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Survival among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associate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in the Australian scleroderma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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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翻译
**背景与目的**:系统性硬化症(SSc,硬皮病)患者可发生肺动脉高压(PAH),后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旨在通过澳大利亚硬皮病队列研究(ASCS)评估SSc相关PAH(SSc-PAH)的严重程度、治疗策略及生存率。
**方法**:
# 摘要翻译
**背景与目的**:系统性硬化症(SSc,硬皮病)患者可发生肺动脉高压(PAH),后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旨在通过澳大利亚硬皮病队列研究(ASCS)评估SSc相关PAH(SSc-PAH)的严重程度、治疗策略及生存率。
**方法**:在符合2013年美国风湿病学会/欧洲抗风湿病联盟(ACR/EULAR)定义的SSc患者中,PAH定义为平均肺动脉压(mPAP)≥20 mmHg、肺动脉楔压(PAWP)≤15 mmHg且肺血管阻力(PVR)>2 WU。采用描述性统计比较有无PAH患者的特征,以及2014–2020年与2007–2013年新发PAH患者的特征。采用Kaplan-Meier法和多变量Cox回归模型评估生存率。
**结果**:在1612例患者中,71例(4.4%)在2024年2月13日审查日期前发生新发PAH。在后期时代(2014–2020年),PAH诊断后首12个月内接受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PDE5i)单药治疗的患者显著增多(30例(63.8%) vs 6例(25.0%),P = 0.002)。双联疗法(任何内皮素受体拮抗剂(ERA)联合任何PDE5i)在后期时代更为常见(26例(55.3%) vs 4例(16.7%),P = 0.002)。2007–2013年间诊断为PAH的患者1年、3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67%、87.50%和56.88%;2014–2020年间诊断的患者分别为100.00%、77.62%和48.98%(P = 0.414)。
**结论**:尽管在近期时代双联疗法使用增加,研究人员在队列中未观察到SSc-PAH总生存率有显著改善。该队列的1年、3年和5年死亡率与其他当代SSc-PAH队列报告的结果相当。
# 论文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系统性硬化症(SSc,也称硬皮病)是一种以皮肤和内脏器官纤维化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肺动脉高压(PAH)是SSc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在SSc患者中的患病率至少为10%,年发病率约为0.61例/100患者年,且长期以来一直是SSc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过去十余年间,SSc-PAH领域在早期筛查识别、风险分层以及管理策略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通过年度筛查实现早期识别被认为与改善生存率相关,而来自多个治疗药物类别的联合治疗(即双联疗法)同样被证实可带来生存获益。
然而,不同国际队列的报告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美国PHAROS注册研究显示SSc-PAH患者生存率随时间推移有所改善,其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95%和63%;但Johns Hopkins肺动脉高压中心注册研究却显示该中心SSc-PAH患者的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基本稳定,分别为91%、74%和60%,这引发了学界对"早期检测和更积极治疗是否真正带来了预期改善"的质疑。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治疗可及性也在发生重大变化:2014年4月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TGA)批准注册了Macitentan,但直至2019年11月,药品福利咨询委员会(PBAC)才批准对世界卫生组织(WHO)功能分级III/IV级的PAH患者提供双联疗法的政府补贴。此外,该研究期间还涵盖了PAH血流动力学定义的更新——2019年国际上将诊断标准中mPAP阈值从≥25 mmHg降低至>20 mmHg。
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利用澳大利亚多中心大样本队列数据,描述按照最新血流动力学定义的新发SSc-PAH患者的生存率,并分析2007–2013年与2014–2020年两个时代之间治疗策略使用的趋势变化及生存结局差异。
## 二、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基于澳大利亚硬皮病队列研究(ASCS)——一项始于2007年的多中心注册研究,每年对入组SSc患者进行标准化随访,包括临床检查、患者报告结局评估、血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反映心室壁张力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呼吸功能测试(RFT)及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筛查,所有数据记录于专用数据库。研究纳入符合2013年ACR/EULAR SSc分类标准的患者,新发PAH定义为mPAP ≥20 mmHg、PAWP ≤15 mmHg且PVR >2 WU(和/或mPAP ≥25 mmHg且PVR数据缺失),且排除首次注册访视时已存在PAH的患者。为确保研究人群的同质性,仅纳入曾接受过任何肺动脉高压(PH)特异性治疗的患者。患者特征比较采用Student t检验(正态分布变量)、Wilcoxon秩和检验(非正态分布变量)及卡方检验(分类变量)。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并构建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分别纳入和不纳入治疗数据)。死亡数据来自ASCS数据库(由主治医师记录死因)并与澳大利亚国家死亡指数交叉核对,死因分为全因死亡和PAH相关死亡(定义为任何心肺原因导致的死亡)。
## 三、研究结果
**(一)队列总体特征与PAH相关因素**
自2007年至2024年2月13日审查日期,ASCS数据库共纳入1612例符合SSc分类标准的患者,其中71例(4.4%)发生新发PAH。与无PAH患者相比,PAH患者年龄更大(61.03岁 vs 57.43岁,P = 0.014),从首次非雷诺现象表现起算的SSc病程更长(16.92年 vs 13.92年,P = 0.003),弥漫性皮肤型SSc比例更高(38.6% vs 26.0%,P = 0.020),最高记录的改良Rodnan皮肤评分也更高(12.00 vs 8.00,P < 0.001)。PAH患者中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HRCT)检出间质性肺病(ILD)的频率显著高于无PAH者(50.7% vs 26.6%,P < 0.001),但两组在ILD严重程度分级上无显著差异。PAH患者的血管性SSc表现(指端溃疡、指尖凹陷性瘢痕、毛细血管扩张)更为常见,过去12个月内住院过夜的比例也显著更高(81.7% vs 56.1%,P < 0.001)。两组在自身抗体谱方面无显著差异。
