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Zoned for privilege: The spatial injustice of elite school zone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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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考察了新西兰（Aotearoa-New Zealand）炙手可热的学校学区与空间正义/非正义之间的关系，对该国长期以来视自身为平等主义社会的自我形象提出挑战。研究揭示，以社会声望为价值取向的精英公立学校如何加剧社会-空间分化，将特权固着于特
**摘要**
本文考察了新西兰（Aotearoa-New Zealand）炙手可热的学校学区与空间正义/非正义之间的关系，对该国长期以来视自身为平等主义社会的自我形象提出挑战。研究揭示，以社会声望为价值取向的精英公立学校如何加剧社会-空间分化，将特权固着于特定城市空间之中。通过影响住房市场并促成居住分选（residential sorting），这些学校推动财产财富和社会资本在其招生学区内集聚，使得优质公立教育的获取转变为一种主要面向富裕家庭的资产。这一动态延续了优势与排斥的循环，进一步使平等与公平机会的理想复杂化。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包括用于考察房产价值模式的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用于探究公众态度的社区调查（community surveys），以及用于捕捉生活经验的质性访谈（qualitative interviews）。这一研究路径揭示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学区政策、住房需求与学校声誉共同维系着社会经济分层。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相互交织的特权体系加深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将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定位为城市不平等与社会流动受阻的关键驱动因素。透过罗尔斯式空间正义（Rawlsian spatial justice）的视角，本文将学校划区界定为一个根本性的城市挑战，阐明学区政策如何超越教育范畴，塑造更为广泛的排斥地理。尽管在新西兰，划区制度仍被定位为促进公平的工具，本研究对这一叙事提出质疑，揭示其在构建城市不平等中的作用，并呼吁采取优先考虑空间正义而非既有特权的政策干预。
**城市学校划区与空间特权再生产：新西兰精英公立学校学区的实证考察**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缘起**
全球范围内，住房的地理格局往往决定了教育的获取格局。基于学区的招生制度将教育机会与住宅资本相捆绑，使得公共产品的获取演变为财产财富的函数，形成学界所称的“借由房贷的选拔”（selection by mortgage）。在宣称重视公平与流动性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学校划区已成为国家在空间上组织优势的最持久方式之一。既往研究已确认学校招生、住房市场与社会经济分选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影响方向与责任归属尚不清晰。学区边界被认为塑造了居住选择、房产价值与社区构成，然而学校层面的分选仍常被解释为既有居住隔离的结果，从而使划区制度得以呈现为对更广泛城市不平等的中立或务实回应。这种解释框架掩盖了二者关系的交互性质，低估了招生政策本身的能力作用。
在新西兰，20世纪90年代的“明日学校”（Tomorrow's Schools）改革曾一度取消学区、实行开放招生，随后因市场化模式加剧不平等，1998年又重新恢复学区制度。早期对择校的批判揭示了优势家庭利用信息、交通与社会网络获取理想学校，导致低社会经济等级学校日益边缘化。学区制度的恢复旨在恢复平衡，但教育研究发现其仅仅将不平等重新地域化——将优势嵌入住房市场而非招生程序之中。Thrupp（2007a, 2007b, 2008）的核心批判表明，学区边界往往与社会经济分界相重叠，刻意纳入较富裕郊区而排除低收入社区。然而，新西兰本土文献至今仍多将学校不平等视为居住隔离的后果，而非由教育制度本身所塑造的空间排斥过程。Stewart等人（2021）虽承认学区政策可能加剧排斥，但将其框定为应对更深层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务实手段，认为“社会不平等与权力关系无法通过学校招生政策来控制”。此种框架在正确拒绝市场化招生的同时，却将排斥自然化为结构性必然，回避了对划区制度本身因果角色的追问。
