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How socio-political streams shap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the case of a European rai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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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和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部门（key infrastructural sectors）的政治经济治理是理解转型路径的核心。研究人员引入"社会政治流"（socio-political streams）概念，用以分析由不同意识形态驱动的行动者联盟如何塑造可持续性
对交通和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部门（key infrastructural sectors）的政治经济治理是理解转型路径的核心。研究人员引入"社会政治流"（socio-political streams）概念，用以分析由不同意识形态驱动的行动者联盟如何塑造可持续性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对西欧国际铁路长达25年（2000–2024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分化的意识形态导向催生了相互竞争的部门发展路径。为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可持续性转型，需要建立更具干预性的国际治理安排。
研究背景
可持续性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研究领域日益关注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影响转型的速度与方向性。现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比较资本主义（Varieties of Capitalism）视角，侧重不同国家经济结构对转型路径的影响，虽能揭示政治经济方向性的实质内容，却在政治动态概念化和跨国趋势分析方面存在局限；二是政治联盟构建的微观动态研究，虽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博弈过程描述，却往往未能明确概念化社会政治变革的实质内容，即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系统性地影响转型轨迹。因此，学界亟需一种能够同时把握政治经济方向性实质维度与过程维度的分析框架。
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借鉴政治学文献，提出"社会政治流"（socio-political streams）概念，定义为"半连贯的行动者联盟及其相互关联的目标导向、信念、实践和情感"。研究人员采用政治象限方法，以经济轴（社会民主 vs.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轴（国家主义 vs. 世界主义）划分出四种塑造关键基础设施部门（涵盖能源、交通、通信和水务）转型的社会政治流：国家社会民主流（national social democratic）、国家新自由流（national neoliberal）、世界社会民主流（cosmopolitan social democratic）和世界新自由流（cosmopolitan neoliberal）。每种流均具备独特的行动者联盟、目标导向、信念体系、实践模式及情感特征。研究人员以西欧国际铁路网络为案例展开实证研究，该部门关于国家与市场、国内与国际治理的意识形态分歧尤为持久且显著，是揭示政治经济如何塑造社会技术转型的"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案例。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三类方法：第一，利用Nexis Uni工具构建涵盖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和英国七个国家的多语种新闻、行业及政策文件数据库，共获取476篇文章，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24年，并依据金融危机（2008年）和《巴黎协定》签署（2016年）将研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二，对来自22个组织的26位行业专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受访者涵盖铁路运营商（既有运营商和新进入者）、基础设施管理者（infrastructure managers）、政府机构（欧盟、国家和地区层面）、监管机构、学者和乘客权益倡导组织；第三，运用社会技术配置分析（socio-technical configuration analysis, STCA）方法，将文本片段编码为行动者类型及其所属社会政治流的目标导向、信念和实践，构建行动者-流派网络（actor-stream networks）和行动者一致性网络（actor congruence networks），以可视化方式揭示行动者联盟的动态演变，情感维度则在编码基础上叠加标注。
研究结果
（一）2000–2007年：国家利益与合作
