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ural Studies》：The role of the third sector in China’s agri-food transitions: Integrating 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state
–society paradigm
编辑推荐：
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泛指与国家与市场并行运作的志愿性、非营利性、自我治理的公民社会领域。它被认为对于开辟一种超越既有国家结构与市场经济的替代性治理路径至关重要，其关注点不仅在于弥补政策与市场失灵，更在于为社会带来变革性改变。变革性社
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泛指与国家与市场并行运作的志愿性、非营利性、自我治理的公民社会领域。它被认为对于开辟一种超越既有国家结构与市场经济的替代性治理路径至关重要，其关注点不仅在于弥补政策与市场失灵，更在于为社会带来变革性改变。变革性社会创新（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TSI）从可持续转型的视角重新定义社会创新，为审视第三部门的变革潜力提供了理想的分析框架。TSI旨在借助公民与基层创新来转变那些导致持续性、系统性挑战的权力关系与制度构型。然而，TSI适用的情境在制度环境与权力关系方面差异显著，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情境。为将TSI置于以国家为主导权力结构与制度力量的中国语境中加以理解，本研究将TSI与国家–社会范式（state–society paradigm）相整合。该范式是当代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的核心理论资源，为审视社会创新如何既反映又源于独特的国家–社会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分析透镜。这一分析整合回应了中国转型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既有实证研究对国家干预的考察多为技术官僚取向、工具主义取向和去政治化取向，而一个更具反思性与批判性的视角尚付阙如。与此同时，由公民参与和赋权驱动的社会主导型转型路径虽已出现，却远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研究以第三部门在农业食品领域的创新实践为证据，旨在回答：第三部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农业食品体系贡献一条有别于国家主导路径的替代性转型路径。具体而言，本文考察这两条路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相互重叠或竞争，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兼容。为细化两条路径并便于比较，本研究聚焦于蕴含在每条路径中的指导性议程与社会关系。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将国家重新纳入分析视野，并促成变革性社会创新文献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对话——这两个领域在此前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基于此，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第三部门变革能力如何受国家制度条件制约的情境化阐述。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第三部门作为与国家、市场并行的志愿性、非营利性、自我治理的公民社会领域，长期被视为超越既有治理结构、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变革性社会创新（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TSI）从可持续转型视角重新定义社会创新，强调通过公民与基层创新转变导致系统性挑战的权力关系与制度构型。在TSI框架中，第三部门不再被预设为享有特权的社会创新策源地，而是日益被理解为跨部门翻译、传播和连接创新的中介空间；社会创新与制度环境之间也并非必然对立，而可能从现有制度中萌生、生长乃至与之协作。
中国构成了一个极富分析价值的独特情境。中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深刻塑造着社会创新及其变革潜力的表现形式。然而，既有关于中国转型的实证研究大多呈现技术官僚取向、工具主义取向和去政治化取向的特征，关注国家政治意愿与政策安排在转型路径设计和工具部署中的作用，却缺少对国家主导转型路径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审视。与此平行但处于远为边缘化空间的，是由公民参与、赋权和社区支持驱动，由第三部门行动者实践或推动的社会主导型转型。这类倡议所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第三部门在中国情境中的存在及其变革潜力仍未得到充分探索。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回答：第三部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农业食品体系贡献一条有别于国家主导路径的替代性转型路径？它具体考察两条路径在议程与社会关系维度上的重叠与分歧，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二者可能兼容。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将国家重新纳入分析视野，推动TSI文献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这两个独立发展领域之间的理论对话，提供关于第三部门变革能力如何受国家制度条件制约的情境化阐述。研究在理论上区分了社会主导型与国家主导型两条转型路径，揭示出国家路径的深层局限：与第二部门（市场）的紧密联合所伴随的资本捕获风险，以及对效率与规模的依赖致使系统性变革受阻。研究亦深化了对社会创新何以具有变革性的理解——变革性不在于创新本身，而在于其与主导社会关系形成替代性张力。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方法整合的两步设计。第一步旨在确立国家主导转型路径的总体格局。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农业规划文件，包括五年规划（2016–2020；2021–2025）和历年中央一号文件（2013–2025），从中提取主要政策议程并按主题与层级进行归类；随后围绕“农业（绿色）转型与中国”、“中国与农业政策或三农问题”等关键词，在Google Scholar与CNKI上检索2012年以来发表的中英文学术文献，开展批判性叙事综述，追踪议程的思想根源与学界争议，归纳国家主导下农业重组实践的类型与特征。第二步聚焦于识别第三部门组织（Third Sector Organisations, TSOs）并分析其活动。研究人员参照斯坦福大学“记录中国公民行动”项目数据库与“中国发展简报”在线名录，筛选出以可持续农业与食物为核心议题的24家本土组织，系统收集其年度报告、项目简报、愿景声明等公开材料（合计约120份），并以演绎式质性内容分析法，依据分析框架中预先界定的政策倡导、社会倡导、替代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与社会关系四个要素及其引导性问题，逐一对各组织进行矩阵式编码与分析。
