也未调节经由易感自恋的间接关联。

讨论：研究结果支持在指定模型中易感自恋起部分统计中介作用，但并未确立时间性、发展性或因果性序列。心理韧性与较低的症状水平独立相关，但在所提出的模型中并未发挥调节作用。

童年创伤与年轻成人心理症状的关联：易感自恋的中介效应与心理韧性的调节效应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大量研究证实，童年创伤（childhood trauma）与成年期的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密切相关。荟萃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经历显著提高成年期抑郁症的患病风险（Mandelli et al., 2015）；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与成人期抑郁和焦虑障碍均存在正向关联（Hughes et al., 2017）。在土耳其大学生群体中，不良童年经历同样与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正相关（Girgin et al., 2025）。然而，既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情绪调节困难（Alpay et al., 2017）、社会支持感知（Huang et al., 2026）、认知情绪调节策略（Huh et al., 2017）等相对具体的情感和认知过程，对于自我相关人格过程在童年创伤与心理症状关联中的作用仍缺乏充分探讨。

易感自恋（vulnerable narcissism）是一种以人际高敏感性、焦虑、羞耻倾向、脆弱且依赖外部认可的自尊为特征的广泛人格模式（Hendin and Cheek, 1997; Miller et al., 2011; Pincus et al., 2009）。从依恋理论和图式理论视角来看，不良养育经历与不安全的内在关系工作模型、脆弱的自我感以及高度依赖外部认可的自尊相关联（Otway and Vignoles, 2006; Young et al., 2003），这与易感自恋的特征存在显著的概念重叠。网络分析发现，情绪虐待与易感自恋特征的关联强于其他形式的虐待（Wang et al., 2023）；荟萃分析也表明童年虐待与易感自恋的关联强于与夸大自恋的关联（Gao et al., 2024）。尽管已有研究考察了易感自恋在特定临床样本或特定结果中的间接效应（Kealy et al., 2023; Verrastro et al., 2024），但在同一非临床年轻成人样本中同时考察童年创伤与抑郁、焦虑、压力三个症状领域关联中易感自恋统计中介作用的研究仍然缺乏。

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在本研究中被操作化定义为感知到的从压力中恢复或反弹的能力（Smith et al., 2008），而非纵向适应轨迹。以往有关心理韧性缓冲作用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韧性仅调节了高忽视特征与内化问题之间的关联（Cao et al., 2024）；有的研究则未发现童年虐待与韧性交互项的显著性（Wingo et al., 2010）。基于保护模型（protective model）与补偿模型（compensatory model）的区分（Fergus and Zimmerman, 2005），本研究将心理韧性置于易感自恋与心理症状关联的第二阶段进行检验。研究假设：童年创伤正向预测三种症状领域（H1）；易感自恋中介童年创伤与三种症状之间的关联（H2）；心理韧性调节易感自恋与三种症状之间的关联（H3）；经由易感自恋的间接关联随心理韧性水平而变化（H4）。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定量、横断面相关性设计。研究人员通过WhatsApp、Instagram、LinkedIn及电子邮件等社交媒体平台在线招募了571名年龄18至30岁的土耳其年轻成人（平均年龄21.99岁，SD = 3.14；女性占76.7%；59.5%为大学生）。参与者完成了童年创伤问卷-33（CTQ-33）、八条目易感自恋量表（VNS）、简易心理韧性量表（BRS）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DASS-21）。主要统计方法为基于回归的条件过程分析（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依据Hayes PROCESS Model 14的逻辑进行建模，使用5,000次百分位自助抽样（percentile bootstrap）估计条件间接效应，并采用HC3异方差一致性标准误。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在计算交互项前进行均值中心化，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诊断（Harman单因素检验）、区分效度检验（HTMT）、敏感性分析（排除最小化否认最高分组、调整额外协变量）以及探索性的性别交互分析。

三、研究结果

1. 初步分析
描述性统计显示，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可接受到优秀范围（α = 0.76–0.92），偏度和峰度值均在±2以内，表明数据符合单变量正态性。相关分析显示，童年创伤与易感自恋（r = 0.289）、抑郁（r = 0.516）、焦虑（r = 0.456）和压力（r = 0.443）均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与所有症状领域显著负相关（rs = ?0.425至?0.465）。

