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Global and Public Health》：The jingle jangle fallacy in digital well-being research is hindering scientific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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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传播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全球范围内正在讨论数字化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当前讨论尤其关注过度使用数字技术是否会对用户的心理幸福感及其潜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造成损害。该领域的文献难以把握，因为研究人员面临所谓的"叮当混淆谬误"（jingle
在心理学、传播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全球范围内正在讨论数字化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当前讨论尤其关注过度使用数字技术是否会对用户的心理幸福感及其潜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造成损害。该领域的文献难以把握，因为研究人员面临所谓的"叮当混淆谬误"（jingle jangle fallacy，即同一术语指代不同现象或不同术语指代同一现象的谬误）。例如，研究人员可能考虑研究（过度）技术使用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以揭示数字幸福感（digital well-being）这一复杂概念。然而，"过度技术使用"和"生活满意度"这两个关键术语可能以多种方式被概念化——有人可能将其理解为花费大量时间上网，而另一些人可能将其描述为成瘾性或强迫性上网行为（构成叮当谬误，即同一标签下存在不同理解）。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生活满意度的评估中，不同的评估方法可能被选用，部分研究人员甚至将无抑郁状态也视为有效的幸福感测量指标。叮当谬误（jingle fallacy）与混淆谬误（jangle fallacy）——后者指用不同术语描述同一现象，如在成瘾框架下评估技术使用却使用"问题性技术使用"或"成瘾性技术使用"等不同术语——共同导致该领域在数字变量操作化和幸福感变量操作化方面均面临严重困难。此外，数字幸福感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进一步阻碍了对技术使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全面理解。有学者提出数字幸福感可描述为"个体在移动连接带来的益处与弊端之间获得最佳平衡的主观体验"，但这一最佳平衡的具体内涵尚不明确。另有定义将数字幸福感指向数字技术对"信息社会中人类美好生活意义"的影响，或关注"数字媒体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未来研究人员需就调查工具的适当选择达成共识，从概念层面确定如何最佳测量幸福感或数字使用等构念。这并非易事，或许需要更大规模的专家小组对涉及数字幸福感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重要性排序。研究界还需思考：理解数字幸福感是否有必要直接采用心理病理学路径，还是应选择源自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研究导向路径？当论及数字幸福感时，是否必须直接触及抑郁或焦虑等人性阴暗面？抑或可以转而探索在仍花费时间使用平台或生活于数字互联社会中时，哪些措施能够改善幸福感？此外，问题性技术使用等研究方向或许应当被赋予不同的标签（如"数字非幸福感"，digital ill-being），以避免过度病理化（over-pathologizing）日常生活行为。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数字化深度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关于数字技术使用如何影响个体幸福感的讨论已在心理学、传播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广泛展开。当前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过度使用数字技术是否会对用户的心理幸福感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造成损害？然而，这一研究领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困境——"叮当混淆谬误"（jingle jangle fallacy）。该谬误包含两种形式：叮当谬误（jingle fallacy）指两个或多个截然不同的心理现象被错误地冠以同一术语，而混淆谬误（jangle fallacy）则指同一现象被以不同术语加以描述。这一命名与概念上的混乱严重阻碍了研究者精确回答"何为健康且有赋能作用的技术使用"这一核心问题。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该谬误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当研究者探究"过度技术使用"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时，"过度技术使用"可能被部分研究者理解为在线时长过长，而被另一些研究者界定为成瘾性或强迫性使用行为——同一标签下承载了不同的实质内涵（叮当谬误）。同样，在幸福感测量方面，不同研究者可能选用迥异的评估工具，甚至有人将无抑郁状态视为有效幸福感指标。尽管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存在反向关联，但二者分别植根于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和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传统，触及幸福感主题的路径截然不同。混淆谬误同样普遍：当研究者以成瘾框架评估技术使用时，却交替使用"问题性技术使用"（problematic technology use）或"成瘾性技术使用"（addictive technology use）等不同术语，而"问题性"一词的外延极为宽泛，甚至可能涵盖网络欺凌等其他行为。
