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Heterogeneous impact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perceived development barriers on cooperativ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icro evidence from Shaan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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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农民合作社是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键组织载体，然而不同发展障碍如何影响其管理绩效仍不清楚，因为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障碍的分类。方法：本研究利用中国陕西省1130家合作社的调查数据，采用序数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
引言：农民合作社是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键组织载体，然而不同发展障碍如何影响其管理绩效仍不清楚，因为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障碍的分类。方法：本研究利用中国陕西省1130家合作社的调查数据，采用序数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考察感知发展障碍对管理绩效的异质性效应，并通过逐步回归（Stepwise Regression）和Sobel检验识别三种管理实践（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资源投入（Resource Investment）、运营管理（Operational Management））的中介作用。研究控制了滞后两期的经营禀赋以缓解反向因果问题。结果：发展障碍的总体效应不显著，但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源与制度障碍显著降低绩效，而产品-市场障碍和人力资源障碍未表现出显著的总体效应。管理实践构成重要的传导渠道——资源与制度障碍通过负向完全中介效应发挥作用，产品-市场障碍呈现正向抑制效应（Suppression Effect），而人力资源障碍未形成有效的传导路径。讨论：资源与制度障碍具有层级结构：成员出资意愿不足是制约绩效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土地流转困难，而其他政策约束属于行业共同面临的基础性条件而非核心解释因素。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发现。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民合作社作为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键组织载体，在全球农业发展和乡村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和政策界日益关注合作社及其他形式的集体农业创业如何有效支持小规模家庭农场。既有合作理论提供了两种理想型参考模式：一是基于发达国家大规模农场背景的“企业型合作社”（Enterprise Cooperative）模式，但其对小农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情境解释力有限；二是源于乡村发展理念的“社会运动型合作社”（Social Movement Cooperative）模式，其成功依赖于强有力的合作文化和全国性组织体系等严苛前提条件。在中国小农主导的农业背景下，合作社通常呈现出介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混合形态，普遍面临“社员多、规模小、能力弱”的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内部管理者如何感知和应对实际约束，成为理解组织绩效差异和探寻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关键切入点。
既有研究系统识别了制约合作社发展的各类客观障碍，并构建了多元绩效评估框架。然而，一个重要研究空白在于理解管理者的主观感知如何影响实际管理绩效。作为决策者，管理者的认知判断直接塑造战略选择与资源配置，忽视“感知”的中介作用可能导致对障碍如何影响绩效的理解不完整。此外，合作社在成员结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极可能深刻影响感知障碍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对其系统分析仍较为有限。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研究人员以“感知发展障碍”为核心解释变量，系统考察其对农民合作社管理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这一关系如何在不同异质性合作社类型中变化。研究选取的陕西省在农业生产模式、合作社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条件方面具有代表性，其内部蕴含的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的梯度异质性与中国整体农业景观同构，为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实证基础。具体而言，研究旨在：（1）识别管理者对发展障碍的主观感知影响管理绩效的传导路径；（2）检验这些效应在不同类型合作社间的系统性差异。通过引入管理者认知视角，该研究打开了客观约束与组织绩效之间的“黑箱”，深化了对合作社差异化发展结果的理解，丰富了既有解释框架。从实践角度看，研究结果为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合作社设计差异化能力建设方案和政策干预提供了实证支撑。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财政厅发起、通过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向各类合作社发放的官方政策导向问卷调查，遵循自愿参与原则，由合作社关键决策者（主要为理事会成员）共同完成，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30份。核心变量测量方面，因变量管理绩效采用管理有效性追踪工具（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METT），涵盖情境（Context）、规划（Planning）、投入（Input）、过程（Process）、产出（Output）和监测（Monitoring）六个维度共26个评价指标，通过K均值聚类（K-means Clustering）将合作社划分为四个有序绩效等级。自变量感知发展障碍包括资源与制度障碍、产品-市场障碍和人力资源障碍三个维度，采用二分法测量。主要分析方法包括序数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检验主效应，逐步回归结合Sobel检验分析管理实践的中介效应，并纳入滞后两期的经营禀赋以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管理绩效评价结果**
