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标题 空间尺度与核风险诠释：韩国国家与地方媒体的框架差异研究

《Sustainable Futures》：Spatial scal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clear risk: National and local media in South Korea

　　

###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环境风险通常集中在与其利益消费地不同的地方。尽管已有研究广泛考察了环境负担的不平等分配，但较少关注空间位置是否与这些风险的解读差异相关。研究人员考察了2010年至2025年韩国国家与地方报纸对核能的报道。基于大型报纸文章语料库，本研究区分了危机导向框架（crisis-based framing），即将核风险呈现为偶发性政策问题，以及不满导向框架（grievance-based framing），即强调累积暴露（cumulative exposure）和不平等的领土负担（unequal territorial burdens）。研究人员使用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对文章进行分类，并聚合为月度框架测量。通过月度固定效应模型（monthly fixed-effects models），研究人员在共享时间条件下比较国家与地方媒体。分析揭示了媒体尺度间的持续性差异：地方媒体始终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不满导向框架，而国家媒体则更强调危机导向叙事。在考虑共同时间冲击和国家报纸内部的意识形态差异后，这些差异依然存在。研究结果表明，空间位置与环境风险的公共理解方式相关。通过将媒体尺度与话语可见性（discursive visibility）相联系，该研究显示，空间不平等不仅反映在环境风险的承担地点上，也反映在哪些经验被纳入对这些风险的公共解读中。

### 论文解读文章

#### 研究背景与问题
当代能源系统普遍将环境风险的承担地与利益消费地相分离。电力生产支撑着大都市核心区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权威，却将环境和社会负担集中于边缘地区。此类空间安排在引发环境风险分配问题的同时，也触及一个更深层的过程：这些风险如何被定义、谁的经验在公共讨论中变得突出，以及哪些视角塑造了公共辩论。既有政治地理与环境治理研究已指出，空间正义不仅涉及物质负担的分配和决策的形式参与，还涉及哪些经验在公共话语中可见、哪些经验被边缘化。媒体作为公共传播的核心机构，通过选择、解释和传播环境风险，参与了对环境问题的定义和责任归属的建构。

韩国为本研究提供了典型场景。首尔首都圈与韩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空间分裂，不仅体现在人口集中，也体现在政治权威、经济资源、媒体机构和决策可及性上。核设施全部位于首都圈之外，而政治权威和主要全国性媒体却集中于首都圈。这一空间分离为检验环境风险在不同媒体尺度下是否被差异化解读提供了契机。既有研究多关注媒体组织的意识形态差异或国家与地方报纸在议题关注上的不同，但较少将媒体尺度本身视为空间不平等体系的组成部分。本研究的问题由此展开：在共享时间条件下，国家媒体与地方媒体是否系统地采用了不同的核风险诠释框架？

####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收集了2010年至2025年间韩国国家与地方报纸的核能相关报道，构建了一个大规模全文语料库。通过区分危机导向框架（将核风险视为偶发性政策问题，强调事故、监管失败与制度回应）和不满导向框架（强调累积暴露、不平等的负担分配与受影响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对文章进行统一分类，聚合为月度框架比例。随后采用月度固定效应模型，在吸收共同时间冲击的条件下比较两类媒体的框架构成。

研究得出明确结论：地方媒体始终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不满导向框架，而国家媒体则更侧重危机导向叙事。这一差异在192个月中有183个月（95.3%）显著存在，平均月度差距为27.5个百分点，且在控制意识形态差异和时间冲击后依然稳健。该发现表明，媒体尺度与核风险的公共解读方式存在系统关联。空间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环境风险的承担地点上，也体现在哪些地域经验能够进入公共解释之中。研究将“话语可见性”概念化为空间不平等的未被充分认识的维度，为环境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 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使用Python网络爬虫从NAVER新闻平台抓取2010年1月至2025年12月的韩语报纸文章，语料库涵盖国家与地方媒体，样本来源包括《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全国性报纸以及光州—全南、全北、庆南、庆北、釜山、蔚山等核电站所在地区的地方报纸。每月从国家与地方媒体各随机抽取100篇文章，最终构建3.84万篇的平衡语料库。文章分类采用LLaMA-3.1-8B开源大语言模型，通过固定提示协议将每篇文章编码为危机导向或不满导向框架，超长文本分段聚合。人工验证显示，模型与共识编码的Cohen's kappa为0.72。统计分析采用月度固定效应模型，并辅以分数logit模型和意识形态分组稳健性检验。

#### 研究结果

##### 描述性分析：时间与分布模式
图3呈现了2010—2025年国家与地方媒体不满导向框架的月度趋势。地方媒体的不满导向比例在绝大多数月份高于国家媒体，月均差距为0.275，中位数为0.269，范围从?0.083到0.766。国家媒体仅在9个月内超过地方媒体，且逆转幅度小、持续时间短。国家媒体展现出更剧烈的月度波动，而地方媒体始终保持较高且平稳的不满导向水平。图4的分布分析显示，全期及每五年窗口内，地方媒体的不满导向比例整体高于国家媒体，表明差异是广泛而持续的，而非由少数事件驱动。

##### 媒体尺度与框架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
表2的月度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模型1中，地方媒体的系数为0.275（p<0.001），表明同月内地方媒体比国家媒体的不满导向框架比例平均高出27.5个百分点。模型2采用分数logit模型，结果保持高度显著，说明结论对函数形式不敏感。模型3将全国报纸按意识形态分为保守派（《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与其他全国性媒体，以保守派为参照，地方媒体的系数为0.289（p<0.001），而其他全国性媒体的系数仅为0.037（p=0.112），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媒体尺度对框架差异的解释力显著强于全国报纸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

#### 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将研究发现置于环境治理的空间包容性语境中。研究人员指出，媒体尺度不仅是新闻生产的地理属性，更反映了媒体在环境风险沟通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国家媒体更接近制定政策与制度回应的机构，地方媒体更贴近长期承受风险负担的社区。这种位置差异导致不同经验进入公共话语的机会不均：本地累积性、日常性的风险经验在地方媒体中得到持续呈现，而在国家媒体的主导框架中地位相对较弱。研究人员将这种差异称为“话语型空间包容”问题，即社区即使在形式上被纳入制度程序，其经验也可能未充分融入塑造公共风险认知的叙事之中。韩国案例说明，能源基础设施的地理性分离可能伴随着风险公共表征的不平等，这一现象或同样存在于其他大都市主导的国家。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通过比较韩国国家与地方报纸对核能的报道，考察了媒体尺度与环境风险解读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尺度与核风险的公共理解方式存在系统性差异：国家媒体更常通过偶发事件和制度回应来诠释核风险，而地方媒体则更强调累积暴露、不平等的领土负担以及承灾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发现表明，空间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环境负担的分布上，也体现在哪些基于地方的经验能够被纳入环境风险的公共解读中。环境治理不仅需要关注环境风险的分配，也需要关注公共话语中经验纳入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