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Classroom and family ecolog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emotion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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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中介模型（环境→认知评价→情绪→生活满意度）的指导，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课堂目标氛围、感知家长学业期望与支持（PPASS）、认知评价、学业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多重结构关联。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1,64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基于核心中介模型（环境→认知评价→情绪→生活满意度）的指导，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课堂目标氛围、感知家长学业期望与支持（PPASS）、认知评价、学业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多重结构关联。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1,64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GCFA）验证各测量工具的量测不变性，并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G-SEM）分析两组间的结构关联。在确认两组间具备强量测不变性后，MG-SEM结果显示：精熟氛围与感知控制和任务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感知控制与积极情绪呈正向共变；任务价值与积极情绪之间的路径在两组样本中均不显著，而任务价值与消极情绪在两组样本中均呈显著负相关；家长期望与支持通过任务价值路径与较低的消极情绪间接关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感知控制与消极情绪之间的负向共变仅在哈萨克斯坦样本中显著；此外，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别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上述发现从理论上阐明了教育生态的跨文化心理机制，提示高等教育干预措施应营造精熟导向的课堂环境和自主支持型的家庭参与方式，以促进学生的心理适应。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不同地缘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演进路径。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制度转型以对接欧洲博洛尼亚进程，要求学生在传统家庭价值观与现代学术要求之间建立新的心理平衡；而中国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与高度选择性社会筛选机制下，大学生面临高强度学业压力。在这两种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心理适应已成为两国高等教育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学阶段的心理适应很大程度上通过学业情绪得以体现。现有跨文化调查显示，尽管高等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大学生群体中焦虑、羞耻、无聊、愤怒等消极情绪的检出率仍然较高。然而，已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校园环境，未能将宏观文化系统、家庭与学校微系统及其间的中系统联系整合至统一分析框架中。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整合Bronfenbrenner（1979）的生物生态学系统理论与Pekrun（2006）的控制价值理论（CVT），构建环境因素与个体情绪体验之间关系结构的系统化框架。CVT认为个体所处环境通过“感知控制”与“感知价值”两类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与各类学业情绪相关联。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课堂目标氛围（属于学校微系统）与家长期望和学业支持（PPASS，属于家庭微系统）共同构成学生认知评价的外部环境背景，二者的协同效应反映了中系统层面的联合塑造作用。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跨文化比较，考察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大学生在课堂氛围感知、家庭生态感知、控制—价值认知评价、学业情绪与整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结构关联。
