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招生名额的空间配置：人力资本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分布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n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college seats: Human capital produc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killed labor

　　

## 摘要

大学学额的地理分配方式在整体人力资本产出效率与各地区大学入学机会的公平性之间制造了一种权衡。由于上大学也意味着将学生分配至特定地点，招生政策还能通过大学后的迁移行为进一步塑造技术工人的空间分布。本文研究中国的按省划分大学招生名额制度。我结合全国行政数据与调查问卷，构建并估计了一个在空间名额约束下的大学与迁移选择的动态模型。研究发现，各省大学申请者在入学前的人力资本存在巨大差距，而这些差异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分配的名额中。纯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招生能提高整体人力资本，但代价是大学入学机会更加不平等，且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失大幅加剧。将当前的空间名额制度与效率—公平前沿曲线进行比较表明，该制度对均衡技能劳动力的空间供给给予了极大的政策权重。

## 引言

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并塑造了发展的长期经济地理格局（Desmet等, 2025）。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市场通常按学生居住地划分。美国公立大学对州外学生收取高得多的学费，某些州还保证本地高成就学生入学名额并限制州外招生规模；法国则限制跨招生区段的录取；中国通过按省划分的招生名额分配大学学额。这些基于居住地的政策类似于内部边界：它们沿着地理界线将本应是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市场分割开来，并且由于大学本身的分布不均且偏向发达地区（Fu等, 2022），它们不仅决定了谁上大学，还决定了学生在哪里上大学。此类政策的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核心特征是：一个基于地点的名额并不仅仅是一个大学席位，而是将一名学生从其家乡地区分配到某个大学所在地——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地区。因此，大学招生既是教育政策，也是空间政策：它决定了当地大学入学机会、学生上大学阶段的迁移，并通过地点的持久性，最终决定了技术劳动力的地理分布。中国制度使这一点尤为突出。美国主要通过学费差异在价格维度上操作，而中国则通过中央政府统一设定的名额在数量维度上操作，学费全国统一，使其成为更为直接且规模更大的空间分配工具，也为研究其后果提供了更干净的场景。

这种空间分割创造了一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与任何学生和学校异质的教育体系中的权衡都不同。它通过两条渠道发挥作用。第一，学额分配方式决定了学生与大学之间的匹配。如果高能力学生从更高质量的大学中获益更多（Dillon and Smith, 2020），则更以能力为基础的分配将提高整体人力资本。然而，纯粹的精英主义可能使贫困地区学生的机会恶化，并降低代际流动性（Brotherhood等, 2023）。第二，分配方式决定了技术劳动力的地理格局。由于名额将学生分配至某个大学所在地，且大学所在地因果性地影响后续工作地点（Groen, 2004; Kennan, 2021; Huang等, 2022），招收更多贫困地区学生进入发达地区大学虽提高了其个人流动性，却加剧了原籍地的人才流失，因为他们往往不会返回。本质上，名额制度是一个将人力资本在地区间重新配置的工具。由此产生的技术劳动力分布是否会反过来塑造长期当地生产率和地区不平等，正是其重要性的更广泛动因（Fleisher等, 2010; Gennaioli等, 2013）。人力资本产出效率与多维度的地区不平等——包括大学入学机会和技术劳动力供给方面——之间的权衡尚未得到系统研究。

本文在中国研究这一权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市场，每年约有一千万学生参加全国高考（NCEE），高等教育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里的大学招生是基于地点的：每所大学经中央政府批准为每个省份设定招生名额，然后各省根据本省的NCEE对分配的名额进行集中招生。我构建了一个新颖的数据集，将2006至2011年间所有录取学生的个人层面行政记录与同六届的大学生问卷调查相链接，辅以院校质量的行政衡量指标，跟踪学生从入学到大学阶段再到劳动市场的全过程。数据显示大学入学机会存在巨大的空间差异：在样本期内，各省每申请人可获得的四年制席位数量从0.21到0.49不等。为证明这种地理分配具有下游后果，我利用招生分数线的回归不连续设计，估计到在某一省份上大学能使相关顺从者在随后该省工作的概率提高约20个百分点。因此，学额的空间分配通过持久性迁移与最终的技术劳动力分布相关联。

