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Beyond a Technocentric Transition: A Diverse Economie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Justice in Circular Economy Busines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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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由资本中心主义（capitalocentric）、技术中心主义（technocentric）和生态现代主义（eco-modernist）话语主导，因其对社会维度及可能性空间的考量有限，存在使系统性不正义长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由资本中心主义（capitalocentric）、技术中心主义（technocentric）和生态现代主义（eco-modernist）话语主导，因其对社会维度及可能性空间的考量有限，存在使系统性不正义长期存续的风险。本研究探讨社会正义如何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外被嵌入循环商业模式（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CBMs）——即循环经济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而资本主义企业历来是CBM文献关注的焦点。基于对55篇文章的系统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并以多样经济体（diverse economies, DE）框架为理论支撑，研究人员构建了一套有助于企业维护认知正义（recognition justice）、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干预措施清单。基于这些干预措施嵌入商业模式的程度（作为附加项的正义vs.作为设计原则的正义）及其对主流资本主义范式的偏离程度所进行的分析，揭示了企业在系统层面推动公正结果所隐含采用的策略类型学。本文还描述了若干结构性条件，这些条件驳斥了“企业层面的正义干预会自动转化为理想的系统层面结果（即解决系统性不正义）”这一假设。通过将多样经济体框架与社会正义框架相结合来分析CBM，有助于研究人员承认更多元的经济与企业活动是合法的，质疑企业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实现系统性变革的程度，并（重新）激发战略管理文献所呼吁的微观与宏观分析层面的连接。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因其兼具经济繁荣与可持续性的潜力而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循环商业模式（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CBMs）被定义为“循环、延长、强化和/或非物质化物质与能源回路，以减少组织系统的资源投入以及废物和排放泄漏的商业模式”，被视为实现循环经济主流化的关键手段。然而，主流循环经济话语深受技术中心主义（technocentric）和生态现代主义（ecomodernist）观点影响，主张通过技术和材料效率实现负面生态影响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这类观点往往突出经济与环境维度，却相对忽视可持续性的社会维度。
这一“资本中心主义”（capitalocentric）经济观产生双重效应：其一，仅承认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与实践（雇佣劳动、商品生产、私营企业、私有财产和机构金融）具有价值；其二，由于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其他经济活动被视为难以想象的替代方案，而对资本主义实践的小幅改革则被认作现实可行。既有CBM研究亦多聚焦于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在保持盈利和竞争力的同时实施循环性，往往遵循增长导向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且理论化不足那些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社会导向型、非正式、社区基础及非资本主义企业。
如果循环经济的社会维度薄弱或模糊，向循环经济转型可能使线性经济中已有的不正义长期存续甚至加剧，无法解决其最初旨在应对的问题。因此，社会正义必须被明确纳入CBM的理论基础，否则该概念将不断未能触及它试图解决的持续问题的根源。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提出核心研究问题：“社会正义如何被嵌入CBMs？”并旨在识别有助于维护认知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这三种社会正义要义的现有干预措施。
**二、研究方法概述**
为回答研究问题，研究人员采用Verleye等人（2024）的结构化方法开展系统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以桥接CBM文献与另一研究领域。研究团队在Scopus和Web of Science两大数据库中，以“circular”和“business model”结合正义相关术语（如equity、equality、fairness、inclusion、ethics、responsibility等）进行灵活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检索，初步获得1852篇文章。经过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同行评审学术论文、2019年起发表、属商业/管理/环境/社会科学领域、英文撰写）、去重（余751篇）、标题与摘要筛选（排除632篇，余119篇）及全文分析（再排除64篇），最终确定55篇文章作为分析语料库。研究人员采用溯因分析方法（abductive approach），结合整体编码与初步编码，以认知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作为起始代码进行分类，继而通过模式编码识别二阶主题，最终提炼出嵌入CBMs的社会正义干预措施。
**三、研究结果**
**3.1 认知正义（Recognition Justice）**
认知正义关注对所有行动者的充分承认，使其能够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表明，将认知正义融入CBMs可通过重视替代性社会生态视角与边缘行动者、以及通过包容性设计和教育提升各类行动者参与循环经济的能力来实现。具体干预措施包括：将社会与生态观点纳入循环解决方案、重新思考优先事项（以充足性、再生、代际公平等替代短期利润最大化）、尊重地方文化与社区（如尊重原住民习俗、保障社区获取权）、识别并重视更多元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与需求、围绕关怀公平与平等获取设计解决方案（如模块化设计、分级定价、租赁服务降低准入门槛），以及开展教育与意识提升活动（如维修技能培训、可修复性评分）。