三、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于2025年3月至5月通过在线问卷平台收集数据。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中国上海及其周边地区高校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地区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最终有效样本为865名中国学生与780名哈萨克斯坦学生。所有英文心理测量工具均采用标准“翻译—回译”程序处理，分别译为中文与俄文。研究使用SPSS 26.0与Python中semopy库进行分析，主要技术包括：（1）采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GCFA）依次检验构型不变性、度量不变性与标量不变性，并以ΔCFI≤0.01和ΔRMSEA≤0.015为标准判定量测不变性；（2）构建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G-SEM）检验各变量间的结构路径关系，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5,000次重抽样）估计中介效应，基于Wald χ2差异检验验证跨组路径差异；（3）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文化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四、研究结果
4.1 数据诊断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各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在两组样本中均远低于3.0，排除严重共线性风险。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最大因子解释方差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样本中分别为9.19%和9.10%，远低于40%的临界值。引入未测量潜在方法构念（ULMC）模型进行嵌套比较后，两组模型的ΔCFI均小于0.010，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路径估计不构成实质性威胁。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两组样本中各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均高于0.70，组合信度（CR）均高于0.81，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组合信度。除哈萨克斯坦样本中PPASS（0.491）与生活满意度（SWLS，0.482）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略低于0.50的严格阈值外，其余各潜在变量的AVE均大于0.50。鉴于上述变量的CR已超过0.80，依据Fornell与Larcker（1981）的学术建议，可判定收敛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区分效度检验中，各潜在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在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绝对值，表明各构念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3 跨组量测不变性检验
MGCFA嵌套比较结果显示：构型不变性模型拟合可接受（CFI=0.937，RMSEA=0.053，SRMR=0.042）；度量不变性模型相较构型模型ΔCFI=0.001，低于0.010的判断阈值；标量不变性模型相较度量模型ΔCFI=0.008，ΔRMSEA=?0.001，均符合判定标准。上述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组间达到强量测不变性，为后续跨组均值比较与路径系数比较满足了统计前提。
4.4 描述统计与跨文化变量比较
中国学生在精熟氛围、表现趋近氛围、表现回避氛围、PPASS、感知控制、任务价值、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及消极学业情绪上的均值显著高于哈萨克斯坦学生；其中PPASS的组间效应量最大（d=0.92）。哈萨克斯坦学生在愉悦、自豪、积极学业情绪综合指标、权力距离及生活满意度上显著高于中国学生；其中生活满意度的效应量较大（d=?0.77）。零阶相关矩阵初步显示精熟氛围与学业愉悦显著正相关、表现回避氛围与焦虑和羞耻正相关，支持了H1a与H1b；表现趋近氛围与消极学业情绪的正向关联在两组中一致，但与感知控制的关联模式出现分化。
4.5 多组路径分析
MG-SEM整体拟合达到接受标准（CFI=0.920，TLI=0.916，RMSEA=0.046，SRMR=0.045）。核心路径结果如下：
其一，精熟氛围（PALS_MAS）在两组样本中均与感知控制（CVA_CTR）和任务价值（CVA_VAL）呈稳健正相关，且跨组差异不显著。表现趋近氛围（PALS_PER）与感知控制的路径在中国样本中不显著，在哈萨克斯坦样本中呈显著负相关（β=?0.077，p=0.038），支持H1c所假设的双刃剑特征的情境特异性。
其二，家长期望与支持（PPASS）与任务价值在两组样本中均呈显著正相关（中国β=0.195；哈萨克斯坦β=0.189），但与感知控制无显著直接关联，H2a中关于负向关联的预期未获数据支持。PPASS与消极学业情绪的直接路径在两组中均不显著，确认家庭卷入主要通过“提升价值评价”的中介路径与消极学业情绪间接关联，支持H2b的间接关联逻辑。
其三，感知控制与积极情绪在两组中均呈稳定的正向共变（中国β=0.250；哈萨克斯坦β=0.198），而任务价值对积极情绪的直接路径在两组中均未达显著水平。积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中国β=0.358；哈萨克斯坦β=0.367），消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中国β=?0.328；哈萨克斯坦β=?0.325），两项核心路径呈现高度跨文化一致性，充分支持了H4。
其四，感知控制与消极情绪之间的负向共变仅在哈萨克斯坦样本中显著（β=?0.156，p<0.001），在中国样本中极弱且不显著。跨组临界比值差异检验（CRD=2.864>1.96）和Wald χ2检验（χ2=8.204，p<0.01）均证实该路径存在实质性跨组非等值性，构成跨文化异质性的核心发现。
