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Advancing ethical and relation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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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干预举措认识到地方对风险与自然的感知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基于地方的（place-based）且往往不同于当代科学框架时，减少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所致灾害风险的努力才更具影响力和伦理性。研究人员认为，做到这一点需要纳入关系价值（relationa
当干预举措认识到地方对风险与自然的感知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基于地方的（place-based）且往往不同于当代科学框架时，减少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所致灾害风险的努力才更具影响力和伦理性。研究人员认为，做到这一点需要纳入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尤其是多元的风险与自然感知。在灾害风险减降（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干预中，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可采取多种形式，以避免外部设计的、以科学视角为导向的项目常见缺陷——此类项目往往未能纳入地方社区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这些关系性维度可以是本体论的（ontological，如理解多元和多样的现实）、认识论的（epistemic，如何为值得且正当的知识）或方法论上的（methodological，如参与方式）。本文中，研究人员概述了主流科学、政策和实践话语中当前的风险与自然概念如何被单一定义，且主要作为工具性和功利性的。此外，存在一种风险，即强行施加外部的风险或自然理解虽然出于支持气候变化适应（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的良好意图，却可能压制重要的地方知识体系，并映射殖民历史（colonial histories）。这可能削弱未能适应地方情境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正当性（legitimacy），从而降低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性。为阐释这些动态，研究人员提供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沿海的实证案例，说明关系性思维如何为合乎伦理、公正且正当的灾害风险减降提供指引，并基于近期文献提供了一个推进关系性灾害风险减降实践与研究的指导框架。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灾害风险减降（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已成为国际政策与实践的核心议题。然而，大量外部主导的灾害风险干预项目——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红树林种植计划、碳抵消项目等——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土地权属冲突、生态系统设计不当、长期资金匮乏、社区参与不足，以及重短期生态实施而轻长期社会治理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当代以西方科学话语为主导的DRR范式倾向于将风险与自然作单一定义，视其为可被技术干预工具化的对象，却忽视了不同文化群体对风险与自然的多元感知，以及地方社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这种忽视不仅削弱了干预措施在地方情境中的有效性与正当性（legitimacy），更可能映射殖民历史中外部知识体系对地方认知的压制，形成气候适应中的不当适应（maladaptation）。
**二、研究内容与重要意义**
为回应上述困境，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以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主张DRR研究与实践应从本体论（ontology，即何为现实及其秩序）、认识论（epistemology，即何为值得且正当的知识）和方法论（methodology，即知识生成的过程与路径）三个维度实现根本性转向。研究人员以印度尼西亚沿海地区为实证背景，通过四个案例阐明了关系性思维在具体灾害情境中的运作方式：Bayah的口述传统与海啸风险认知（Box 1）、三宝垄（Semarang）和淡目（Demak）的海平面上升适应（Box 2）、西比路岛（Siberut）南部明打威（Mentawai）群岛的社区共融式红树林修复（Box 3），以及丹戎贝诺阿（Tanjung Benoa）成为印度尼西亚首个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海啸就绪"（Tsunami Ready）认证村落的参与式实践（Box 4）。研究最终提出了一份涵盖三个维度、若干关系性思维要素及实践考量的指导框架。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将环境社会科学、可持续性科学和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中兴起的关系性转向（relational turn）系统引入DRR领域，为推进更具伦理性、公正性和正当性的灾害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导向。