更关键的是，数字幸福感（digital well-being）本身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这进一步加剧了该领域的研究碎片化。Vanden Abeele（2021）提出的定义将其描述为"个体在移动连接带来的益处与弊端之间获得最佳平衡的主观体验"，但这一最佳平衡如何界定和测量仍悬而未决。单纯以数字化与模拟化生活的时间分配来衡量显然不足，因为有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使用时长与幸福感之间仅存在弱关联。Büchi（2021）则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幸福感关注"数字媒体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将焦点从人与特定平台交互时的体验转移到信息社会中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层面。定义的多元并存虽然丰富了学术想象力，但也使得不同研究之间的对话与累积变得异常困难。
**二、研究的核心论点与重要意义**
本文并非实证研究，而是一篇具有纲领性质的学术评论。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数字幸福感研究领域中叮当混淆谬误的表现形式、产生机制及其消极影响，进而呼吁学界就核心构念的测量工具、操作化路径和命名规范达成共识。研究者指出，只有不同研究能够在彼此的基础上累积推进，科学才能真正取得进步。如果在数字幸福感的不同操作化方式之间缺乏协调，则实证洞见难以汇聚为系统性知识。因此，推动专家小组的形成以寻求共识，是加速该领域科学进展的关键举措。
**三、关键技术方法与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了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和文献批判性综述的方法。研究者对数字幸福感领域的关键术语——包括"过度技术使用""生活满意度""问题性技术使用""成瘾性技术使用"——进行了语义和操作化层面的辨析，揭示出叮当谬误与混淆谬误的具体实例。同时，研究者系统比较了多个有影响力的数字幸福感定义，包括Vanden Abeele（2021）的"最佳平衡"观、Floridi（原书《第四次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信息社会中人类美好生活"的论述，以及Büchi（2021）的"社会环境中主观幸福感"视角。通过这种多维度对照，研究者构建了一个数字幸福感复杂概念（digital well-being complex）的分析框架，揭示了该领域在变量操作化层面存在的系统性困难。
**四、主要分析内容与发现**
*数字幸福感复杂概念的图示解析*
研究者通过图示框架呈现了数字幸福感研究的复杂性：在左侧，数字幸福感研究的广阔领域被描绘为一个整体，其中个体的幸福感（常以不同方式操作化）可能与多种表型相关联，这些表型之间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相关，但并非同一构念。右侧上半部分描绘了当论及数字幸福感时，个体在数字生活与模拟生活之间取得成功平衡的状态；右侧下半部分则聚焦于个体与特定平台交互时的主观体验。这两种操作化路径代表了该领域内部不同的理论取向。
*定义分歧的深层剖析*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定义的分歧不仅在于表述方式，更在于理论焦点的根本差异。以"最佳平衡"为核心的定义侧重个体在数字与模拟领域之间的调节能力，而Büchi的定义则将数字条件视为整体社会环境的构成性要素，关注的是数字媒体无所不在的条件下个体幸福感如何形成。这意味着前者更强调个体层面的自我调控，后者则导向对社会结构性因素的考察。这种差异绝非语义之争，而是直接关乎研究设计的走向、测量工具的选择以及干预策略的制定。
*未来方向：寻求共识的可能路径*
研究者提出，学界首先需要就调查工具的选择达成共识。在概念层面，确定如何最佳测量幸福感或数字使用等构念是当务之急。考虑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研究者建议借助大型专家小组的力量，对涉及数字幸福感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重要性排序。一个关键问题是：理解数字幸福感是否有必要直接采用心理病理学路径，还是应选择源自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导向？换言之，是否必须直接触及抑郁或焦虑等消极心理维度，还是可以转而探索在数字技术使用的背景下提升幸福感的建设性措施？
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建议：那些聚焦于成瘾性技术使用、社交媒体与进食障碍等问题的研究或许应当被赋予不同的标签（如"数字非幸福感"，digital ill-being），以区别于更为广义的数字幸福感研究。这一提议触及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学术争议——消极情感的缺失是否等同于幸福感的获得。此外，研究者警告了使用既有问卷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应用广泛的卑尔根社交媒体成瘾量表（Bergen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cale，BSMAS）为例，该量表包含六项条目，以物质使用障碍的经典症状为框架评估社交媒体使用。然而最新证据表明，量表中的某些症状在迁移至社交媒体语境后与心理病理学并无实质性关联，直接使用该量表可能导致对日常行为（everyday life behavior）的过度病理化。
*指导未来评估的核心问题*
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可指导技术使用评估的结构化问题：所测量的是设备/应用群组/特定应用上的使用时长还是成瘾行为？所论及的是主动使用还是被动使用（如社交互动 vs. 被动浏览）？针对幸福感复合体，相应的关键问题包括：所测量的是生活满意度、情绪幸福感、负面情绪、抑郁状态，还是达到诊断标准的心理病理学？
**五、总结与结论**
综合来看，本研究认为数字幸福感复杂概念深受叮当混淆谬误的困扰。在缺乏统一性和理论框架的情况下，科学进展将举步维艰。只有当各项研究能够彼此借鉴、层层累积时，科学才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唯有通过正视数字幸福感复杂概念的不同操作化方式，并推动组建亟需的专家共识小组，该领域的科学进展才能得到实质性加速。这一呼吁不仅适用于数字幸福感研究本身，也足以引发所有关注新兴社会现象之学术命名规范的研究者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