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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术语翻译
环境规制能够增强供应商稳定性（supplier stability），但对客户稳定性（customer stability）的促进效果较弱。研究人员通过严谨的大样本检验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发现，环境意识（environmenta
## 专业术语翻译
环境规制能够增强供应商稳定性（supplier stability），但对客户稳定性（customer stability）的促进效果较弱。研究人员通过严谨的大样本检验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发现，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 awareness）在环境规制与供应链稳定性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 coverage）则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针对性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中国确立了"双碳"战略目标，绿色低碳转型已被明确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从无到有、持续完善。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建立覆盖30余部专门法律、100余部行政法规和1000余部地方性法规的环境规制体系。在此背景下，探究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不仅是验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也为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供应链稳定性指企业与其选定的供应商或客户之间能够建立的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尤其在面临外部风险冲击时，供应链成员能够共同应对、协同行动。然而，随着贸易竞争加剧和分工精细化，供应链成员间的关系和网络结构日趋复杂多变，供应链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和中断风险不断上升。供应链层面的"堵点""断点""短板"长期制约着中国产业的高效发展，也是当前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领域。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宏观经济绩效或受规制主体的直接影响，很少将研究视角延伸至供应链领域；供应链稳定性文献虽然关注了碳排放政策的作用，但多限于单一市场型政策工具的讨论，未能完整覆盖环境规制的全部类型。环境规制体系涵盖市场型、公众型和命令-控制型三类政策工具，不同类型工具的作用逻辑和传导渠道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稳定性，对供应商和客户两类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均有待深入探索。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观察样本，构建了企业-供应商（或客户）-年度层面的数据集，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增强了供应商关系稳定性，但对客户关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机制分析显示，供应链成员环境意识越一致、分析师关注度越低，环境规制对供应链稳定性的增强效应越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促进供应链稳定性方面更为有效；当供应商为非国有企业、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企业与供应商地理距离较大时，环境规制更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稳定性。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CSMAR数据库、CNRDS数据库及手工整理。样本筛选标准包括：企业及供应商（或客户）均为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公司，剔除ST或*ST公司，剔除净资产为负的公司，剔除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剔除名称不明确或为个人的供应商或客户，并对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最终数据集包含2226个观测值，其中企业-供应商-年度观测值924个，企业-客户-年度观测值1302个。环境规制强度采用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的频率和占比衡量，供应商稳定性（SS）和客户稳定性（SC）分别以当年与前一年重复出现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量除以5进行测度。实证分析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控制年度、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并使用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四、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对供应商稳定性而言，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增强了供应商关系稳定性。对客户稳定性而言，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t值接近1.65，提示环境规制对客户关系稳定性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效果相对较弱。这一差异可能源于上下游关系的不对等性：作为供应链下游企业的焦点企业相对于上游供应商具有更大话语权，供应商需要主动迎合焦点企业的需求并积极维护双方关系，而客户作为焦点企业的下游企业，迎合焦点企业的动机相对较弱。
**（二）稳健性检验。**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地方环境规制均值设置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k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卡尺内k近邻匹配和核匹配四种方法，处理效应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其他稳健性检验包括：控制行业-年度交互固定效应、引入区域聚类调整、替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加入供应商治理层面控制变量（TobinQ-s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s），结论均保持稳健。
**（三）机制分析。** 环境意识的调节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与环境意识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供应商环境意识越强，越能增强环境规制对供应链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分析师关注度的调节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与分析师关注度的交互项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分析师关注度越低，环境规制对供应链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越强。这从内部组织认知和外部信息中介的双重视角揭示了环境规制影响供应链稳定性的理论黑箱。
**（四）异质性分析。** 环境规制类型异质性方面，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供应商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市场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的作用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长期保持较强的执行力度。供应商产权性质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供应商组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国有供应商组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源于地方政府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给予环境"软约束"。市场化程度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供应商稳定性的影响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显著，原因在于低市场化地区政府干预较多，环境规制的执行更易引发企业及其上下游伙伴的响应。地理距离异质性方面，当企业与供应商地理距离较大时，环境规制对供应商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能是因为距离较远时信息传递不畅，供应商更有利机迎合下游企业以提升自身合法性和竞争力。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增强了供应商关系稳定性，而其对客户关系稳定性的增强效应相对较弱，这一发现支持了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观点，即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创新，并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经营顺畅，从而预防供应链中断。研究还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比市场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更有效地促进供应链稳定性，与Taylor等（2013）的观点相似。机制分析厘清了供应链成员环境意识越强、分析师关注度越低，环境规制越能促进供应链稳定性的内在逻辑，拓展了复杂情境下市场契约强化路径的研究。
研究结论如下：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增强了供应商关系稳定性，但对客户关系稳定性的作用较弱，表明环境规制对本地企业及其上游供应商的影响大于对其客户的影响。渠道效应分析显示，供应商环境意识越一致、分析师关注度越低，越有利于增强供应链稳定性。进一步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促进供应链稳定性方面比市场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更有效；当供应商为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企业与供应商地理距离较大时，环境规制更有可能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建议政府应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环境规制制定和执行中应考虑企业类型差异，分类施策；企业与政府应协同合作，增强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并降低风险损失，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发挥核心企业的绿色引领作用，形成"涓滴效应"，提升供应链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