**四、主要研究结果**
**4.1 国家主导的农业转型路径回顾**
研究发现，中国农业转型虽冠以“绿色转型”之名，实质承载的是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议程，其核心是将传统“小农经济”改造为现代工业化农业，将“落后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在此框架下，“绿色农业发展”、“低碳农业转型”、“乡村振兴”、“大食物观”和“乡村生态文明”等子议程共同塑造了关于未来农业食品体系的主导叙事。这些议程通过两类并行且时有交织的国家主导重组方式转化为实践：其一是“资本下乡”，推动土地集中与规模经营，令外部资本接管农业生产，小农户大量退出；其二是农村合作化运动，通过强化农村集体产权与补贴支持推动合作社发展，但实践中“空壳合作社”和由资本精英或基层政治实体把持的合作社较为普遍，小农户真正参与有限。两条路径的共同结果是农业资源集中、经济整合水平提升以及国家权力与资源向农村的前所未有的渗透。
**4.2 第三部门在农业食品转型中的总体呈现**
全部24家TSOs均开展了社会倡导活动，以公众教育（24家）和通过培训进行能力建设（16家）最为常见。倡导主题分布广泛，高频主题依次为无农药生产（11家）、土壤健康（10家）和生物多样性（7家），并常以公民权利与生态价值为叙事框架。参与政策倡导的组织仅6家，聚焦于清洁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农业、淘汰剧毒农药和发展农民合作社等议题，主要方式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研究支持、参与法规草案起草和政策对话，而非直接游说。直接参与替代食物网络设计与运营的组织有8家，其中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最为普遍（出现于6家组织），TSOs或直接运营CSA，或协助当地社区发展合作社与社会企业来运营CSA，或如CSA联盟那样为难以获得商业第三方认证的农场提供信任背书。部分组织还将CSA与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 PGS）相结合。
**4.3 两条路径的议程重叠与动机分野**
第三部门与国家共享“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等广泛议程，均关注土壤污染退化、化学品滥用、食物浪费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均倡导可持续、生态、低碳的农业图景。但重叠的原因各有不同：对于涉及国际通行术语或共享中国传统思想渊源（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议程表现为自然重叠；对于具有显著政治权重的议程如“大食物观”，TSOs倾向于策略性对齐以提升合法性；另有一些因承接政策试点而设立的TSOs，其活动主要以农业政策议程为框架。尽管议程重叠，但国家的最终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这一绝对战略优先事项，可持续目标从属于此；而TSOs的倡议根植于社区需求且由多元价值驱动，以人为本而非以国家战略为中心，强调弱势群体赋权（妇女、青年、小农户），关注食物文化与乡村传统的恢复，并涉及国家对动物伦理、气候适应等被主流政策忽视的议题，同时将消费者行为转变纳入行动范畴。
**4.4 两条路径的社会关系：互连而殊异**
TSOs推动的替代食物网络所孕育的社会关系，与国家主导重组下的社会关系显著分歧。“资本下乡”使土地集中与规模经营导致权力进一步集中，农业公司和大户成为主要经营主体，小农户大量退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与信任被侵蚀。替代食物网络则从根本上对抗这一权力逻辑：它们通过小型生态农业模式赋予小农户以能动性，通过预付与集体决策等机制重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纽带，并通过食物教育弥合工业化食物供应链所嵌入的城乡隔阂。在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关系上，尽管二者共享左翼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渊源，均反对资本下乡与农业过度商业化，均强调社区自组织，但在实践中，公司型合作社易于被资本捕获，集体经济型合作社以守护集体资产为主而角色未定，唯有由TSOs培育或整合的合作社最利于替代食物网络发展。全部案例中，仅在3家组织（Protected Area Friendliness、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农民协会咨询中心）中实现了替代食物网络与合作化的真正兼容。多数协作仅停留在短期项目制、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层面，TSOs难以影响合作社的战略决策。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聚焦议程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考察了第三部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一条有别于国家主导路径的农业食品转型之路。结果表明，第三部门与国家即使在共有议程下也存在根本性的动机差异：国家以效率和粮食安全为优先，TSOs则追求涵盖文化与社会维度的多元目标。在社会关系层面，国家主导的重组进一步集中了体系内的权力，而TSOs培育的是根植于地方的生产者–土地–消费者纽带。第三部门展现出显著的变革潜力，赋予在工业化农业中被边缘化的行动者以权能，并将文化与地方知识纳入农业食品体系。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区分社会主导型与国家主导型转型路径，为转型研究贡献了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国家路径与市场力量紧密联合带来的资本捕获风险以及依赖效率—规模逻辑的深层局限。本研究还将TSI的“关系性”理解与国家–社会文献相衔接，填补了TSI主要基于第三部门相对独立于国家之语境发展而来的理论缺口。本研究的发现亦对更广泛的可持续转型研究有所启示：当国家与市场行动者紧密联合时，国家“导航”转型的结果可能导向资源集中而非包容性参与；第三部门发起的利基创新（niche innovations）要获得保护并非无条件的，其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具体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依赖公开材料，未来可通过访谈进一步深化对TSOs策略、政府关系及二者正式与非正式互动的理解；未来研究还应直接考察国家与第三部门的互动机制，关注TSOs是否能在互动中维持其变革能力，并可将第二部门作为中心概念纳入分析，以构建更完整的农业食品转型图景。从政策角度看，两条路径不应被视为零和竞争——围绕共享议程构建协作空间或可为更包容、可持续、以人为本的转型开辟道路，但鉴于本研究识别出的结构性分歧与权力不对称，此类协作需附加条件并面临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