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matological Oncology》:Real-World Determinants of Treatment Selection in Frontline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The FIRST-CL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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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靶向药物可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的一线治疗,然而由于缺乏成熟的头对头比较研究,治疗选择颇具挑战。这项前瞻性、多中心FIRST-CLL研究评估了意大利真实世界中一线治疗方案的分配情况,以及
多款靶向药物可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的一线治疗,然而由于缺乏成熟的头对头比较研究,治疗选择颇具挑战。这项前瞻性、多中心FIRST-CLL研究评估了意大利真实世界中一线治疗方案的分配情况,以及生物学、临床、后勤和患者相关因素对一线方案选择的影响。研究纳入来自13个中心、285例启动一线治疗的连续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SLL)患者。治疗医师使用5分相关性评分(relevance score)对指导治疗选择的预设变量进行评级。总体而言,116例患者(41%)接受连续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Bruton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BTKi)治疗,114例(40%)接受伊布替尼联合维奈克拉(ibrutinib plus venetoclax, IV)治疗,55例(19%)接受维奈克拉联合奥妥珠单抗(venetoclax plus obinutuzumab, VO)治疗。连续BTKi更常被开具给年龄较大和合并症较多的患者,而IV则优先用于较年轻的个体。TP53异常与BTKi的使用相关,而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immunoglobulin heavy chain variable region, IGHV)突变状态在接受VO的患者中较为常见。根据相关性评分,年龄、治疗时长和给药途径以及患者偏好是影响治疗选择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合并症负担额外指导了BTKi的处方决策,而分子特征在固定疗程方案的选择中更为重要。该研究对前线CLL治疗决策驱动因素提供了真实世界的定量评估,为解读临床决策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框架。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的治疗格局近年来发生了深刻变革,多种口服、免化疗免疫治疗的药物已可用于一线治疗。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Bruton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BTKi)——包括伊布替尼及新一代药物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需持续给药直至疾病进展或不耐受,而抗Bcl-2药物维奈克拉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奥妥珠单抗则提供为期一年的固定疗程替代方案。近期,伊布替尼联合维奈克拉(ibrutinib plus venetoclax, IV)已被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作为治疗初治CLL患者的另一固定疗程选择。
尽管治疗进展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但也带来了治疗选择的复杂性:临床医师需在缺乏成熟优效性比较数据的情况下,在多种高效方案中做出选择。选择最佳一线方案需要平衡多方面因素,包括CLL生物学风险特征、方案特异性毒性、患者体能状况与合并症、后勤考量以及患者偏好。其中某些因素已有充分循证依据,而另一些则较为主观,在不同临床医师和临床情境中的重要性可能存在差异。生物学风险分层在治疗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TP53异常和IGHV状态是公认的预后因素,可指导连续治疗与固定疗程策略之间的选择。治疗相关毒性同样影响治疗决策,尤其是BTKi的心血管毒性和以维奈克拉为基础方案的肿瘤溶解综合征(tumor lysis syndrome, TLS)风险。在常伴有合并症和多重用药的老年人群中,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尤为关键。此外,连续BTKi与固定疗程维奈克拉方案在给药方案和监测要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带来额外的后勤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考量。然而,关于临床医师在选择CLL一线治疗时如何权衡这些因素,以及不同方案之间的优先顺序存在何种差异,真实世界证据仍然有限。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描述意大利多个中心CLL一线治疗的真实世界分配情况,并量化临床、生物学、后勤和患者相关参数在医师治疗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方法**
本研究为在意大利开展的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为根据IWCLL 2018标准具有启动一线治疗指征的连续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SLL)患者,入组患者于2024年2月至2025年7月期间在临床试验之外启动治疗,接受意大利国家卫生系统批准并报销的免化疗方案。治疗决策由治疗医师在常规临床诊疗中确定,不受研究参与的影响。通过病历审查记录基线的社会人口学、临床和预后特征。对每例患者,治疗医师采用五分制评分(相关性评分,1=不相关至5=非常相关)评估预设参数在指导治疗选择中的感知重要性,参数包括预后特征、TLS风险、淋巴结大小、患者年龄与合并症、合并用药、给药途径和时间安排、患者偏好及该中心方案的可用性。统计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9.0.1.0软件,连续变量根据分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分类变量使用Pearson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三、研究结果**