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基于布肯纳姆（Buckenham）的实证研究，从批判空间视角重新审视学校划区——不是将其视为受不平等塑造的被动机制，而是视为不平等的能动生产者。选择新西兰的基督城（Christchurch）与奥克兰（Auckland）两座最大城市作为研究场域，聚焦四所全国最受追捧的公立学校：基督城男子中学（CBHS）、基督城女子中学（CGHS）、奥克兰文法学校（AGS）和艾普森女子文法学校（EGGS）。这些学校因竞争性招生学区、强大声誉及在社会、政治和媒体领域的可见度而被选为实证研究对象。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Soja（2010）的空间正义理论与Rawls（1971）的正义理论加以整合，构建“罗尔斯式空间正义”（Rawlsian spatial justice）分析框架。空间正义提供了审视空间组织与社会经济过程交织方式的批判透镜，而罗尔斯正义论则为评估学区政策是否产生或减轻非正义提供了规范性基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思想实验——个体在不知晓自身未来社会位置的情况下评判制度安排——被用于检视学区制背后的分配逻辑。这一综合框架弥补了空间正义在规范性界定上的模糊性，也为评估城市不平等的分配结果与空间机制提供了兼具理论清晰度与实践适用性的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混合方法设计。数据收集包括三部分：对四所学校领导层及家长董事会成员进行的10次半结构化访谈，对当地开发商和房地产经纪人进行的3次访谈，以及在相关学区内发放的99份家长调查问卷。空间分析方面，研究采用边界断点设计（boundary discontinuity design, BDD），利用2018至2019年全部房产交易数据，比较CBHS/CGHS学区边界两侧各200米范围内的平均房价，以识别学区效应带来的价格差异。虽然2018年CGHS学区边界变更导致样本量较小、统计效力受限，但结果仍为学区效应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并与同期区内/区外平均房价的显著性比较相互印证。
**三、研究结果**
**（一）什么使学校受到追捧？（What makes a school sought-after?）**
家长调查显示，学业声誉是择校的首要驱动力（44%将其排在第一，83%将其列入前三），其后依次为单性别构成、体育声誉和等级排名（decile ranking），家庭联系的重要性最低。然而，当被要求对本地学校进行偏好排序时，家长的偏好与实际学校等级排名高度一致，而非与学业成就数据相符，表明社会经济构成在塑造学校吸引力方面发挥着更大但未言明的作用。质性访谈进一步揭示了富裕程度对择校的影响：案例学校被广泛视为“私立-公立”（private-public）机构，许多受访者曾考虑私立教育但最终选择这些学校，学校代表指出家长“具备那种选择能力”，强化了这些学校作为富裕家庭公立替代品的功能。同一学校的等级排名与“更好同侪群体”之间的公众认知关联，是驱动学校吸引力的深层机制。
**（二）学区如何结构性地建构教育获取？（How school zoning structures educational access）**
在奥克兰，学校声誉不仅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还受历史、传统与制度价值观塑造；在基督城，学校选择超越教育本身延伸至社会身份领域，“你上的是哪所学校？”这一问题在基督城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定位个体的关键作用。当学校供不应求时，依据《教育与培训法》（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 2020）必须设立家庭学区，以居住地点决定入学资格。区内学生保证录取，剩余名额通过优先级系统和抽签分配。2023年，CBHS在268名普通区外申请者中仅有30个名额。调查数据显示学区强烈影响住房决策：72%的受访者将学区重要性评为7分或以上（满分10分），40%评为满分。家长采取的策略包括迁入区内、临时租房、多家庭合住满足要求、伪造地址等。学校则严格审查学区资格，包括密集的地址验证、居住证明检查和家访。AGS专门雇用两名全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CBHS代表描述了敲门和清晨检查以阻止欺诈性注册的做法。
**（三）入场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
尽管政府于2019年接管学校学区方案，但热门学校的招生学区与二十多年前校董会划定的范围基本保持相同。这些学区的形态本身即体现了选择性：AGS学区向东延伸超过4公里纳入富裕的Remuera，向西则不足1公里，排除了Kingsland和Morningside等较低收入郊区；CBHS-CGHS共享学区向东延伸近3公里，向西不足1公里。房产市场数据揭示了物质化后果：基督城2018/19年CBHS-CGHS学区内房屋均价为975,336新西兰元，是全市均价478,943新西兰元的两倍以上；奥克兰2025年数据显示EGGS学区平均要价为2,451,406新西兰元，AGS学区为2,056,736新西兰元，而全市均价仅1,190,000新西兰元。
**（四）家长的支付意愿（Parental willingness to pay）**
调查显示，奥克兰87%和基督城80%的受访者报告位于这些名校学区提升了其房屋价值。基督城86%、奥克兰83%的受访者认为较高的住房成本是对子女教育的值得投资。一位受访者概括道：“CBHS教育的价值内在地构建于我们房屋的价值之中。”学校官员确认区内房屋“卖价更高”，购房者愿意“支付溢价迁入区内”；住房专家解释区内开发项目吸引更多买家、更容易出售因而获得溢价。除学校因素外，区内社区本身的声望、便利设施和城市优势也独立于教育因素支撑着持续的住房需求。
**（五）借由房贷的选拔：从学区边界到城市边界（Selection by mortgage: From enrolment boundaries to urban borders）**
为隔离CBHS-CGHS学区对房价的具体影响，研究应用BDD分析。结果显示，控制邻里特征后，该学区边界内侧房屋平均享有132,044新西兰元的溢价。每间卧室和每平方米土地的价格也显著高于同社区区外物业。这一结果与Gibson等人（2005）估计的77,000新西兰元溢价相一致，表明学区对住房市场的影响持续存在。奥克兰方面，Martin和Norman（2018）发现双文法学区（DGZ）享有超出等级排名预测之外的130,000新西兰元额外溢价。研究表明，学区通过设定与身份功能相关的入学标准——能够负担区内居住者获得入学资格，无法负担者则被排除——将教育获取交由市场逻辑支配，驱动基于收入的居住分选模式。在基督城，学校与社会阶层的紧密关联已深嵌城市文化脉络，学校身份成为阶层、地理与归属的速记符号；在奥克兰，AGS和EGGS同样占据社会标记的地位，就读这些学校甚至被认为比就读私立学校“更令人印象深刻”。