4.6 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精熟氛围→感知控制→积极情绪”路径在两组中均显著（中国间接效应=0.0562，95%CI[0.0333,0.0837]；哈萨克斯坦=0.0367，95%CI[0.0193,0.0585]）；“精熟氛围→任务价值→消极情绪”路径在两组中均显著（中国=?0.0417，95%CI[?0.0637,?0.0223]；哈萨克斯坦=?0.037，95%CI[?0.0721,?0.0277]）；“家长期望与支持→任务价值→消极情绪”路径在两组中均显著（中国=?0.0331，95%CI[?0.0509,?0.0179]；哈萨克斯坦=?0.026，95%CI[?0.0542,?0.017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PPASS与消极情绪的零阶相关接近零，但该中介效应显著，呈现典型的“仅间接中介”（Indirect-only mediation）模式，部分支持了H3。
调节效应分析中，在中国样本中集体主义与PPASS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B=0.045，t=1.10，p=0.272），权力距离交互项亦不显著（p=0.238）；哈萨克斯坦样本中集体主义交互项（B=0.010，p=0.681）与权力距离交互项（p=0.685）同样不显著。两队列结果一致表明文化价值观未显著调节家庭学业期望与消极学业情绪之间的统计关联，H5未获实证支持。
五、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部分要点
讨论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理论阐释。第一，精熟氛围与感知控制及任务价值的稳定正相关证实了CVT的核心假设，但路径系数处于小到中等效应量范围，可能与PALS量表以基础教育固定班级制为参照背景、而高校选课制与走班制导致学生同时感知多种目标导向的课堂氛围有关。第二，表现趋近氛围与感知控制关联的两组分化反映了竞争导向氛围的双刃剑特征的情境变异性：中国高度选择性的竞争环境已成为规范背景，学生形成了情境缓冲认知；哈萨克斯坦教育转型期的规则不确定性使高水平表现要求与个体自我效能降低产生负向关联。第三，PPASS与感知控制的解耦现象源于东亚与中亚文化情境下的相互依存互动模式——高强度表现监控与期望被学生内化为与资源支持高度同源的整体，因此该复合支持系统虽能培养“回报家庭的任务价值感”，却无法转化为脱离家庭依附的“个人自主控制”。第四，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均未表现出显著调节作用，表明在当代高等教育生态中，传统宏观文化价值观已从“敏感的情境调节变量”演变为大学生群体中广泛而稳定的“背景变量”，无法缓冲系统性学业竞争所引发的即时情绪负荷。第五，任务价值与积极情绪路径在两组中均不显著，与经典CVT的“双平行路径”假设部分偏离，提示高等教育阶段学业价值的工具性特征（如绩点与就业意图）使任务价值虽能在认知层面关联宏观系统轨迹，却无法与课堂微观情境中依赖近端即时控制感的即时积极情绪建立结构性关联。
5.2 研究结论
以控制价值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为整合框架，基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计1,645名在校大学生的跨文化调查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课堂目标氛围、家长期望与学业支持、认知评价、学业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结构关联，并验证了测量工具在两国样本间的跨组量测不变性。
第一，课堂精熟氛围与积极学业情绪的关联主要通过感知控制通道实现。精熟氛围经由感知控制这一核心认知评价通道与大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建立稳定的正向关联，而感知任务价值在此积极情绪通路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同时，精熟氛围亦可经由任务价值通道与个体较低的消极学业情绪显著负向关联。该有效控制通道中的关联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组间无显著路径差异，表明强调自我成长与知识内化的课堂设计对大学生高学业精熟期望与积极情绪存在跨文化一致的关联模式。
第二，家庭期望支持与感知控制之间存在系统性解耦，而与工具性/功利性价值认知紧密相关。在泛亚文化生态中，父母的高期望监控与资源供给呈现高度相互依存的认知绑定。该支持系统（PPASS）与个体对学业重要性的工具性评价显著正相关，形成经由价值感知通道的间接保护路径，与较低水平的消极情绪相关联。然而，鉴于该支持系统强烈的“家庭相互依存”属性，其无法直接转化为大学生的“个人自主控制”。并非父母期望不产生控制压力，而是在东方及中亚文化情境中，西方语境下被视为压迫性的“监控”与“资源支持”密不可分，其对个体自主控制的削弱效应被抵消或掩盖。
第三，学业情绪在课堂/家庭生态感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回路中充当关键桥梁。积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关联以及消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关联在两国均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关联强度，证实了学业情绪溢出效应对大学阶段青年心理适应的关键作用。
第四，宏观文化缓冲的结构性同质化。家庭期望导向的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在两国队列中均未在家长期望与学业支持（PPASS）和消极情绪的关联中展现出显著的调节与缓冲能力。该特征否定了调节假设，转而表明在不同文化取向的个体中，家庭微系统与情绪适应之间的关联路径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和稳定性，提示宏观价值观并非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大学生面对系统性学业竞争时即时情绪缓解系统的主要调节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