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Climate》：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internal-human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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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正在显著影响全球范围内的宜居性与可居住性，对人类流动产生深远影响。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家边界内流动，然而气候灾害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也未能有效整合到现有理论框架之中。本综述对气候灾害与国内人口流动之间关联的定量同行评审文献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现有文
气候变化正在显著影响全球范围内的宜居性与可居住性，对人类流动产生深远影响。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家边界内流动，然而气候灾害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也未能有效整合到现有理论框架之中。本综述对气候灾害与国内人口流动之间关联的定量同行评审文献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现有文献在流动性的定义、理论化与建模方式上存在的关键概念性和实证性空白。现有文献在地理分布上不均衡，且以微观层面研究为主；相较于长期气候过程，短期天气冲击的证据更为充分，但研究往往未能区分自愿流动与非自愿流动，也未能充分考虑能动性（agency）与时间性（timing）维度。气候与流动之间的关系通常被概念化为条件性的（contingent），即灾害被视为改变机会结构，而非被框定为灾害驱动型（hazard-driven），或反映中介性（mediated）与社会建构性（constructed）假设。这一倾向同样体现在主流理论方法中——流动性常被概念化为理性的经济回应，忽视了 aspirations（ aspiration）、能力（capabilities）、治理（governance）与制度动态（institutional dynamics）。文献进一步表明，气候灾害在多重尺度上发挥作用，并与广泛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流动与非流动（immobility）结果，其中农业、资产暴露与社会网络渠道尤为值得关注。总体而言，复合性与累积性风险、社会-生态临界点（socio-ecological tipping points）以及制度与治理动态仍未被充分探索。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论文指出，人类历史上始终为追求更高质量生活或逃避威胁而流动，其驱动因素涵盖社会、政治、经济、人口与环境等多重维度。2020年全球国内流动人口（7.63亿）远超国际移民（2.81亿），但国内流动在学术研究中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许多国家缺乏系统监测国内人口流动的技术能力与制度经验，或将该类数据视为国家主权事务，制约了对流动的社会经济影响（如福祉、贫困、不平等与健康）的全面理解，也限制了政策制定者评估和投资预防性及早期应对策略的能力。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在重塑全球许多地区的宜居性。极端事件频率增加加速了环境退化，对依赖自然资源的社区韧性构成严重压力。这些动态产生了高度不平等的应对策略：部分人群被迫或有能力迁移至更安全或更可行的条件中，另一些人群则因缺乏必要资源、能力或权利而无法迁移。尽管该议题自1990年代以来已引起学术界关注，但在全球政策议程中仍缺乏足够显著性。
论文在前人综述基础上，考察了环境变化与国内人口流动研究中使用的假设、定义与理论框架，旨在澄清迁移（migration）、流离失所（displacement）与被困人口（trapped populations）等术语的不同定义与操作化方式，并构建高层综合与实证研究之间的概念桥梁。论文采用“国内人口流动”（internal human mobility）这一术语以超越传统自愿/被迫迁移的二元划分，涵盖《坎昆适应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所确认的流离失所、迁移与有计划搬迁（planned relocation）等流动形式，同时纳入疏散（evacuation）及自愿与非自愿的不流动（immobility）状态。论文还采用“环境变化”（environmental change）概念，涵盖自然与人为过程引发的自然环境变化，包括自然气候变率、气候极端事件以及温度、降水和海平面的长期变化。