**(二)两个诊断时代的PAH特征比较**
2007–2013年间诊断为PAH的患者为24例,2014–2020年间为47例。两组中大多数患者的mPAP ≥25 mmHg(87.5% vs 95.7%,P = 0.199),仅有少数病例因采用mPAP ≥20 mmHg的新定义而被额外纳入(各为3例和2例)。2007–2013年诊断的患者SSc病程更长(20.43年 vs 16.51年,P = 0.073),但两组在PAH诊断时的WHO功能分级、6分钟步行距离(6MWD)、血清NT-proBNP水平、HRCT上ILD的频率和严重程度、RFT参数(FVC%预测值和校正DLCO%预测值)以及TTE和右心导管检查(RHC)的血流动力学参数方面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心血管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病史)的频率在两个时代之间也无差异。
**(三)PH特异性治疗策略的变迁**
治疗策略在两个时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在PAH诊断后首12个月内,2014–2020年时代接受PDE5i单药治疗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2007–2013年时代(63.8% vs 25.0%,P = 0.002)。双联疗法(任何ERA联合任何PDE5i)的使用频率在后期时代大幅增加(55.3% vs 16.7%,P = 0.002)。就具体药物而言,Macitentan的使用在后期时代显著增多(68.1% vs 0.0%,P < 0.001),而Sitaxsentan和Ambrisentan的使用则相应减少。抗凝治疗的使用频率在两个时代之间无显著差异。
**(四)不同初始治疗策略的患者特征**
将两个时代的患者合并并按初始治疗策略分组后,研究人员发现接受PDE5i单药治疗的患者校正DLCO%预测值最低(24.63%),6MWD也最低(217.50 m),提示该组患者的病情可能更为复杂。接受双联疗法的患者mPAP最高(33.00 mmHg),显著高于其他治疗组(P = 0.022)。TTE参数和心血管合并症在不同治疗组间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PDE5i单药治疗组ILD发生率较高(83.3%)且心血管疾病合并症比例较高(33.3%),虽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提示治疗选择可能受到合并症的影响。
**(五)生存分析**
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2007–2013年诊断的PAH患者1年、3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67%、87.50%和56.88%;2014–2020年诊断的患者分别为100.00%、77.62%和48.98%,两组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414)。心脏原因死亡率的分析同样未显示两个时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007–2013年时代1年、3年和5年心脏原因生存率分别为91.67%、87.50%和56.88%,2014–2020年时代分别为100.00%、78.54%和56.20%(P = 0.855)。单变量分析显示,接受过任何ERA治疗的患者死亡率降低(HR 0.26,95% CI 0.09–0.78,P = 0.016)。然而,在多变量Cox回归模型中,经PAH严重程度预后标志物(WHO功能分级III/IV级、DLCO、PAH诊断时6MWD)调整后,未观察到单药治疗与双联疗法之间的生存差异(HR 0.97,95% CI:0.25–3.71,P = 0.962),也未观察到两个诊断时代之间的生存差异。
##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本项澳大利亚多中心队列研究中观察到,从2007–2013年到2014–2020年,新发SSc-PAH患者的生存率无显著改善。这一发现与法国多中心SSc队列的研究结果一致——该法国队列在2006–2011年与2012–2017年间同样未观察到总生存率的显著改善(尽管法国研究组在年龄≤70岁的亚组中观察到了生存改善,但本研究的分析未能重复这一发现)。两个诊断时代在PAH诊断时的基线特征(包括WHO功能分级、6MWD、NT-proBNP等核心预后变量)无显著差异,提示ASCS自2007年建队以来持续实施的年度PAH筛查策略,使得两个时代在PAH诊断时的血流动力学严重程度相近,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未观察到生存率随时间推移而改善。
治疗策略方面,近期时代接受双联疗法和PDE5i初始治疗的患者显著增多,反映了国际指南的推荐和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政策的推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双联疗法的患者基线预后特征较差(6MWD更低、DLCO更低、mPAP更高),提示临床实践中倾向于对重症患者采取更积极的联合治疗策略。研究人员此前发表的一项将澳大利亚队列与新加坡SSc患者队列合并分析的研究曾显示,在经基线及首次随访时的风险分层(高危/中危/低危)调整后,双联疗法可降低死亡率。本研究因未进行风险分层调整,可能是未能展示双联疗法生存获益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2019年11月前澳大利亚PBS对双联疗法的资助有限,仅有预后因素较差的患者可通过慈善途径获得双联疗法,这种历史治疗偏倚也可能影响生存比较的结果。
在局限性方面,2014–2020年队列的随访时间相对有限,可能不足以充分评估近期治疗策略变化的远期生存影响。此外,研究人员推测COVID-19疫情期间RFT、TTE和RHC的可及性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干扰了2014–2020年队列的分析。
**研究结论**:虽然在队列中未观察到SSc-PAH总生存率或心脏相关死亡率的显著改善,但该队列的1年、3年和5年死亡率与其他国际SSc-PAH队列报告的结果相当。令人欣慰的是,双联疗法的使用频率已显著增加,这反映了临床实践对国际管理指南的积极响应,并得益于政府资助的治疗药物可及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