**3.1 年龄**
接受连续BTKi的患者显著年长于接受固定疗程方案的患者(中位年龄:BTKi为79岁,IV为66岁,VO为70岁;两组比较p<0.001),IV组与VO组之间也存在显著年龄差异(p=0.031)。相应地,IV是70岁以下患者最常用的方案(80/131,62%),而80岁以上患者首选连续BTKi(50/56,89%;其中阿可替尼27例,泽布替尼23例)。
**3.2 分子预后特征**
TP53异常[即del(17p)和/或TP53突变]和IGHV突变状态的分布在不同治疗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BTKi队列富集了携带TP53异常的患者,而在VO队列中,大多数患者(75%)为IGHV突变状态。在TP53异常患者中(n=24),多数接受泽布替尼(n=14,58%),7例(29%)接受阿可替尼,3例(13%)接受IV方案。携带IGHV未突变状态的患者(n=151)优先接受含BTKi的方案(连续BTKi,n=77,51%;IV,n=60,40%;VO,n=14,9%)。
**3.3 淋巴结大小和TLS风险**
总体队列中,44%的患者存在≥5cm的淋巴结,绝大多数患者(89%)的TLS风险为中或高风险。上述特征在各治疗组间的分布无显著差异。
**3.4 合并症和伴随治疗**
通过累积疾病评定量表(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 CIRS)评估患者体能状况,结果显示BTKi治疗患者的合并症负担显著高于IV组(p<0.001),而IV与VO之间、VO与BTKi之间未见显著差异(中位CIRS评分:总体4;BTKi 5;IV 3;VO 4)。高血压患者(n=130)更常接受第二代BTKi(54%),而IV(33%)和VO(12%)在此亚组中使用较少(p<0.001)。有心脏心律失常病史的患者(n=33)呈现相似模式(p=0.002),受影响个体更常接受第二代BTKi(54%)或VO(33%),较少使用IV(12%)。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患者(n=42)更常接受连续BTKi(62%),较少接受IV(19%)或VO(19%)(p=0.008)。在伴随用药方面,直接口服抗凝药(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 DOAC)的使用与治疗选择显著相关(p=0.001),DOAC治疗患者中泽布替尼使用频率更高(43%)。接受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最常接受VO(46%)或连续BTKi(45%)(p=0.044)。
**3.5 社会人口学特征**
工作状态在各治疗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在职患者(n=103)主要接受IV治疗(66%),而退休或失业患者(n=182)更常接受连续BTKi(58%)。相比之下,照护者可及性各治疗组间无显著差异。
**3.6 医师评分的治疗选择决定因素**
从整体队列来看,患者年龄、给药途径和时间安排以及患者偏好是治疗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平均相关性评分分别为3.37、3.47、3.45和3.13),而TLS风险和合并用药的影响最小(平均相关性评分分别为1.89和1.88)。分组分析显示,年龄、口服给药和患者偏好是连续BTKi队列中最相关的决定因素(平均相关性评分分别为3.36、3.82和3.28)。在以维奈克拉为基础的方案中,高风险因素(TP53异常和IGHV状态/其他FISH异常)的存在与否、年龄和固定疗程安排是关键决定因素(IV组平均相关性评分分别为3.22、3.11、3.26和4.61;VO组分别为3.40、3.36、3.66和4.28)。比较治疗组间发现,TP53异常和IGHV状态/其他FISH异常在BTKi队列中的决策重要性显著低于IV(p<0.001)和VO(p<0.001),而IV与VO之间无显著差异。后勤因素方面,治疗时长在BTKi组的相关性评分显著低于IV和VO(平均相关性评分:BTKi 1.91,IV 4.61,VO 4.28;p<0.001),而给药途径在VO组的相关性评分显著低于IV和BTKi(平均相关性评分:BTKi 3.82,IV 3.76,VO 2.11;p<0.001)。患者偏好在选择BTKi时的重要性显著高于VO(p=0.040)。
**四、讨论与结论**
本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提供了意大利常规CLL实践中一线治疗决策的当代见解。在一个拥有多种高效免化疗免疫治疗选择的治疗格局中,治疗分配并非纯粹基于疗效参数,而是反映了生物学风险、合并症负担、后勤限制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考量之间细微的、方案特异性的整合,而非依赖单一主导性决定因素。
生物学风险分层是治疗选择的关键决定因素。对于TP53异常的CLL,现有证据提示BTKi较以维奈克拉为基础的方案更能改善预后。与欧洲指南建议一致,本研究中携带TP53异常的患者优先接受连续BTKi,尤其是泽布替尼。IGHV突变状态同样具有预后意义,未突变IGHV与固定疗程维奈克拉方案的不良预后相关。本研究中VO主要用于IGHV突变状态的患者,符合2024年ESMO建议。相关性评分分析确定TP53状态是选择连续BTKi和避免固定疗程策略的主要驱动因素,而IGHV状态/其他FISH异常主要影响VO的选择。
年龄和合并症负担是治疗分配的其他相关决定因素。GLOW研究的数据提出了IV方案在合并症负担较高患者中的安全性担忧。本研究中老年人群优先接受连续BTKi,这些方案在CIRS评分较高和合并症较多的患者中也受到青睐。心血管疾病患者中BTKi的频繁使用支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不再被视为BTKi治疗的绝对禁忌。伴随用药的评估强化了这一解读:DOAC或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并不妨碍BTKi处方,提示对第二代BTKi安全性信心的增强。
后勤因素方面,固定疗程与连续治疗方案的时间安排以及给药途径是治疗决策中评分最高的因素,尤其对固定疗程方案而言。连续BTKi通常与较低的医院就诊负担相关,而药物经济学数据显示固定疗程VO完成后医疗费用显著下降。患者相关变量在整个队列的治疗选择中排名靠前,与离散选择实验和以医师为中心的分析结果一致。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包括:治疗分配非随机化、相关性评分的主观性、单一国家医疗系统内进行、亚组分析样本量较小、缺乏多变量建模以及未描述临床结局。
总之,当代CLL管理日益以方案特异性优先级排序为特征,而非统一算法。真实世界决策数据与基于结局证据的整合,可能是完善个体化治疗策略和为未来CLL指南提供信息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