**3.2 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
程序正义关注将所有相关行动者纳入决策过程。研究表明，将程序正义融入CBMs可通过实施更广泛、更有意义的代表性，以及鼓励组织和供应链中的充分参与和治理来实现。具体干预措施包括：在设计与创造过程中纳入用户和客户参与（如将终端用户视角纳入厨房设计）、与多层次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发循环解决方案（如与公共、私人和民间社会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发消费者导向型商业模式）、实施参与式治理与决策（如允许客户通过RFID和区块链技术干预采购决策、通过多次社区会议传达信息）、以及通过审计、认证和数字技术实现负责任和道德的供应链实践（如追踪冲突矿产来源、执行供应商行为准则）。
**3.3 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分配正义关注利益与负担的公平分配。研究表明，将分配正义融入CBMs可通过财务和非财务干预措施重新分配负担与利益，从而减轻社会负担并赋权边缘化群体。财务干预措施包括：公平和道德的融资、补偿与收入模式（如公平贸易式采购模式、降低自身利润率以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免息或低息小额信贷）、利润分享与再投资（如将70%的公司收入返还社区、将一半利润捐赠给慈善机构）。非财务干预措施包括：为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提供包容性就业（如积极雇用残障人士、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距离劳动力市场较远的人群）、以及采用系统导向的正义敏感型视角进行商业模式设计、规模化与解决方案开发（如开源共享工具和知识、“全球设计、本地制造”模式）。
**3.4 追求社会正义的策略类型学**
研究将正义干预措施按两个战略维度进行分析：正义嵌入商业模式的程度（作为附加项vs.作为设计原则），以及对主流资本主义范式的偏离程度（主要资本主义vs.超越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由此识别出四种企业追求系统层面公正结果的策略：
*正义合规与社会责任（Justice by Complia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基于法规遵从（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3D），将正义视为附加项，通过透明披露、遵守道德供应链标准、确保公平补偿等方式实现合规，无需对商业模式进行根本性改变。
*正义启发（Justice by Inspiration）*：较小型的“天生可持续”企业和社会企业实施新颖的正义干预措施（如包容性产品设计、可负担性和可及性、亲切技术），正义常限于局部范围，但可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灵感或设立新标准。
*正义增长与扩张（Justice by Growth and Expansion）*：大型企业在保持增长逻辑的同时深度嵌入正义原则（如B-Corp认证企业重视原住民传统、自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假设企业的规模、覆盖面和广泛影响力有助于使系统更加公正。
*正义系统重构（Justice by System Redefinition）*：超越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企业将正义视为设计原则（如工人合作社采用扁平化层级、民主决策结构、分布式所有权和有限利润动机），旨在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逻辑，假设企业若在设计上公正，系统也将因此在设计上公正。
**3.5 追求正义的陷阱与结构性条件**
研究指出，尽管企业有动机为正义做出贡献，资源约束可能阻碍其对社会正义问题采取一贯立场，使其将正义仅视为可在财务条件不利时中止的附加项。此外，即使企业将正义深度嵌入商业模式作为核心设计原则，仍可能无法实现系统层面的正义改善，因为对某一群体有利的行动可能最终损害另一群体。研究识别了若干限制企业层面正义干预潜力的结构性条件：其一，权力因素——掌握更多权力者更可能影响何为正义的认知，企业纳入本土知识可能沦为恶意的知识提取；其二，循环价值链的全球化性质——资源开采和废物处置的地理分布过程将社会生态负担不成比例地外部化给全球南方社区，依赖此类价值链的企业可能在无意中共同导致不正义的持续；其三，技术因素——区块链、RFID系统、产品护照等高科技解决方案常被呈现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中立推动者，但对此类技术的获取、所有权和控制可能再生产依赖与排斥。这些结构性条件共同说明，CBM解决系统性社会不正义的能力不仅受商业模式设计制约，还受主导循环活动的结构和经济逻辑制约。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社会正义与多样经济体（diverse economies, DE）框架引入CBM文献，回应了战略管理文献中关于重新连接微观与宏观分析层面的呼吁。研究发现，企业在面向社会正义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面临两个战略选择：将正义嵌入商业模式要素的程度，以及对主流资本主义逻辑的偏离程度。虽然某些超越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企业（如合作社）因其运营原则已与某种形式的正义保持一致，可能更适合实现公正的循环经济，但数据中亦存在大型（主要资本主义）企业深度嵌入正义干预的案例，也存在小型超越资本主义企业仅将正义视为附加项的情况。
社会正义框架促使研究人员质疑企业层面行动与系统层面结果之间的联系。战略管理领域传统上假设若足够多的企业追求利益，积极的社会结果将自动涌现，但企业层面的理性或利益并不必然聚合力系统层面的理想结果。DE框架推动研究人员反思为何仅将（资本主义）企业视为经济的相关行动者，为何聚焦于价值捕获和竞争优势，同时承认非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行动者、所有权结构和协调机制已经产生积极的社会生态结果。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正义视角可帮助企业审视和重新设计其意图良好的循环活动，在利益相关者中合法化其“社会经营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政策制定者和第三方部门可运用三重要义来审视和支持企业活动，弥补可持续投资定义（如欧盟分类法）中的缺失环节。
研究结论指出，通过在CBMs中嵌入认知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原则，企业可以采用一系列干预措施（如工作插入计划、开源分发、利润分享、负责任供应链实践、可及性设计、充足性方法和亲切技术）在系统层面推动公正结果。与“追求正义与商业目标不相容”的观点相反，研究证实企业确实可以为公正结果做出贡献。同时，研究识别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运作的企业层面正义干预措施解决系统性不正义的局限性，强调实现社会公正的循环经济不仅需要关注商业模式设计，还需关注企业层面行动与系统层面结果之间的联系。正义视角可帮助企业将其“社会经营许可”合法化，并获得利益相关者和所在社区的持续接受与支持。