为量化这一权衡，我构建并估计了一个空间名额约束下大学选择与毕业后迁移的动态模型。该模型有两个关键特征：它允许人力资本生产中与学生和大学质量之间存在灵活关系，这决定了匹配效率；同时它明确将大学阶段和工作阶段的地点选择联系起来，捕捉了大学地点（本身由名额塑造）对后续迁移的因果效应。我展示了跨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如何共同作为不连续性，识别对大学和地点的偏好，并将大学地点的因果效应与持续性的地理偏好区分开来。我估计到学生和大学质量是互补的：入学前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进入更好大学带来的初始收入边际回报提高38%，与美国估计值相当（Dillon and Smith, 2020）。在大学所在地工作的价值约为年消费支出的11%，迁移到其他地方会产生随距离增加而增大的损失。为评估名额分配与能力基准的比较，我还建立了一套衡量体系，恢复入学前人力资本的共同量表及其省级分布，克服了各省NCEE成绩不可比的困难。入学前人力资本各省差异显著且与当地发展正相关；然而，名额分配并未与其成比例，因此不同省份的同水平学生面临的大学机会截然不同。

利用估计的模型，我评估了从全国统一以能力为基础的招生（无名额限制）到各省入学率均等的各类替代分配方案。与现行制度相比，以能力为基础的招生改善了学生—大学匹配，使整体效率（以总初始收入衡量）提高1.3%，录取学生的平均福利提高3.5%。然而，它使最富省份与最穷省份四分位之间的入学率差距从9.1个百分点扩大至14.8个百分点，增幅达63%。一旦学生可基于全国排名自由选择，更多来自弱势地区的学生进入发达省份大学并留在那里，使最不发达地区的每人大专以上学历工人减少近20%，加剧了人才流失。入学率均等化则产生大致相反的模式，尽管由于它仅限制入学率而未固定原籍和目的地（名额制度两者皆固定），使高能力学生在均等化上限生效前仍可自由竞争全国最优选的大学，因此其整体效率仍略高于当前名额制度。

鉴于这些权衡，论文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基于地点的名额制度本身隐含了怎样的政策优先序。将该制度置于效率—公平前沿曲线上表明，一旦公平以大学入学机会衡量，名额制度即为被支配状态：它位于前沿线以内，存在既能产出更高又更平等入学的分配方案。然而，在我考察的分配方案中，名额制度独特地在技术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差距方面达到最小化，从而应对了人才流失问题。因此，所观察到的制度只有通过对缩小技能空间差距的实质性偏好才能被合理化，我估计每缩小一个百分点的大专以上学历工人省际份额差距，其价值至少相当于整体产出的0.15%。从区域政策的视角来看，名额制度被揭示为一种将人力资本保留在落后地区的基于地点的工具，是一种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实现区域公平的方式，而非财政再分配，这与中国快速增长伴随的显著地区不平等形成对照（Kanbur and Zhang, 2005; Xu, 2011）。将技术劳动力保留在欠发达地区从长期来看是否优于其他替代方案（如以能力为基础的分配搭配区域间转移支付），值得未来研究。

## 相关文献

本文对关于经济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广泛空间文献做出贡献（Redding and Rossi-Hansberg, 2017; Desmet and Parro, 2025），特别是对近期关于教育选择与人力资本形成空间特征及其含义的研究方向（Burzynski等, 2020; Desmet等, 2025）。本文也涉及关于基于地点的政策及其效率含义的文献（Glaeser and Gottlieb, 2008; Busso等, 2013; Kline and Moretti, 2014; Lu等, 2019; Fajgelbaum and Gaubert, 2020），其中近期研究开始明确考察这些基于地点的政策中的再分配目标和效率—公平权衡（Gaubert等, 2025; Donald等, 2025）。该文献主要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工资补贴和基于地点的公共支出等工具（Fajgelbaum and Gaubert, 2020; Rossi-Hansberg等, 2026），而本文通过研究大学学额的空间分配来推进这一方向——这是一个规模巨大却在此领域鲜受关注的工具。具体而言，我分析了它对人力资本产出的影响，以及通过这种分配对技术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鉴于大学学额作为有限资源的性质，本文还丰富了关于错配（Hsieh and Klenow, 2009; Hsieh等, 2019）的文献，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时期的发展中国家（Tombe and Zhu, 2019; Adamopoulos等, 2022），通过关注大学市场和人力资本分配。