国家社会民主流在此时期仍具影响力，国有垄断企业和优先考虑国内利益的政府构成主要联盟。欧盟通过铁路一揽子方案启动自由化进程，但各国以保护国内运营商和阻碍跨境竞争等方式进行抵制。2007年，七家国有铁路公司发起Railteam联盟，体现了世界社会民主流的合作理念，但该模式从一开始便受到欧盟竞争法规的制约，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等参与者被视为"合作与竞争并行的双重游戏"。
（二）2008–2015年：自由化加剧与反弹
世界新自由流的影响力显著上升，欧盟、私营运营商、基础设施管理者和铁路工业公司形成联盟。自由化支持者援引航空业和长途巴士业的成功先例，主张竞争可促进创新、降低票价。社会民主流行动者则强调铁路的特殊性——网络高度复杂、基础设施固有受限，多运营商并存未必有利于乘客。关键分歧在于：国内铁路仍被视为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而国际铁路被归为"市场"领域。这导致三重障碍：利润导向使亏损国际线路被取消（如2016年德国铁路取消全部夜行列车）；监管壁垒使私营运营商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国有公司利用国际高票价收入补贴国内服务。此外，受新自由流影响的基础设施私人融资模式推高了轨道使用费（track access charges），进一步抬升国际铁路票价，英吉利海峡隧道即为典型案例。
（三）2016–2024年：增长与极化
《巴黎协定》后，围绕国际铁路的讨论大幅增加，但公共治理与市场治理之间的极化进一步加剧。私营运营商成为世界新自由联盟的主力，国家政府、政治家和乘客权益组织构成世界社会民主联盟的核心。乘客组织（如Back-on-Track和Bahn Für Alle）影响力上升，呼吁建立欧洲范围的公共服务义务（public service obligation, PSO），甚至提出创建欧盟自有铁路公司。欧盟逐渐从世界新自由主义向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转变，推出"欧洲铁路年"（2021年）和十个跨境试点项目等举措。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内高铁开放准入（open access）模式的成功重新激发了新自由流的热情，但截至2024年，跨境高铁的实际竞争仍主要发生在国有运营商之间（如意大利Trenitalia和西班牙Renfe进入法国市场）。德语区国家凭借较强的世界社会民主流传统，在跨境区域铁路合作方面表现更为成功。
（四）社会政治流如何塑造转型的分析
研究人员进一步剖析了社会政治流各要素对转型的影响。在目标导向上，不同流派对"增长"的理解迥异：有的追求乘客数量最大化，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有的强调连接弱势地区。信念体系深刻塑造行动者对同一事实的解读——英国铁路私有化在社会民主流和新自由流中被赋予截然相反的评价。新自由流的核心困境在于：铁路行业的高资本成本、固有基础设施约束和网络效应极易形成寡头或垄断，长期维持竞争面临根本性挑战。在实践层面，国家层面的保护主义行为（补贴国内运营商、设置审批障碍、限制轨道和车站准入）对国际铁路发展产生持久锁定效应。在情感维度上，国家社会民主流以对国有铁路家族式传统的自豪感和对自由化的恐惧为特征；国家新自由流表现出击败外国对手的自信与对市场份额丧失的焦虑并存；世界主义流派则怀有更多希望——世界社会民主流承载着通过铁路合作实现欧洲团结的梦想，世界新自由流则展现创业热忱和乐观进取。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当多种社会政治流及其行动者联盟并存而缺乏优先次序、即方向性缺失时，结构性转型难以发生。当前欧洲铁路部门的政治经济格局常被业内人士称为"所有世界中最糟糕的"：旧有的主导性国家社会民主流已经衰落，世界新自由流日益具有影响力，而世界社会民主流在国际层面仍相对欠发达且不连贯。在国家层面，国有垄断企业在充分的公共投资和监管下可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生态目标，但这些条件在国际层面几乎不存在——欧盟长期采取不干预的市场导向路径。世界新自由流在提升经济效率方面有效，但在实现社会生态目标方面力有不逮，且难以在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情况下维持竞争。在此格局下，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国家主义流派依然顽固存在，限制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在分析的末期（2016–2024年），研究人员观察到由欧盟推动的世界社会民主流影响力上升，这一强大行动者正逐步从新自由主义联盟转向更具干预主义的路径。倘若未来选择这一政治经济路线，以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为中心的、基于公共当局与公共铁路公司合作构建的相对成功的跨境区域网络可作为范例；若选择更偏向市场的路径，则需将促进和长期维持竞争作为关键政策目标，着力解决新进入者在融资、轨道与车站准入及票务方面面临的诸多障碍。
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一是未系统评估社会政治流如何影响不同交通方式间的政策支持分配，未来可进一步比较政治经济变革如何塑造欧洲交通模式间的竞争；二是研究深嵌于西欧政治语境，未来可探讨其他意识形态维度（如地方主义、社团主义/基督教民主流）在能源、水务等部门的适用性；三是明确纳入情感成分的分析框架对可持续性转型和政治科学领域均具参考价值，但围绕社会情绪、社会政治流与技术人工物（如夜行列车复兴所承载的怀旧情绪）之间的关系仍需更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