基于对1130个样本的六维评价，陕西省农民合作社总体处于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各维度得分率在51.33%至61.67%之间，呈现“已建立但未活跃、活跃但不强”的典型特征。过程维度表现相对较好，劳动分工和制度规则执行得分较高；投入维度和产出维度最为薄弱，财务投入在所有指标中得分最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存在三重结构性失衡：资源配置失衡（重视人力资本而忽视财务资本）、治理能力失衡（常规维持有余而纵向资源整合不足）和绩效结果失衡（重过程合规而轻实质成效）。基于聚类结果，合作社被划分为四种类型：A类“综合引领型”（317家，28.05%）、B类“重点突破型”（280家，24.78%）、C类“传统优势型”（216家，19.12%）和D类“全面滞后型”（317家，28.05%），分布呈哑铃型格局，表明陕西省合作社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
**（二）感知发展障碍对管理绩效的主效应**
序数逻辑回归结果显示，在总体层面，感知发展障碍对管理绩效的负向效应不显著，表明不同类型障碍的效应方向与幅度各异，汇总后相互抵消。分维度看，资源与制度障碍对管理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障碍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合作社处于更高绩效等级的概率降低10.8%。产品-市场障碍的正向效应未达统计显著性水平。人力资源障碍对管理绩效的效应极为微弱且不显著。这表明资源与制度障碍是当前制约合作社绩效提升的首要因素。
**（三）资源与制度障碍的具体驱动因素**
将资源与制度障碍的六个具体指标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结果显示成员出资意愿不足是制约绩效的首要因素，其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障碍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合作社处于更高绩效等级的概率降低31.5%。土地流转困难是次要的资源相关约束，在10%水平上边际显著，障碍每增加一个单位，绩效升级概率降低18.9%。其余四项指标——产权不清晰、政府限制及法律法规不完善、成员动员成本高和成员受教育程度低——对管理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些属于合作社行业共同面临的基础性制度条件和组织特征，难以解释样本间绩效差异。
**（四）内生性处理**
为缓解感知障碍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研究纳入滞后两期的经营禀赋（2022年末成员人数和2022年年度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前期经营条件后，各维度感知障碍的效应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其中资源与制度障碍的负向效应仍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主要发现在考虑反向因果后依然稳健。
**（五）机制分析：管理实践的中介效应**
以战略规划、资源投入和运营管理三种管理实践为中介变量的分析揭示了异质性传导路径。资源与制度障碍通过三种管理实践发挥显著的负向中介效应：战略规划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资源投入和运营管理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支持“资源约束→管理实践弱化→绩效下降”的传导逻辑。产品-市场障碍呈现典型的抑制效应：市场竞争压力显著促使管理者改善战略规划、增加资源投入和提升运营标准化水平，由此产生的正向间接效应抵消了市场压力的负向直接效应，导致总效应不显著。人力资源障碍对三类管理实践均无显著影响，亦未形成稳定的传导路径。纳入滞后两期经营禀赋后的反向因果检验进一步确认了上述传导模式的稳健性。
**（六）稳健性检验**
将因变量替换为连续的综合管理绩效得分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后，核心自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高度一致。资源与制度障碍仍显著负向影响绩效，产品-市场障碍呈现边际显著的正向趋势。中介机制方面，资源与制度障碍通过战略规划的负向中介效应和产品-市场障碍的正向抑制效应均与基准结果一致，表明研究发现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发展障碍的效应在不同维度间差异显著，因此整体障碍效应无法充分反映各类型障碍与绩效之间的真实关系。资源与制度约束构成限制绩效提升的首要负向因素，而产品-市场约束通过促使管理实践改善可能产生正向效应，人力资源约束在当前阶段尚未显现显著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以往研究关于发展障碍与绩效关系结论不一致的现象，并证实了按维度分别考察障碍的必要性。
在层级差异方面，维度层面资源与制度障碍的负向效应显著，而产品-市场障碍和人力资源障碍的总体效应不显著；在具体指标层面，成员出资意愿不足是制约合作社绩效的首要因素，土地流转困难为次要因素，其他政策约束属于行业共性基础条件，对绩效差异的解释力有限。
在传导机制方面，资源与制度障碍属于相对刚性约束，管理者难以通过自身管理努力克服，主要通过限制战略决策、减少资源投入和弱化运营管理三条路径负向影响绩效。产品-市场障碍则属于相对柔性约束，市场竞争可促使管理者改进管理实践从而产生正向间接效应，与负向直接效应相抵消，形成抑制效应。该结果不完全支持研究假设中单向负向关系的推断，而是揭示市场压力亦可能催生管理改进。
研究从管理者认知视角打开了客观障碍与组织绩效之间的“黑箱”过程，揭示了感知障碍的层级结构可作为识别合作社发展阶段和关键瓶颈的诊断工具。研究结论表明：改善成员出资制度是解决合作社内部融资约束的重要前提；土地资源配置应因地制宜，在平原农区关注降低流转交易成本，在山区丘陵地区优先推行土地托管和土地股份合作等替代性规模经营形式；政策引导应依据合作社功能类型差异化设计，鼓励有条件的合作社向加工和服务领域延伸。研究同时指出，受限于截面数据，感知障碍与绩效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及潜在反馈循环尚需纵向面板数据验证；二分法测量感知障碍可能损失部分信息；管理者个体特征和社会资本等未观测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