2. 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
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共提取1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首个因子解释了24.7%的总方差，未发现单一一般因子主导测量项目间的协方差。HTMT分析支持了易感自恋和心理韧性与三个症状领域之间的区分效度（比值在0.470–0.604之间，均低于0.85标准），但三个症状领域之间的HTMT比值在0.875–0.906之间，表明DASS-21各领域为密切关联的内化症状领域而非完全独立的构念。

3. 条件过程模型检验
童年创伤正向预测抑郁（B = 0.113, p < 0.001）、焦虑（B = 0.088, p < 0.001）和压力（B = 0.086, p < 0.001），H1得到支持。童年创伤正向预测易感自恋（B = 0.115, p < 0.001）。童年创伤通过易感自恋对抑郁（间接效应 = 0.022）、焦虑（0.021）和压力（0.026）的间接关联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H2得到支持。完全标准化间接效应介于0.075至0.088之间，易感自恋分别解释了童年创伤与抑郁总关联的16.4%、与焦虑关联的18.9%、与压力关联的22.8%。心理韧性与三种症状均为负向关联（B = ?0.267至?0.298, 均p < 0.001），但易感自恋×心理韧性的交互项对抑郁（p = 0.794）、焦虑（p = 0.272）和压力（p = 0.673）均不显著，H3未得到支持。有调节的中介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对三个结果均不显著（置信区间均包含零），H4未得到支持。

4. 回归诊断
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0–1.25之间，未发现多重共线性问题。Ramsey RESET检验未显示函数形式设定错误，Durbin-Watson统计量介于1.92–2.01。Breusch-Pagan检验对中介方程不显著，但对三个结果方程显著，因此保留HC3异方差一致性标准误。最大的Cook距离介于0.064–0.102，未发现高影响力观测值。

5. 敏感性分析
排除73名在CTQ最小化/否认指数上得分最高的参与者后（n = 498），主要发现的方向和显著性保持不变。额外调整既往心理支持、精神科药物使用、教育水平和学习/就业状态后，童年创伤与易感自恋的关联依然显著（B = 0.104, p < 0.001），交互项仍不显著，模型的解释率分别为抑郁46.7%、焦虑44.3%、压力42.3%。

6. 按性别的探索性分析
性别未显著调节童年创伤与易感自恋之间的关联（p = 0.659）。联合Wald检验显示抑郁（p = 0.700）、焦虑（p = 0.660）和压力（p = 0.773）的性别交互项均不显著。尽管女性占样本多数（76.7%），未发现性别在主要关联模式上的差异，但这些发现属于探索性结果，不等同于性别不变性的证据。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童年创伤与三种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与既有荟萃分析及土耳其本土研究证据一致。易感自恋在被指定的横断面模型中起部分统计中介作用，但间接效应幅度有限（完全标准化效应0.075–0.088，占总关联的16%–23%），因此应被视为童年创伤与心理症状关联的一个适度自我相关过程，而非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机制。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童年创伤为回顾性测量，易感自恋与心理症状为同时测量，因此不能确立时间性、发展性或因果性序列，反向或互惠关联仍然可能存在。

心理韧性在统计分析中表现为心理症状的直接负向关联因素，而非调节因素。该模式更符合补偿模型而非保护模型的预期，即心理韧性与较低症状水平独立相关，但并不能缓解或削弱易感自恋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中心理韧性调节作用的差异性发现相一致——调节效应可能取决于所考察的逆境类型、心理结果、研究人群、韧性测量工具及统计路径。本研究所使用的简易心理韧性量表测查的是一般性恢复能力，这种一般性能力可能与较低症状水平相关，但不会特异性改变易感自恋与内化症状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论为：童年创伤通过易感自恋对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的间接关联在统计学上显著但幅度有限，直接关联依然显著，故易感自恋应被理解为创伤-痛苦关系中一个适度的自我相关关联因素，而非全面解释机制。心理韧性与较低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独立相关，但并未调节易感自恋与症状之间的关联，相应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亦不显著，该模式与直接促进性关联而非缓冲作用更为一致。鉴于样本为非临床性质，尚不能据此提出具体的评估或干预建议，未来需采用前瞻性设计及更多样化的临床样本来阐明观察到的关联方向，并在模型中检验韧性的替代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