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成本削减对可持续绩效的治理–能力双路径研究：交易不确定性的中介机制与性别领导力的调节效应——基于加纳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Sustainable Futures》：Leveraging supply chain cost reduction fo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Ghanaian manufacturing: Transaction uncertainty and gender roles

　　

本研究考察加纳制造业中供应链成本削减（Supply Chain Cost Reduction, SCR）、供应链韧性（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CRes）、交易不确定性（Transaction Uncertainty, TU）与可持续绩效（Sustainable Performance, SP）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关注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定量横截面设计，通过结构化问卷从418家制造业企业中收集350名运营和职能管理者的数据。数据分析采用SmartPLS 4中的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检验假设的关系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SCR对SCRes、TU和SP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TU在SCR与SP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VAF = 49.7%），而SCRes则不具有中介效应。此外，性别显著调节SCR与TU之间的关系；女性领导层代表性的增强削弱了SCR对TU的正向影响。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被发现对SCR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管理者应在实施SCR策略的同时建立稳健的不确定性管理系统，并积极推动供应链岗位中性别多元化的领导层，以降低关系风险并提升可持续成果。研究结果为性别平等政策提供了实证商业依据，将包容性领导力与更稳定、更具社会责任感的供应链治理联系起来，并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整合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和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在非洲这一研究不足的背景下分析上述动态关系，并独创性地将性别确立为交易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超越了仅将其视为人口统计变量的做法，为包容性供应链战略提供了新的洞见。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制造企业面临着一个持续性的战略困境：如何通过供应链成本削减（SCR）实现运营效率，同时保持组织抵御中断的能力并交付长期可持续绩效（SP）。这一效率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张力在新兴经济体中尤为突出，因为这些经济体的企业在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和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运营。传统的SCR实践——如精益运营、供应商谈判和物流优化——被广泛记载为改善短期财务成果的有效机制。然而，过度强调效率可能无意中侵蚀冗余能力、加剧供应商依赖并削弱关系稳定性，从而增加供应链面对中断时的脆弱性。与之相对，供应链韧性（SCRes），通常被定义为预测、适应和从中断中恢复的能力，往往需要投资于冗余、多元化、协调和监控系统。这类投资表面上与成本削减逻辑不相容，从而强化了效率与韧性之间存在权衡的长期认知。如何调和这一悖论，仍然是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核心挑战。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的角度，为解释企业为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有力框架。然而，TCE在解释这些治理选择如何转化为支持长期可持续绩效的内部能力方面提供的洞见有限。资源基础观（RBV）及其向动态能力理论的延伸，则通过解释企业如何通过组织流程和学习将资源转化为持续绩效优势来弥补这一空白。从这一视角看，韧性构成了一种嵌入组织惯例的动态能力，使企业能够感知、抓住和重新配置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尽管两者在概念上具有互补性，但将TCE的治理逻辑与RBV的能力逻辑进行有意义的整合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尤其是在非西方背景下。这一空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为突出。加纳的制造业是就业和工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其运营所处的交易环境以投入品价格波动、基础设施脆弱、监管复杂和关系型合同为特征。这些条件放大了交易不确定性（TU），使得治理选择和管理者对不确定性的解读尤为关键。更重要的是，这些解读受到领导层特征的塑造。新兴研究表明，领导团队中的性别构成会影响战略优先级，女性领导者往往更强调关系治理、协作和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决策，而男性主导的领导结构则可能更注重交易效率和正式控制机制。尽管供应链研究中对性别的关注日益增加，但性别通常被当作人口统计控制变量而非具有理论意义的边界条件。因此，关于性别化的领导动态如何塑造成本削减策略向交易不确定性、韧性和可持续绩效转化的经验证据十分有限。本研究通过考察SCR如何通过交易不确定性和供应链韧性影响可持续绩效，以及性别如何调节这些关系，来填补上述研究空白。