**（六）特权的空间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privilege）**
精英公立学校不收取学费，却通过住房市场执行另一种形式的排斥——名义上公开的准入实质上被财产财富所门控。本研究证实这一关系是交互的：精英公立学校不仅由富裕邻里所塑造，反过来也塑造精英邻里。通过推高当地房产价值和强化排他性，热门学校主动塑造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区提升区内地位，促成物质优势邻里的形成——低剥夺水平、集中的社会资本、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多设施投资。邻里效应研究表明，这些环境优势对居民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这些年轻人不仅进入高绩效、高声誉的学校，还更可能参与丰富的课外活动、获得支持性同侪与成人网络，累积优势转化为更好的教育成果和终生的社会流动性。
**四、讨论与结论**
**（一）划区制度已然失败——连同正义城市的承诺**
新西兰因择校政策加剧学校社会经济隔离而转向学区制度，但本研究表明，择校制度下识别出的问题——社会不平等与排斥——同样深嵌于学区制度之中，且现已延伸至学校之外的更广泛社会——郊区、邻里与日常生活。与Stewart等人（2021）将学区视为缓解空间非正义的尝试形成对照，本研究的论证是：尽管意图良善，这些政策已经失败。学区制度通过社会分层得以强化并以空间方式表达，加剧了机会获取的差距。研究并不否定Thrupp所揭示的“借由房贷的选拔”所赋予的中产阶级优势，但从更广阔的空间视角表明，与学区相关的非正义不仅是教育性的，更是根本上的空间性的——与住房、邻里形成和城市规划的关联比与课程或教学法的关联更为密切。学校划区不应仅被视为教育政策问题，而应被视为结构性地制造排斥并再生产城市不平等的关键社会-空间机制。
研究揭示的居住分选与学校分选协同运作的关系，可被视为一种尤为隐蔽的精英捕获（elite capture）形式。与直接制度性把关不同，这一过程将排他性嵌入城市景观结构本身，使其呈现为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而非有意的排斥机制。在一个以平等主义自我标榜的国家，公立学校系统本应作为可及的公共物品服务所有人，但证据表明该系统正被系统性地操纵以服务于特权社会经济阶层的利益。
**（二）学校划区作为空间非正义**
透过罗尔斯式空间正义的视角，从无知之幕之后评估这一制度，结论明确无误：学校学区中嵌入的社会经济差异是非正义的——铭刻于建成环境之中的空间非正义。这种非正义在后果上是物质的，但本质上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既非自然亦非不可避免，而是刻意政策决定、自利城市精英的持久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空间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新西兰的案例不仅揭示了自身平等主义神话的虚妄，更暴露了产生非正义的机制中的深层缺陷。当教育获取与房产所有权挂钩时，空间非正义便成为城市生活的结构性特征。
研究的意义超越地方情境。新西兰的发现对悉尼、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具有警示意义：随着财富与隔离规模的扩大，能够购买机会获取渠道者与不能者之间的社会、经济与空间距离也在扩大。罗尔斯式空间正义框架不仅提供了理解这些动态的分析工具，也将学区置于社会自身的空间组织之中进行审视，提供了一个可跨情境迁移的评估框架。其规范意涵在于：既然人类有能力建构这些“不良地理”，就同样有能力且有责任去改变它们。研究者主张，不应在学区制与择校制的虚假二分之间摇摆，而应超越这一错误对立，重新构想以公平为先、瓦解空间分层并将教育获取视为空间正义更广泛承诺之组成部分的招生框架。改革的呼吁不应仅限于教育领域，更应指向规划与住房政策制定者——正是他们塑造了建成环境，从而也塑造了教育与机会的获取。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新西兰的学校划区制度并未如当初取代择校政策时所期望的那样缓解不平等，反而强化了社会-空间特权。通过罗尔斯式空间正义的透镜重新审视Thrupp的“借由房贷的选拔”概念，研究结果表明学校学区所促成社会经济分选不仅持续存在，而且有所加剧，并已超越学校范围塑造居住分选模式。学校获取与住房的持续挂钩已将持久的中产阶级优势嵌入邻里、住房市场和城市的空间结构之中。在一个以平等主义为傲的国家，这些发现暴露了阶级特权在一个本应为所有人服务的公共系统中的悄然存续。更广泛而言，在阶级分化和隔离程度低于许多既有研究情境的背景中，空间非正义的再/生产表明这些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更广泛的社会与城市不平等。学区制招生必须被理解为空间非正义得以生产和强化的能动机制。罗尔斯式空间正义框架不仅为评估这些结果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也拓宽了责任范围——将学校招生置于住房、邻里与城市优势的更广泛分配之中，表明划区不能仅被视为教育问题，规划、住房与城市决策者同样负有责任。若缺乏跨领域的干预，学校划区将继续再生产不平等的机会获取并将特权固着于城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