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luenza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Chest Circumference, Stature and Body Mass Index as Determinants of 1918 Influenza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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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翻译
背景:人体测量学特征已被确认为慢性疾病的决定因素,但其在历史大流行期间影响传染病结局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探索。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肥胖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严重疾病风险因素出现,这引发了关于体格和营养状态是否在历史上一直影响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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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人体测量学特征已被确认为慢性疾病的决定因素,但其在历史大流行期间影响传染病结局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探索。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肥胖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严重疾病风险因素出现,这引发了关于体格和营养状态是否在历史上一直影响大流行结局的疑问。
方法:本研究利用新建造并验证的澳大利亚帝国部队(AIF)、加拿大远征军(CEF)和新西兰远征军(NZEF)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人员队列(N = 1444),首次对1918年大流行期间体型与流感严重程度进行了大规模、系统性的分析。
结果: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较大的胸围与死亡几率降低相关(每增加1-cm的比值比[OR]为0.90,95% CI 0.81–0.99)。体质指数(BMI)与死亡率呈非线性关联,BMI值低于22 kg/m2与死亡几率显著降低相关。AIF成员的住院时长较短(比率[RR] 0.61,95% CI 0.54–0.70),而年龄和身高的增加与较长住院时间呈非线性关联。BMI与住院时长无关。
结论:人体测量指标与1918年大流行期间的流感结局相关,尽管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这些结果凸显了将人体测量和营养因素纳入现代大流行防范框架的持续必要性,特别是当全球人口继续面临营养不足和肥胖的重叠负担之际。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流感A型病毒是人类重要病原体,引起周期性季节性流行和偶发大流行。自1900年以来已发生四次大流行(1918年、1957年、1968年和2009年),每次在发病机制、死亡率和流行病学特征上各有不同。2009年大流行期间,肥胖被确认为独立的宿主风险因素,引发了对人体测量学特征与流感结局之间潜在关系的关注。然而,此类关联是否存在于更早的大流行中,抑或仅局限于现代普遍肥胖的背景下,尚不清楚。
人体质量与呼吸道感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社区获得性肺炎中,肥胖个体尽管住院率和合并症发生率较高,却可能表现出更好的短期生存率,这一现象被称为“肥胖悖论”。继发性细菌性肺炎是流感大流行死亡率的主要贡献因素,包括1918年大流行在内,这表明过量体质量可能具有情境依赖性效应。因此,人体测量学特征与大流行性流感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不能想当然地推定,需要在历史与流行病学背景下进行实证研究。
人体测量学指标提供营养状态的间接指示,反映影响宿主感染抵抗力的长期营养、发育和社会经济暴露。营养不足可能表现为消瘦、发育迟缓或体重过轻,而营养过剩通常表现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定义为体质指数(BMI)≥ 30 kg/m2。BMI仍是广泛使用但并非完美的人群水平测量指标;身高提供早期生活营养和发育迟缓的代理指标;胸围在历史上用于评估体格、肺活量和整体健康状况。腰围虽然在当今被广泛用作中心性肥胖的标志物,但在20世纪的医学检查中很少被记录,在历史征兵记录中基本缺失。
以往关于人体测量学特征与1918年流感死亡率关系的历史研究很少。对新西兰士兵和阿拉斯加平民的分析报告了胸围或BMI的孤立关联,但受限于样本量、横断面数据或仅关注单一指标。1918年大流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WW1)的重叠产生了丰富且标准化的军事记录,使得能够对身高、BMI和胸围进行详细的纵向分析。
WW1军事队列由接受标准化医学评估的相对健康的年轻成年男性组成。士兵主要为20–40岁,这一年龄组在大流行期间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且经历了大致相似的暴露风险和治疗方法。这些特征使军事记录在评估人体测量学特征如何在可比条件下影响流感结局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提供了平民来源无法获得的见解。
