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Digit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firm value: A resource orchestration perspective o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configurations in heterogeneous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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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悖论——即企业在数字技术上的大量投入未能带来预期价值的现象——对中小企业（SMEs）构成了重大挑战。尽管数字战略导向（DSO）被广泛认为至关重要，但其转化为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理解，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异质性背景下。本研究借鉴资源编排理论，考
摘要
数字化悖论——即企业在数字技术上的大量投入未能带来预期价值的现象——对中小企业（SMEs）构成了重大挑战。尽管数字战略导向（DSO）被广泛认为至关重要，但其转化为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理解，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异质性背景下。本研究借鉴资源编排理论，考察DSO如何通过四种不同的双元创新模式——利用式创新（exploitative）、探索式创新（exploratory）、平衡式双元创新（balanced）和组合式双元创新（combined）——提升企业价值。研究人员利用1668家中国上市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包括"小巨人"企业（LGEs）和"单项冠军"企业（SCEs），分别对各子样本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以提供关于DSO—创新—价值创造路径的分样本证据。结果表明，DSO在两组样本中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但中介创新组合存在差异。在LGEs（本研究语境中的资源约束—聚焦型中小企业）中，该效应主要通过利用式创新和平衡式双元创新发挥作用。在SCEs（本研究语境中的资源禀赋—开拓型中小企业）中，利用式创新、平衡式双元创新和组合式双元创新共同中介这一关系，而探索式创新并未成为主导路径。这些发现将资源编排理论拓展至数字战略领域，表明数字战略通过与企业初始条件相匹配的创新配置创造价值，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指导。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的持续扩张正在深刻影响全球中小企业的战略框架和运营模式。为应对这一趋势，中小企业正积极通过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重构竞争优势并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然而，随着数字化实践的深入，学术界和产业界日益关注一个被称为"数字化悖论"的现象：尽管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上投入巨大，许多中小企业却未能实现预期的生产率提升或商业价值，有时甚至遭遇组织刚性和资源约束。
这一持续存在的数字化悖论表明，数字价值创造并非技术采纳的线性结果，而是取决于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组织和战略机制。现有研究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缺口：第一，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数字化转型，但相当一部分仍将数字化主要视为技术或运营现象，强调数字工具、IT基础设施的采用或数字资源的积累，而忽视了数字化如何被战略性地引导和实施，其价值创造过程未得到充分解释。第二，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中小企业异质性，将其视为同质群体，掩盖了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关键差异，特别是企业资源基础和战略姿态作为初始条件的差异。
为弥补上述缺口，本研究采用资源编排理论作为主要分析视角。该理论强调，竞争优势不仅源于资源所有权，还源于管理者在时间维度上对资源进行结构化（structuring）、捆绑（bundling）和杠杆化（leveraging）的行动。本研究将数字战略导向（DSO）定义为一种战略驱动逻辑，解释中小企业如何优先配置数字资产、将其与现有能力整合，并使数字化努力与价值创造保持一致。研究进一步引入双元创新作为DSO转化为企业可持续价值的关键组织机制，并基于中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中的"小巨人"企业（LGEs）和"单项冠军"企业（SCEs）分类，考察不同中小企业类型下价值创造路径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本研究以2018至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最终获得1668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其中LGEs为963个，SCEs为705个，构成非平衡面板。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获取自巨潮资讯网及企业官方网站。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其一，企业价值以托宾Q值（TQ）衡量，计算公式为市场价值除以总资产。其二，数字战略导向通过年报文本分析测度，具体步骤包括：从巨潮资讯网批量下载年报PDF，使用Python工具提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对文本进行中文分词并去除停用词；基于涵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技术维度的关键词词典进行匹配计数；将总频次加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DSO的最终测度。其三，双元创新采用专利IPC分类回溯法测度，以国际专利分类（IPC）前四位代码区分探索式创新（AI_ory）和利用式创新（AI_ive），回溯窗口设为五年；平衡式双元创新（AI_bl）采用绝对差法反向编码测度，组合式双元创新（AI_cb）采用乘积法测度。研究分别对LGE和SCE子样本估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依据Baron和Kenny（1986）的逐步法检验中介机制。
三、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LGEs的TQ均值为2.202，SCEs的TQ均值为1.947；DSO均值在LGEs中为1.388，在SCEs中为1.248。在LGE子样本中，DSO与TQ（r=0.069, p<0.05）、AI_ive（r=0.207, p<0.01）、AI_bl（r=0.172, p<0.01）和AI_cb（r=0.121, p<0.01）正相关。在SCE子样本中，DSO与TQ（r=0.067, p<0.01）及全部四种双元创新模式正相关（r介于0.085至0.303之间）。
假设检验。 基于LGEs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DSO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070, p<0.05），支持H1；DSO对AI_ive（系数0.167, p<0.01）、AI_bl（系数0.201, p<0.01）和AI_cb（系数0.177, p<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AI_ory的影响不显著，部分支持H2；AI_ive（系数0.098, p<0.05）和AI_bl（系数0.085, p<0.05）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AI_ory和AI_cb的效应不显著，部分支持H3；在加入中介变量后，DSO对TQ的系数在AI_ive和AI_bl模型中有所下降但仍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SCEs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DSO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091, p<0.01），支持H1；DSO对全部四种双元创新模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包括AI_ory（系数0.046, p<0.10）、AI_ive（系数0.364, p<0.01）、AI_bl（系数0.360, p<0.01）和AI_cb（系数0.417, p<0.01），支持H2；AI_ory（系数0.083, p<0.10）、AI_ive（系数0.103, p<0.01）、AI_bl（系数0.076, p<0.01）和AI_cb（系数0.064, p<0.05）均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支持H3；在加入中介变量后，DSO对TQ的系数在AI_ive、AI_bl和AI_cb模型中均有所下降但仍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异质性路径分析。 综合两个子样本的结果，LGEs中DSO主要通过利用式创新和平衡式双元创新影响企业价值，支持H4a；SCEs中利用式创新、平衡式双元创新和组合式双元创新共同中介DSO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探索式创新未成为主导路径，部分支持H4b。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资源编排理论拓展至数字战略领域，从创新机制视角为理解数字化悖论提供了过程导向的解释，弥补了现有研究过度关注技术采纳或资源存量而忽视数字价值创造机制的不足。第二，将双元创新置于DSO价值转化链中，系统考察不同类型创新在数字环境中的中介作用，推进了对数字情境下组织双元创新机制的理解。第三，从中小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证明DSO转化为企业价值的机制具有类型依赖性，为数字战略何时以及对哪些企业最有效提供了更清晰的答案。
研究结论表明：DSO在两类中小企业中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但中介创新组合因企业类型而异。在资源约束—聚焦型中小企业（LGEs）中，DSO主要通过利用式创新和平衡式双元创新创造价值；在资源禀赋—开拓型中小企业（SCEs）中，利用式创新、平衡式双元创新和组合式双元创新共同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发现表明，数字战略的价值创造依赖于与企业初始条件相匹配的创新配置，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实践指导。该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