本文还沟通了两个长期平行但相对独立的关于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文献。第一类文献研究技术劳动力供给中的空间不平等，其潜在机制从一般的技能匹配（Diamond, 2016）到更具体地针对大学教育可及性、质量和成本驱动的迁移（Sjoquist and Winters, 2014; Knight and Schiff, 2019; Kennan, 2021; Anstreicher, 2024）。第二类是近期快速增长的关于大学招生和分配程序的权衡与后果的文献。大学学额的重新分配通常通过基于个人或家庭特征（如种族——Arcidiacono and Lovenheim, 2016; Bleemer, 2022——或社会经济地位——Chetty等, 2020; Mello, 2022; Brotherhood等, 2023）的肯定性行动来实现。本文通过展示在分析效率与多维不平等之间的权衡时，同时将大学学额分配方式和从出生地到大学再到劳动市场的动态迁移决策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连接并贡献于这两个研究项目。我提供了基于地点的证据，并表明对大学入学机会不平等的考量不仅可能对个体学生产生含义，对地区层面大专以上毕业生产出的含义同样重大。由于家庭的地理选择和居住隔离（Diamond and Gaubert, 2022），本文结果对肯定性行动政策也有价值，即使后者仅针对个人或家庭特征。

近期有几篇论文研究了密切相关的话题。Hendricks等（2022）和Diao等（2022）均考察了大学招生中精英主义程度如何影响效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权衡。Chan等（2021）是唯一直接建模大学在空间名额设定方面行为的论文。

他们假设大学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入学新生质量，并求解中国精英高校之间的招生名额分配博弈的纳什均衡。然而，这些研究均未考虑空间分布或人口流动。Fabre（2026）估计了一个类似的动态模型，将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均衡筛选与新入职劳动者的选址选择联系起来。她表明，高校地理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迁移摩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国教育水平和技能筛选方面的空间不平等。

本文结构如下。下一节介绍研究背景和数据，并呈现描述性事实和断点回归证据。第三节提出结构模型。第四节讨论实证实施。第五节提供估计结果。第六节考察大学招生名额的反事实分配方案，第七节总结全文。

片段节选

制度背景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截至2011年，中国共有2359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1131所为四年制学院，大部分为公立。其余为三年制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部根据院校质量将四年制学院分为三个等级，高等级院校在录取学生时享有优先权（Bo等人，2019）。最高等级包含约150所院校，通常被认为是——

大学选择与居住选择的模型

本节构建了一个动态离散选择模型，研究大学选择以及毕业后居住地的后续选择。模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中毕业生通过所在省份的集中录取流程申请四年制学院，受省级招生名额限制，并被其中一所录取。

第二阶段：大学毕业时，学生选择读研究生或进入劳动力市场。

实证实施

基于上述构建的大学选择与人口流动动态模型，本节指定详细的功能形式和分布规格，以便将模型应用于数据。

恢复的大学入学前人力资本

各省份分布。在估计各省高考成绩考生的入学前人力资本的均值（??θ?）和标准差（??θ?）之后，先将各省的θ?分布重新缩放，使全国均值设为零、标准差设为1，以便更易解读。总体而言，各省之间的平均入学前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很大。入学前人力资本θ?均值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的省份之间的差距——

大学招生名额的空间分配：政策权衡

利用估计的结构模型和各省份恢复的入学前人力资本分布，本节考察了几种反事实的大学招生名额空间分配方案。主要目标有二。第一，比较现行省级配额制度与不使用空间配额的替代性招生名额分配方案，并研究它们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第二，探索——

结论

在许多国家，基于居住地的政策按地理界线划分高等教育市场。由于基于居住地的招生配额实质上是学生向大学所在地的分配，而大学所在地又决定了毕业生后续的工作地点，因此大学招生名额的空间分配既是一项教育政策，也是一项针对熟练劳动力的空间政策。本文构建并估计了一个结构模型，将大学选择与大学毕业后居住选择相结合——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与本文所描述研究相关的重大经济利益。

Yu（Ala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