**二、研究开展与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定量横截面研究，从加纳418家注册制造业企业中收集了350名运营和职能管理者（如供应链经理、运营经理、采购负责人）的有效问卷数据。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依次评估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检验假设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实现了TCE与RBV的有条件整合，区分了治理渠道（TU中介）和能力渠道（SCRes中介），为理解效率策略如何转化为可持续成果提供了更精细的理论框架；第二，在非洲这一研究不足的背景下提供了独特的实证证据；第三，将性别从单纯的人口统计变量提升为交易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为包容性供应链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基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采用演绎式定量研究路径和解释性横截面研究设计。其次，样本来源于加纳工业协会登记的704家制造业企业，遵循Singh和Masuku的抽样表在95%置信水平和5%误差范围内确定最小样本量为418家，最终回收35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3.7%。数据通过结构化自填问卷在线收集，问卷包含八个部分，涵盖受访者特征、TCE前因变量、交易不确定性、供应链韧性和可持续绩效等构念，所有潜变量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测量。性别变量基于受访者报告的供应链决策团队中女性代表性进行二值化操作（以30%为临界值，分为男性主导领导层和性别多元领导层）。核心分析采用SmartPLS 4软件中的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因其适用于预测性和理论构建型研究、能够容纳包含中介和调节变量的复杂模型，且对分布假设要求较低。模型评估遵循PLS-SEM的标准两步程序：测量模型评估（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区分效度和共线性诊断）和结构模型评估（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决定系数R²、预测相关性Q²和效应量f²）。此外，研究还进行了事后稳健性检验，包括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确认TCE前因的区分性、替代性别阈值的敏感性分析以及环境动荡性对SCRes→SP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TCE前因对供应链成本削减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行为因素和认知因素对SCR的驱动作用强于结构性资产投资。具体而言，有限可靠性（Bounded Reliability, BR）（β = 0.360, p < 0.001）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 O）（β = 0.661, p < 0.001）对SCR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BoR）也展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β = 0.191, p < 0.001）。与本研究的假设方向相反，这些正向系数表明加纳制造业中管理行为风险与更密集的成本削减努力相关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 AS）对SCR的负向影响不显著（β = ?0.014, p = 0.497），未支持假设H1a。这一发现挑战了经典TCE中资产专用性的核心地位，表明在关系导向和制度较弱的环境中，关系专用性投资可能被规范化或战略性地嵌入治理安排中，从而减弱其成本约束效应。

**（二）SCR对可持续绩效、韧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的直接影响**

SCR对可持续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β = 0.391, p < 0.001），假设H2得到支持；SCR对供应链韧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636, p < 0.001），假设H3得到支持；SCR对交易不确定性的影响显著为正（β = 1.200, p < 0.001），假设H4得到支持。其中SCR→TU路径的标准化系数超过1.0，研究人员通过事后诊断确认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VIF均低于3.8，HTMT比值低于0.85），并将该系数解释为强正向关系而非字面上的单位变化。

**（三）韧性和交易不确定性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

供应链韧性对可持续绩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β = 0.077, p = 0.095），假设H5未获支持。这一发现挑战了将韧性简单视为普遍绩效增强能力的RBV叙事。从事后调节效应分析来看，环境动荡性显著调节SCRes→SP关系（β = 0.284, p = 0.012），在高动荡条件下SCRes对SP的正向效应显著（β = 0.214, p = 0.008），而在低动荡条件下不显著（β = 0.018, p = 0.742）。这表明韧性是一种潜在准备能力，其价值主要在中断事件期间才能体现。交易不确定性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β = 0.361, p = 0.001），假设H6未获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事后分析将TU项目分解为消极不可预测性维度和积极竞争动态性维度后发现，后者是驱动正向关系的主要来源，说明管理者将不确定性更多地解读为需要适应的市场动态性而非纯粹的风险。