基于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均与呼吸道感染不良结局相关的证据,研究人员假设反映体型极端的身体测量指标与1918年大流行期间严重流感结局风险增加相关。鉴于继发性细菌性肺炎的作用,较高的BMI也可能与疾病严重程度降低相关,与其他呼吸道感染中观察到的情境依赖性效应一致。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利用澳大利亚帝国部队(AIF)、加拿大远征军(CEF)和新西兰远征军(NZEF)的WW1军事记录验证数据库,对人体测量学特征作为1918年大流行性流感宿主风险标志物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纵向分析。研究识别出胸围、身高和BMI与1918年大流行性流感严重程度相关的证据。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包含AIF、CEF和NZEF三个军事队列的纵向数据库(N = 1444)。AIF士兵从AIF项目识别,人员记录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获取;CEF住院记录通过筛选安大略省地区级入院和出院登记簿并与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人员记录交叉比对获得;NZEF士兵从NZEF项目识别,人员记录从新西兰档案馆获取。纳入标准为1917年10月后入伍、入伍时有体重记录、首次流感样疾病(ILI)住院发生在入伍后180天内。身高和体重用于计算BMI(kg/m2),胸围从英寸转换为厘米。数据分析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BMI采用4自由度的自然三次样条)建模首次大流行ILI住院期间的死亡,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建模住院时长(LOS),年龄采用三次多项式、身高采用二次多项式建模。数据库经过系统质量控制,包括重复条目和缺失值去除、异常值识别,转录准确性通过重新转录100份随机抽样记录评估,估计错误率为0.2%。
四、研究结果
队列特征:最终分析队列包含1015名军事人员(平均年龄23.6岁,标准差[SD] 5.8;平均BMI 21.3 kg/m2,SD 2.2)。大多数在加拿大(62.3%)或澳大利亚(36.9%)部队服役,主要为步兵(61.7%),几乎全部以士兵军衔入伍(98.1%)。服役期间个体平均经历1.7次住院(SD 1.0),平均住院20.8天(SD 26.9)。首次大流行ILI住院期间死亡54人(5.3%)。
胸围与死亡率:多变量逻辑回归显示,较大的放松状态胸围与死亡几率降低相关,每增加1-cm对应的比值比(OR)为0.90(95% CI 0.81–0.99,p = 0.037),表明胸围每增加1-cm死亡几率降低10%。部队类型强烈预测死亡率,服务和支援部队风险最高(OR 8.89,95% CI 3.71–21.28,p < 0.001),铁路、运输和林业部队也与死亡几率增加相关(OR 4.37,95% CI 1.06–17.95,p = 0.041)。年龄、身高和部队来源未观察到明确关联。
BMI与死亡率:BMI与死亡风险呈非线性关联。低于22 kg/m2参考值的BMI具有保护作用(OR < 1),而较高BMI值趋向于死亡几率增加,但置信区间变宽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住院时长:AIF服役与相对于CEF较短的住院时间相关(RR 0.61,95% CI 0.54–0.7,p < 0.001),较大的放松状态胸围与较短住院时间弱相关(每增加1-cm的RR 0.98,95% CI 0.97–1,p = 0.03)。BMI与住院时长无关(RR 1.02,95% CI 0.98–1.05,p = 0.35)。年龄和身高与住院时长呈非线性关联,在分布极端处不确定性增加。
BMI变化(ΔBMI):仅因大流行ILI住院的个体与另有额外非大流行感染性住院的个体之间ΔBMI无差异(Wilcoxon W = 27,229,p = 0.725)。然而,多次住院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ΔBMI值(Wilcoxon W = 28,406,p = 0.016),且比单次住院个体更可能经历净BMI增加(χ2 = 13.22,df = 2,p = 0.00135)。ΔBMI与累计住院时间无关(Spearman ρ = ?0.03,p = 0.908),但较长住院更倾向于发生在军事服务临近结束时期(Spearman ρ = ?0.152,p < 0.001)。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较大的放松状态胸围一致预测较低的死亡几率,这与Summers等人(2014)报告最大胸围与风险增加相关的发现形成对比,可能归因于测量方式、队列构成、服役时长和统计方法的差异。身高与较长住院相关但与死亡率无关,反映其作为长期发育代理指标而非直接生理决定因素的作用。BMI与死亡率呈非线性关联,较低BMI值与死亡几率降低相关,较高BMI值趋向于死亡几率增加,与脂肪组织与炎症和抗病毒反应受损相关的证据一致,但上端关联未达统计学显著性。该队列中肥胖(BMI ≥ 30 kg/m2)罕见,反映人群规范和军事体能要求。部队类型强烈预测死亡率,服务和支援角色风险最高,可能反映选择效应、暴露差异或医疗可及性差异。ΔBMI分析显示多次住院个体更可能经历净BMI增加,但ΔBMI与累计住院时长或大流行ILI严重程度无关。WW1军事队列的独特性——大规模、标准化、跨国数据集,涵盖相对同质暴露风险、口粮和医疗护理下的年轻成人——使得能够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中分离人体测量学影响。研究局限性包括:历史记录可能包含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ILI住院期间死亡罕见导致置信区间宽泛;部分个体入伍时尚未完成线性生长;严重肥胖罕见限制上端BMI范围的统计功效;人体测量指标相对于现代代谢或身体成分评估是粗略的营养和健康代理指标;疾病结局分类依赖广泛的历史术语可能捕获非流感呼吸道感染;发现不能推广至女性、儿童、老年人或平民男性;无法排除既往疾病、微量营养素缺乏和既往疾病的残余混杂。
结论翻译:这些发现表明,特定的人体测量指标与WW1军事人群中1918年大流行期间严重流感结局相关。体型和体格对严重程度的异质性有所贡献,且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现代大流行防范框架应考虑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的重叠脆弱性,以及年龄、合并症和其他宿主因素。未来工作应将分析扩展到不同年龄组的平民人群和多次大流行,以确定人体测量决定因素是否在不同病毒和营养背景下重现。实验模型对于定义体格、营养和免疫之间的机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