2 数据与方法
本综述采用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方法，遵循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ISMA）指南。文献检索于2023年9月至2026年5月期间在Climig、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完成。检索词组合了广泛的人口流动术语（如流离失所、迁移、有计划搬迁、散居、不流动、疏散等）与气候及环境相关术语（气候变化、环境变化、自然灾害、灾害等）。
初步检索获得44,243条记录。第一轮筛选排除了非英语文献、超出综述范围的出版物类型（如社论、札记、会议摘要及非科学报告）以及与研究对象不直接相关的学科领域，语料缩减至12,621条。第二轮筛选进行去重和标题筛查，排除与气候-流动互动无关的研究（如旅游流动或与环境变化无关的国际迁移），剩余9,868条进入摘要审查。摘要筛查是最大的排除阶段，大量文献因仅讨论环境变化而未涉及流动结果、仅关注流动而无环境或气候驱动因素、仅依赖概念性或规范性讨论、或缺乏实证证据而被排除，语料缩减至2,111条进行全文评估。全文评估依据两条主要纳入标准：（1）研究气候事件对国家边界内人口（不）流动影响的实证研究；（2）明确或隐含讨论气候变化或变率与人口流动关系的文献。最终保留1978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309项研究。
论文依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人道主义数据中心制定的预测分析同行评审框架（PRFPA）建议，对定量实证文献信息进行结构化编码，涵盖分析模型、理论与概念框架、指标及数据等信息，以增强系统综述的透明度与可重复性。手工编码虽可能引入主观性与研究者偏差，但该方法的支持结构化数据汇编，数据将公开发布以促进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3 文献分析与结果
3.1 地理趋势
现有研究集中于短期天气冲击而非长期气候变化的居多。51项研究考察短期温度与降水变率，主要集中于北美洲、东非与西非、南亚；41项研究分析洪水事件，主要在南亚、西非和北美洲；28项研究关注干旱，尤其集中于非洲及东南亚和东亚的干旱及农业依赖地区；46项研究探讨热带风暴（包括气旋、台风和热带低压），主要在北美洲和南亚、东南亚。长期温度与降水波动在40项研究中被考察，海平面上升在25项研究中被分析，尤其集中于南亚和北美洲。其余78项研究涉及多种灾害或使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总括性术语。总体而言，研究呈现扩张但不均衡的全球格局，集中于高研究密度区域和气候现象，且以微观层面案例为主。
3.2 环境变化背景下国内人口流动的概念化与理论框架
论文以《坎昆适应框架》为基础识别流动类型，并扩展纳入疏散与不流动。流离失所指由灾害引发或为规避迫近自然灾害而从住所或惯常居住地的非自愿移动；迁移主要指环境因素促成迁移决定的自愿移动；有计划搬迁指将人口有意重新安置（临时或永久）至新地点，包含疏散（应对即时威胁的短期移动）与重新安置（通常在有援助情况下迁至新地点）两种操作形式；不流动指尽管面临环境变化，人们仍因约束或选择而留在原地的情形。
文献中“迁移”一词使用较为随意（55%），同时涵盖自愿与非自愿移动，常依据行政边界（国内与国际）或移动持续时间（临时、季节或永久）定义。“国内迁移”也常与“国际迁移”并列研究（16%）。强调缺乏选择与即时风险的术语——如灾害流离失所（各9%）、有计划搬迁（4%）和疏散（11%）——在文献中出现频率较低，但这一趋势正因数据可用性和分辨率的提高而逆转。不流动（1%）的证据缺口尤为显著。
论文按能动性与时间性维度将流动形式重新分类为五类：预期性流动（anticipatory mobility，在预期风险之前基于预警或感知的未来威胁而采取的移动）、主动性流动（proactive mobility，旨在改善长期韧性或适应变化条件的战略性自愿移动）、反应性流动（reactive mobility，由破坏性灾害触发、通常具有紧迫性、非计划性和非自愿特征的移动）、管理性流动（administered mobility，由机构或政府组织或促进的移动）以及不流动（immobility，个体或群体尽管暴露于环境或气候风险仍留在原地，既可反映受约束的流动和有限的资源获取，也可代表由地方依恋、社会义务、文化价值观或风险与机会感知塑造的审慎选择）。
3.2.2 气候视角下国内人口流动的理论视角