**（四）中介效应分析**

交易不确定性在SCR与SP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β = 0.434, p < 0.001），方差解释比（VAF）为49.7%，介于20%至80%之间，满足部分中介的判定标准，假设H8得到支持。与此相对，供应链韧性在SCR与SP之间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49, p = 0.127），假设H7未获支持。此外，TCE前因——有限可靠性（VAF = 44.8%）、有限理性（VAF = 44.9%）和机会主义（VAF = 44.9%）——均通过SCR和TU的序列路径对SP产生部分中介效应。

**（五）性别的调节效应**

性别显著调节SCR与TU之间的关系（β = ?1.019, p = 0.008），假设H9得到支持。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女性领导层代表性较高的条件下（性别多元领导层），SCR对TU的正向效应更弱（斜率更平缓），而在女性代表性较低的条件下（男性主导领导层），该正向效应更强（斜率更陡峭）。这一调节效应在20%、30%和40%三种替代阈值下均保持显著，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然而，性别对SCR→SCRes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β = 0.312, p = 0.342），假设H10未获支持，表明性别在交易治理过程（TCE领域）中的影响力强于在内部能力构建（RBV领域）中的影响力。

**（六）可持续绩效的维度分解**

事后维度分析表明，SCR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强（β = 0.412, p < 0.001），其次为社会绩效（β = 0.298, p = 0.003）和环境绩效（β = 0.187, p = 0.021）。交易不确定性对经济绩效维度的中介效应最强（间接β = 0.312, p < 0.001），对社会绩效（β = 0.098, p = 0.041）和环境绩效（β = 0.075, p = 0.057）的中介效应较弱。该模式表明，成本削减策略主要通过直接途径实现经济可持续性收益，而社会和环境收益则更多地通过不确定性引发的治理响应间接实现。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有条件地整合TCE和RBV，为理解加纳制造业中成本削减策略如何影响可持续绩效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实证洞见。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重点阐释了几个关键发现。第一，行为维度和认知维度的TCE前因（有限可靠性、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在塑造成本削减策略方面比资产专用性更具影响力，这与经典TCE假设形成了有意义的语境化偏离。第二，交易不确定性被识别为连接SCR与SP的主要间接路径。该发现并不表明不确定性本身有利，而是表明效率导向治理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触发更严格的协调、监控和风险意识管理响应，从而间接支持可持续性成果。第三，供应链韧性作为一种潜在准备能力，其绩效价值并非在常规运营条件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在中断事件中或通过互补机制来激活。第四，性别作为交易治理的关键边界条件，其调节效应表明性别多元的领导团队可能以维护关系稳定和缓解交易中断的方式实施效率举措。

**研究结论翻译（原文第8节核心内容）**：首先，研究结果表明，TCE的行为维度和认知维度比结构性资产投资在塑造成本削减策略方面更具影响力。有限可靠性、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对SCR产生了显著正向效应，表明加纳制造业中的成本效率主要由管理不可靠合作伙伴、自利行为和有限信息下决策的需求所驱动。相比之下，资产专用性不显著，挑战了其在经典TCE模型中的核心地位。该结果意味着，在关系导向和制度较弱的环境中，关系专用性投资可能已被规范化或战略性地嵌入治理安排，从而减弱其成本约束效应。其次，本研究发现交易不确定性是连接SCR与可持续绩效的主要间接路径。虽然SCR增加了TU，但TU反过来与SP呈正向关联，形成部分中介。与其说这表明不确定性本身有利，不如说这表明由效率导向治理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触发更严格的协调、监控和风险意识管理响应，当这些响应被积极管理时，可间接支持可持续性成果。该解释将不确定性重新定义为一种塑造适应性响应的治理条件，而非直接绩效驱动因素。第三，尽管SCR显著增强了作为动态能力的供应链韧性，但韧性并未转化为即时的可持续性收益。这表明韧性是一种潜在准备能力，其绩效价值可能主要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