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了文献综合分析与实证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文献基础涵盖DRR、关系价值、多元知识体系及可持续性科学等领域；实证部分基于研究团队在印度尼西亚沿海地区的持续研究参与和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2025年，团队对印度尼西亚15个社区开展了范围性田野考察（scoping field visits），覆盖勒巴克·万丹（Lebak Banten）、穆阿拉·根邦（Muara Gembong）西爪哇、普拉穆卡岛（Pulau Pramuka）千岛群岛、丹戎贝诺阿巴厘岛、吉利特拉旺安（Gili Trawangan）西努沙登加拉、龙目岛北部、毛梅雷（Maumere）和古邦（Kupang）东努沙登加拉、帕卢（Palu）和栋加拉（Donggala）中苏拉威西、望加锡（Makassar）南苏拉威西、阿南巴斯（Anambas）廖内群岛、西比路岛明打威西苏门答腊、三宝垄和淡目中爪哇等地。此外，团队于2025年12月在万丹省Bayah开展了为期9天的民族志田野工作。为保障社区参与和知识共同生产（knowledge co-production），团队在印度尼西亚举办了三场关系性DRR研讨会，共有70余位来自研究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的参与者出席。所有田野工作均遵循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署（BRIN）、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和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批准的伦理程序。
**四、研究结果**
**（一）纳入多元伦理与价值于灾害风险减降中**
研究人员区分了三种与自然相关的价值类型——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自然为人的效用）、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自然因其自身存在而具有的价值）和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人与地方之间不可交换的关系性纽带），并指出当前DRR话语过度偏重工具性和功利性价值框架。研究强调，关系价值涉及文化认同、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历史意义，是塑造地方社区风险行为的关键驱动力，且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变革性评估已确认关系价值在所有变革性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多元的自然感知**
研究人员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其一，通过多元本体论界定自然——不同社会对"自然是什么"并无统一理解，人类—自然联结可被认知为客体主义（objectivist）的"心智"、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t）的"体验"或主观主义（subjectivist）的"地方"，这些认知框架深刻塑造着人们对基于自然的DRR方案的态度与行为。其二，将自然情境化——地方感（place attachment）通过记忆、身份认同和日常社会经验形成，可驱动或抵制保护与恢复项目；Bayah案例（Box 1）展示了口述传统民间传说如何将海啸风险嵌入人—自然宇宙论的关系循环之中，Demak和Semarang案例（Box 2）揭示了与海平面上升共存的复杂人地关系，Siberut案例（Box 3）表明经济活动须与文化价值相协调才能成功适应气候驱动的生态系统退化，Tanjung Benoa案例（Box 4）则体现了"三和谐"（Tri Hita Karana）信仰体系——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如何构成接纳当代海啸科学的本土认知基底。
**（三）多元的风险感知**
研究人员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风险如何被界定——不同文化群体对风险的理解并非一致，印度尼西亚数百种民族语言中甚至缺乏"风险"的确切本土翻译，全球评估（如IPCC和仙台框架）中对风险的定义本身即存在争议。第二，风险的意义生成——从关系性视角理解风险，需要关注风险感知如何从地方嵌入的、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关系中涌现，Bayah案例表明地方与非地方知识体系的互动共同塑造了融合宇宙论循环理解与现代地球物理预警的新型海啸风险意义。第三，风险知识体系——地方社区拥有基于经验传承的风险知识，研究主张应走向知识共同生产（co-production）而非简单整合，因为本体论差异可能要求不同知识体系的共存而非合并。
**（四）关系性DRR指导框架：未来方向**
研究人员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了一个涵盖三个维度的关系性DRR指导框架：本体论维度强调人—自然互联互不可分性（human-nature interconnectedness and inseparability），要求在项目设计中识别殖民性（非地方、强加的）问题与方案框架，并考虑多元现实理解的共存；认识论维度强调重视涌现性关系（emergent relationships）与多元的认知、行动和存在方式（multiple ways of knowing, doing, and being），要求赋予不同知识体系以正当性；方法论维度强调系统方法（systems approaches）和反思性实践（reflexive practices），并倡导采用参与式和共同生产方法实现公平与包容性设计和实施。研究人员指出，该框架应被视为参考坐标而非一套原则或最佳实践，关系性并非万能灵药，但认真对待关系性方法有助于通过适应性和多元化的路径推进DRR的伦理思考与实践。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总结认为，在灾害风险减降中纳入关系性思维可以推进DRR科学与实践的伦理学内涵，并可能改善地方社区被理解和参与的方式。研究人员呼吁开展更多基于实证的、检验关系性DRR方法的研究，以探索所提出框架中不同维度在何种情境下对推进知识、话语和实践有效。研究结论强调，不能假定向关系性思维的快速转型能普遍解决DRR中的长期挑战，但以关系性方法为导向，能够通过适应性和多元化的路径，支持更具伦理性的DRR思考与实践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