论文将气候与天气冲击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假设归纳为四类：建构性假设（constructed assumptions，气候灾害的影响通过主观风险感知和决策被主观且不平等地解释、感知或社会建构）、确定性假设（deterministic assumptions，将灾害视为移动的直接驱动因素，几乎没有能动性空间）、条件性假设（contingent assumptions，将灾害视为改变机会结构，反应取决于可用替代方案、生计关联和成本-收益逻辑）以及中介性假设（mediated assumptions，灾害效应通过制度、政策和社会系统被过滤）。研究发现，气候-流动关联最常被框定为条件性的（44%），而非纯粹灾害驱动型（确定性，11%）；中介性（28%）和建构性（17%）假设探索较少。
理论框架方面，第一组理论将流动视为目标导向和适应性的决策过程，个体或家庭评估与移动相关的风险、成本、机会、生计约束和潜在收益，包括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微观新古典方法（Micro-Neoclassical approaches）、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新劳动迁移经济学（New-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主要与条件性假设一致。第二组理论强调结构性和制度性过程在塑造流动动态中的作用，包括新古典宏观视角（Neoclassical macro perspectives）和迁移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s theory），强调治理系统、劳动力市场、社会不平等、制度能力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结构对气候冲击影响的中介作用。第三组理论强调关系性和认知过程，包括强迫迁移理论（Forced Migration Theory）、愿望与能力框架（Aspiration and Capability Framework）以及规范性-文化框架（如地方依恋理论，Place Attachment Theory），关注结构性障碍（如土地权属、冲突、性别规范、法律地位）和社会心理因素（如风险感知与态度）对流动的影响。
3.2.3 气候影响传导渠道与人口（不）流动路径
短期天气冲击（温度骤升、降雨异常、洪水、短期干旱和热带风暴）通常通过农业生产力与农村生计的即时影响发挥作用，尤其在家庭高度依赖气候敏感生产体系的背景下。短期温度与降水变率常与作物减产和收入不稳定相关，可能刺激短距离或临时性流动以补偿突发损失；正向异常（如异常有利的降雨或较高温度）在某些情境下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而促进长期向外迁移，持续负向异常则倾向于诱发短期适应性移动。干旱事件常与土地退化、水资源可用性及农牧业生产关联讨论，农民和牧民等最脆弱群体常依赖短期移动应对粮食短缺和生计损失。除农业渠道外，短期冲击还通过社会与行为机制影响流动，尤其在洪水和热带风暴等快速起灾灾害中，风险感知、预警系统、既往灾害经历、家庭构成以及本地或远端社会网络强度共同影响疏散、临时流离失所或永久搬迁的可能性。
长期气候变化（温度和降水的渐进变化及海平面上升）通常通过经济和环境路径展开，逐步削弱农业生产力、水资源可用性和农村宜居性，从而增加流动压力，尤其是向城市或被认为提供更好就业前景、水安全或更稳定环境条件的地区流动。然而，证据也凸显了不流动陷阱（immobility traps）的存在——有限的财务资源、受限的信贷获取和强烈的地方依恋使家庭即使在环境退化严重时也无法搬迁。
气候灾害的影响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多重维度被过滤，并受社会经济、人口、农业与畜牧业、迁移相关、地理、环境、政治等多类因素塑造。脆弱性（vulnerability）被理解为受不利影响的倾向或 predisposition，由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构成。个体层面的人口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族裔身份、性取向）以及社会与认知条件（社会地位、教育）是脆弱性与韧性的核心要素；家庭与亲属因素（经历、价值观、角色、态度和可用信息）被视为决定脆弱性和迁移选择的关键因素；社区与制度层面的机会和约束通过影响对气候冲击的敏感性和韧性程度而在迁移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脆弱性动态与系统韧性（system resilience）概念密切相关。系统韧性指社会-生态、经济和制度系统吸收、适应并从外部冲击和压力中恢复同时维持核心功能和适应能力的能力。近期文献日益关注相互作用灾害和压力源随时间的累积与复合效应：海平面上升等缓发过程及其相关影响（如土壤盐渍化和海岸侵蚀）可能加剧洪水、气旋和风暴潮等极端事件的影响；冲突和健康危机等复合压力源可能放大或加剧气候影响。这些相互作用的风险可逐步侵蚀系统韧性，使影响从可逆转向不可逆，产生从自愿迁移和就地适应到流离失所、非自愿不流动和被困人口的广泛结果谱系。适应能力和发展干预（如灌溉扩展）可缓和这些趋势，而风险感知、对地方的情感和文化联系、对未来机会的预期以及社会资本均影响迁移的愿望、动机和感知可行性。
4 研究讨论
环境变化与人口流动之间最明显的关联体现在洪水、风暴、干旱及短期温度降水变化等短期气候事件中。洪水相关流动研究需更好地理解风险感知和政策干预如何影响流动模式，以及导致强迫流离失所的社会脆弱性。热带风暴研究需探索对流动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人力与社会网络在流动和不流动决策中的作用。评估短期温度降水波动的影响需通过地理比较分析以及政治、制度和社人口因素的进一步整合来实现。干旱研究日益需要揭示移居者与非移居者中的性别动态、应对复合风险并考虑非环境因素。
长期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可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使人们更易受其他极端灾害影响并最终引发新的流动，但这些关系目前尚不清晰。海平面上升-人口流动模型需更好地纳入盐水入侵和海岸侵蚀等灾害，并深入理解网络联系和地方依恋。在级联、相互作用和复合灾害的核算方面仍存在重要研究空白，包括多灾害依赖、灾害聚类和系统性风险，以及时间序列和滞后结构的检验。针对长期降水与温度变化，需开展针对老年人、儿童、女性和低收入人群等特定人口群体的研究。关于人们如何感知长期气候变化以及这些感知如何影响流动意愿，目前知之甚少，现有预测很少考虑适应能力和脆弱性。
文献以定义、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多样性为特征。人口（不）流动的非自愿性质常因缺乏定义共识而被忽视，难以区分自愿迁移、流离失所或有计划搬迁等不同流动形式及其潜在关联。国内人口流动也主要从适应和应对视角研究，而从生存、风险降低和韧性视角的探索仍存在显著空白。文献缺乏对气候、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动态、临界点和非线性过程的全面整体整合，也缺乏对社会性干预障碍和促进因素的纳入。学者们尝试通过将不同理论的要素结合为新的概念框架来克服这些结构性分歧，强调预期、应对、抵抗和从事件中恢复的能力，尤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如工资或收入差异、就业机会和资产获取），而对中观层面因素（如技术、社会网络和亲属关系）关注较少，且往往局限于特定案例研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整合人们的需求与能力以及愿望与动机，并将其转化为理论和概念框架。
5 结论
本文通过聚焦定量实证证据，综述了环境变化与国内人口流动关系的文献。灾害流动响应研究在地理上集中且以微观层面为主，短期天气冲击的证据远强于长期气候变化。中东和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地区以及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的实证研究较少。海平面上升及长期温度和降水变率的研究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其与短期天气冲击的复合和交互影响需进一步研究。现有流动概念缺乏广泛接受的定义共识，导致对自愿和非自愿流动全谱系的分类和视角各异，无法提供清晰全貌。分析表明，研究主要将流动框定为由变化的机会结构塑造的主动性响应，而反应性和管理性流动及不流动仍处于边缘地位。气候-流动关联最常被框定为条件性的，灾害被视为重塑机会结构，而非从建构性、确定性或中介性视角理解，凸显了对复合风险、临界点和非线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的必要性。理论框架将流动概念化为理性经济选择，往往忽视愿望、能力和动机以及制度和治理动态。文献表明气候灾害的影响通过不同渠道传导，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农业、资产暴露和社会网络，这些渠道与跨尺度的广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人们迁移或留守的能力与决策。综述存在若干局限性：仅关注同行评审文献可能引入发表和语言偏差；定性研究被排除在最终分析之外；纳入研究在方法论、时空尺度、流动定义、气候灾害、脆弱性维度和指标以及理论假设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限制了结果的可比性并导致领域内的分析碎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